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汉长安城西南角未央宫遗址与建章宫遗址之间发掘了一处古桥遗存。考古学者根据遗迹现象推算，“该古桥木桩东西长度至少应有50米，也就是说该桥的宽度应在50米以上。桥的长度尚不好确定，但从对遗址周围的勘探和调查看，这一段古河的河床宽约60米，再加上引桥，推测这座古桥的长度至少应在100米以上”。“从地理位置看，这座古桥应是古河上的桥梁。河古称‘泬水’，其上游是‘潏水’。”王自力：《西安发掘汉代河木桥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061229。现今河作为渭河一级支流，径流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洪汛期径流量大，约占年径流量的80％以上；而枯水季节常断流”穆根胥：《西安地区水资源分布图》，见《西安地区环境地质图集》，9页，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4月。。但秦汉时期当水量可观。古桥位于秦汉时期均列入皇家祠祀对象的这条河流上，有连通主要宫殿区的功能，当时在桥梁工程和交通规划方面都应当居于较高等级。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十二渠桥“相比近”，虽然是极其密集的特例，但一般情况下，因河渠纵横，当时桥梁这种主要交通设施的数量仍是十分可观的。赵充国经营金城湟中，曾“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从枕席上过师”（《汉书·赵充国传》）。湟在今青海西宁东，距鲜水海（青海湖）不过百数十里，由高原冻土地带的施工效率，也可以说明当时桥梁的修造能力。
梁桥、拱桥、索桥这几种主要的桥梁形式，在秦汉时期都已经基本具备。
渭桥和霸桥都是多跨的梁桥。《水经注·渭水下》引《三辅黄图》中记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冯翊立之。有令丞，各领徒一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或作“桥南京兆主之，桥北冯翊主之”。也有学者以为渭桥木柱。参见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2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5月。估计桥之南北立石柱，桥中或又用木柱，木石结合，则柱数750，而间分68，为数不尽的疑问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而且据《水经注·渭水下》，“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也”。或以为铁镦即打桩铁椎，也可证渭桥木柱之说。《初学记》卷七：渭桥、横桥、便桥，“并跨渭，以木为梁。汉又作霸桥，以石为梁”王莽地皇三年霸桥火灾后，重建的新桥可能是石柱石梁。。渭河三桥均为木梁似无疑义。因而董卓可以焚桥。但“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焚苏文于横桥上”（《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说明桥面又不可能完全是木结构。桥南北两端是否采用木结构、砖石结构甚至与部分使用金属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可以留待后证。前说沙河古桥确实发现异常金属结构，其作用尚未得到合理解说。关于霸桥，则有王莽地皇三年（22）“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 的记载，最终“桥尽火灭”，据说“大司空行视考问，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汉书·王莽传下》），可以说明是木结构为主。
汉代画像中体现梁桥形式的实例，还有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四川成都扬子山2号墓汉画像砖，山东临沂白庄汉画像石，山东苍山卞庄城前村汉画像石，以及苍山向城前姚汉画像石，等等。梁桥往往成为汉代画像的主要题材之一，说明梁桥已经成为当时桥梁中最有代表性的桥型，其修造技术已经为各地区普遍应用。
《初学记》卷七引《齐地记》：“秦始皇作石桥，欲渡海观日出处。旧说始皇以术召石，石自行，至今皆东首，隐轸似鞭挞瘢，势似驱逐。”这虽然只是一种传说，但其中透露出当时可能已出现石梁柱桥的信息。《水经注·谷水》记建春门石桥：“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成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毕成。’”可见当时修建石梁柱桥的施工效率也相当高。通过山东苍山兰陵汉画像石表现桥梁的画面，可以看到以砖或石材砌筑桥柱的桥梁形式。原石存山东苍山县文化馆，参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3月。而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西间东面画像石所见梁桥，更明确表现出石作技术应用于桥梁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