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在队伍中显得“出色”，我甚至给别人起过一些侮辱性的绰号。起初，那些同学仰起脸来狠狠瞪我的目光就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但在死党们的吹捧和赞扬下，我也就渐渐麻木甚至扬扬得意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当面侮辱了本杰明。这个小个子男生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冷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我听见他轻轻地对我说：“因为鄙视，我懒得抬头。”我恼羞成怒地转过身去咒骂他，却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的父亲，我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父亲对我的管教一直非常严格。从小他就教育我，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与伙伴们真诚友善地相处。我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教训我，然而，父亲却只是走到我面前，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了两句话，说完便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那天我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久才发现自己哭了。
第二天，我非常坚决地退出了罗克斯的帮派，我不在乎他们的不解和嘲弄；我真诚地向自己过去伤害过的每一个人道款，包括我的父亲；我申请加入了校篮球队，一年后，我当上了队长……
光阴荏苒，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是非常高的个子。从当初那个青涩的男孩到现在略显啤酒肚的大叔，我永远要比同龄人高出许多。但个子不是问题，真的。我的朋友们很喜欢和我聊天，他们常常仰起脸来对我露出会心的微笑。我儿子个子也很高，当这个家伙开始为自己的高个子烦恼时，我就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两句话，也就是父亲当年敲醒我的那两句话：
“你只有尊重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既然大家都要仰头和你说话，请给他们一个仰视你的理由。”
泰斗迂得可爱
叶辉/文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些学业顶尖的大专家、大学者，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是低能儿，学业上的辉煌和生活中的愚笨形成鲜明的对照。
未婚妻叫啥
毫无疑问，哲学是世界上最能使人聪明的学问。按照这个逻辑，学哲学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不见得。有事实为证。
中国科学院的沈有鼎，是著名逻辑学家。但是，大学者有时迂得可爱、呆得可爱。
沈先生因沉迷学业，误了个人婚事。年岁渐长，方找到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对象，于是，两人商定结婚。
那时，结婚登记要开介绍信。这位沈大专家兴致勃勃来到单位开介绍信。
“你的未婚妻叫什么名字？”工作人员问。
沈有鼎竟想不起来。于是，他打电话，找到女方所在单位。
“请问你们厂一个女同志最近要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沈有鼎结婚，你们知道吗？”沈大专家问。
“知道啊。”对方答。
“请问她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
“我就是沈有鼎，要开结婚登记证明，想不起她名字……”
结婚忘了未婚妻的名字，这在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
这“公”怎么办
金岳霖，“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泰斗也是个书呆子。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20世纪50年代初，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是，他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待了半天，见没人来找，也没事，又跑回家看书去了。
后来学校只好解除他的行政职务。
老婆像熟人
徐州女作家袁成兰曾写过她的夫君，那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懂人际交往”的知识分子，一个历史学教授。
这位书呆子思考问题时目不斜视，连老婆都认不得。袁成兰写自己的丈夫，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一次，她从乡下回来，下了车，肩扛手提，大包小包，恰逢丈夫下班，她赶忙迎上去，谁知丈夫见了她点头一笑，继续走路。
她奇怪了，丈夫不认识自己啦？便故意不与他招呼，紧跟着他，见他目不斜视，继续前行。她累得满头大汗，他旁若无人地走路。
到家门口，他进了门，准备关门时，才发现门外的妻子，惊讶地问：“咦，怎么是你？”见妻子肩扛手提，累得汗流满面，这才醒悟：“刚才，我好像在哪里看到你哦。当时看到你，我觉得像个熟人……”
呜呼哀哉！老婆成了熟人，倒真是个熟人，同床共枕数十年的熟人！
的确，有些大智慧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非常可笑的一面。对此，一些聪明人常常讥笑他们是书呆子。诚然，在这些聪明人面前，这些学者是既呆又傻。但是，不呆不傻的聪明人，能不能也像那些书呆子一样在某方面干出成就来呢？
张丰毅男人本色
王陈/文
就生活习惯而言，在影视圈，张丰毅绝对是个异数。
有一次和很多朋友在一起吃饭，大家开始喝酒，张丰毅照例要了杯牛奶。酒过三巡，别人都酒酣耳热，话也越来越多，只有张丰毅仍在那里不紧不慢喝着牛奶。李强凑过来问他：“哥哥，你困了吧？”张丰毅说：“对。”李强立即说：“那你可以走了。”
张丰毅只好回家。
