书城历史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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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秦汉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十六)

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流民运动在文化史上留下了更为显著的印迹。

《后汉书·刘焉传》:“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三国志·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魏书·卫觊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因中原战乱,南方成为移民运动的基本方向。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曹操“欲徙淮南民”,“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建安十八年,曹操“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其民宁南而勿北,体现出流民运动的共同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又是此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地区转移的基本条件之一。

流民运动是传统农业社会反常的文化现象。它与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劳动民众的极端困苦互为因果,往往与黑暗政治和残破经济共生。然而另一方面,流民运动的影响有时又可以成为改良政治结构、调整阶级关系、改善经济面貌的条件。同时,流民运动作为一种规模惊人的交通形态,又促进着各文化地域之间的交流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

《盐铁论·未通》中文学说到流民之发生:“树木数徙则矮,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征赋常取给见民,“大抵逋流皆在大家俞樾云:“‘逋流’应作‘逋负’,盖大家所逋负,吏不敢责,而责之细民,遂至流亡矣。若云逋流皆在大家,则义不可通。”,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看来,流民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总是自然灾变,而往往在于为政之“刻急”。汉哀帝时,鲍宣上书论列“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也说天灾并不是导致民众流亡的最主要的因素。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有关“流民”的简文,例如:

言流民三月三日发得至表(EPT59:623)

是流民由得出发至于表是的记录。又如:

甲渠鄣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困愁苦多流亡在郡县吏(EPF22:322)

由简文可知,“流亡”人口的涌入,是地方行政机构十分关注的问题。

除前引循吏王成事迹有所谓“流民自占八万余口”外,吸引流民回归及定居的成功的记录,还有窦融主持边塞军务,“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后汉书·窦融传》)。李忠任丹阳太守,“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后汉书·李忠传》)。汝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后汉书·贾逵传》)。第五访任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后汉书·循吏传·第五访》)。童恢任不其令,“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后汉书·循吏传·童恢》)。第五种治高密,“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后汉书·第五种传》)。陶谦为徐州牧,“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后汉书·陶谦传》)。刘馥为扬州刺史,“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书·刘馥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书·苏则传》)

执政者急切希望流民或回归故里,或就地安置,重新成为政府控制下的编户齐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后汉书·明帝纪》)。汉章帝即位初,也宣布“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建初元年(76)诏兖、豫、徐三州郡国:“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后汉书·章帝纪》)

流民归还原籍,实际上又是流亡迁转的交通过程的又一次重复。

流民看似无序的移动,作为对生存环境的自然选择,往往体现为对行政力量生硬束缚的一种反抗。因此而发生的交通行为,其实多有促进新经济区开发的进步意义。参见王子今:《两汉流民运动及政府对策的得失》,载《战略与管理》,1994(3);《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载《湖南大学学报》,2007(5);《岭南移民与汉文化的扩张——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0(4)。江南经济的进步,岭南资源的开发,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的转移,这些历史变化都与流民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