生于1956年的张丰毅，如今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他最在意自己的男人形象，在他的生活里，运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或者说，是对运动的喜爱，才成就了他一直以来的男人形象。
十几年前，张丰毅积极组织“梦舟”明星篮球队，自任队长。“梦舟”篮球明星队每周坚持训练，从未中断。和许多旨在作秀的明星运动队不同，“梦舟”的要求只有一条：来这里就是打球的。他们甚至“开除”过一个队员，罪名是“主动和记者搭讪”。
说起“梦舟”队，张丰毅就像打开话匣子，乐得合不拢嘴：“运动让人愉快，你要快乐，就去运动。干我们这行，如果有个好身体，能多塑造多少人物啊。每次打完球，大家再一起吃个饭，聊聊球，然后愉快地分手。”
至于打球中的其他乐子，数不胜数。
方子哥体型较富态，1950年出生，在“梦舟”队里，算年纪大的。
有次打球，方子哥突破上篮，结果被孙松给盖了。方子哥很生气，他指着张丰毅说：“丰毅你过来一下。”张丰毅连忙跑过去，方子哥严肃地说：“孙松这小兔崽子盖我！我一老同志上个篮，我容易吗？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样怎么当演员啊？你当队长的不能不说话。”
张丰毅肚子里笑得发颤，但是脸上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说：“是的，是的，我必须说话。”他转身朝孙松招招手：“你过来一下。”
孙松老老实实过来，张丰毅把方子哥的话重复了一遍：“老同志上个篮容易吗？你为什么要盖他？”
孙松说：“我这不是防守吗？”
张丰毅一瞪眼，说：“方子哥上篮不能盖。”
孙松很虚心，连声道：“知道了，知道了。”
比赛继续进行。没一会儿，又是方子哥拿球，只见他抱着球就往里面冲，孙松元来在篮下，见方子哥来。“嗖”一下溜没影了。方子哥进球了！
张丰毅把孙松叫过来问：“你为什么不防？”
孙松一脸无辜，说：“不是你说不能防吗？”
张丰毅急了，说：“不防你也不能跑啊，你得站在那儿！”
孙松说：“队长，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方老师上篮，我必须装着在防守，但又不能真防，是不是？”
张丰毅说：“这就对了。”
孙松想了想说：“队长。这个劲儿有点难拿。”
杨绛：人生边上觅归途
柴爱新/文
钱钟书、杨绛，还有女儿钱嫒，组成了杨绛引以为豪的“我们仨”。1997年早春，钱嫒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如今，只剩下97岁高龄的杨绛独自寻觅归途。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留学日本，后去美国，是当年中国法学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而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也是知名学者，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让杨绛夫妇的行事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名流的遗风，清高，淡定。
20世纪80年代，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以书面形式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她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
对此，钱钟书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解放之初，杨绛夫妇本可以出国，却选择留在了国内，“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作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走到人生边上》）
新中国成立后风云激荡的岁月中，欲作“驯顺的良民”的杨绛夫妇对政治持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他们不屑纠缠到政治斗争里面去，好多次运动，他们都不参与，不发言，也不揭发别人，不害别人。”与杨绛同事多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说。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杨绛表现出了独有的风骨和智慧。
20世纪50年代，杨绛为了避免写文章带来麻烦，开始“遁入翻译”，她在50年代翻译了《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在60年代和“文革”期间翻译了《堂吉诃德》。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将饮茶》）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蓝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打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史蒂夫·鲍尔默：天才背后的天才
张文佳/文
2008年6月27日，世界科技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的日子。这一天，比尔·盖茨正式退休，离开了他亲手创办并工作了33年的微软公司。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将搬入盖茨离职之后腾出来的那间办公室，正式接替盖茨成为微软新的领头人。事实上，8年前史蒂夫·鲍尔默已经开始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只是因为比尔·盖茨，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鲍尔默，这个与比尔·盖茨不同的另一类天才。
外界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那就是：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就不会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诞生；如果没有鲍尔默，就不会让全世界都用上Windows操作系统。正是因为两个聪明人传奇般的友谊和亲密无间的合作，才建立起这颗蓝色星球上最宏伟的帝国——微软帝国。
伟大的友谊：一生最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