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士兵恩海在德国公使坐于轿中毫无防备之际，将其射杀。上一章结尾处摘引的奏折记述了恩海被抓捕及执行死刑的过程。
诸臣上奏太后，祝贺大清朝能够拥有如此忠勇之士。恩海为国效忠，勇气可嘉，死得其所。但平心而论，稍微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皆不会忘记袁昶和许景澄，他们满腔英雄热血，堪称凤毛麟角的道义先勇，为了国家大义舍身就义。若中国能够多些如此之人，百姓就没有任何理由担忧其国家之未来。
二位勇士所作所为值得敬佩，我们在本章特将两人就义前所上奏折摘录如下，奏折斥责义和团，语锋直指太后身边的奸佞之人，劝谏太后不要一错再错。
他们的英名受到国人敬仰，他们的勇气和无私的爱国主义在死后得到认可，他们的名誉得到平反，当今的摄政王下了一道谕旨，将二人之名列入了贤良祠。
被处决不久，袁昶的儿子写了一封哀告，于1900年9月将袁昶的死讯通告亲友，并传于亲朋好友间，赞扬了其父的忠勇，表达了自己的哀伤自责之情，内容摘录如下：
先父仗义执言，直面邪恶之势，继而招祸。现将此函告于诸亲友。
今年五月，拳乱兴起，先父任总理衙门行走，对形势倍感焦虑，其同僚许景澄亦有此感。太后三次召见王公大臣，吾父皆以言相劝，称义和团不足为信，奏曰：“臣亲往东交民巷查看，见拳民横死街头，大部分为枪炮所伤，绝非其所称刀枪不入。应将他们逐出官军，立斩无赦。”闻此言，皇帝转身，询问许景澄：中国之强大是否足够抵抗外国？而外国兵力又是如何？许景澄遽奏，言：中国兵力弱小，万无可能战胜万国列强。皇帝闻知，执其袖唏嘘不已，悲痛万分。许悲痛退下，与吾父共同草拟联合上奏之文。
随后，炮轰使馆区的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吾父对许言：“屠杀外国使节违背国际公法。若外国使馆被毁，列强定派军报复，吾国将何如？我二人必须阻止这愚蠢之举，即使有性命之忧亦在所不惜。”两人二次上奏，但奏折并未发表。虽未发表，那些支持义和团的王公贵族也因之惧怕，暂时减弱了对使馆区的攻势，皆因此奏折之功劳。但从此之后，吾父与许的政敌日益嫉恨二人。
六月末几日（7月15日至25日），外国军队蜂拥至北京，吾父对许言：“既然横竖都是死，何必在此犹豫不决？”二人第三次上奏。奏折称当前形势危急，现今王公贵族及军机大臣也支持义和团，协助蒙蔽圣听。要避免灾难、阻止洋人，唯一出路就是彻底镇压义和团，为此应先处决几位肇始的王公大臣。此奏既上，吾父谓吾母曰：“事已至此，不管我言还是保持缄默，都必死无疑。与其被这些奸佞之臣谋杀，不如死于司寇。若吾死而朝廷认清险恶局势，吾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全家皆围着吾父悲泣。他镇静自若，对我们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求。然汝等是留于京城抑或回南，皆由尔等自行决定。”他接着以忠义爱国之道谆谆教导。
七月初二（7月27日），先父被抓送至刑部。次日下午一点，吾父被杀，恪职尽守的一生就此完结。行刑之地围满了义和团暴民。他们诘问吾父为何仇视义和团，上奏批判他们这个爱国军团。吾父蔑笑道：“大臣谋议国事，出自责任，尔等岂能明白？”
闻狱卒言，吾父与许景澄在狱中畅谈自如，从容索要纸墨，写了二十多张，但是被义和团拳民发现并焚烧。是遗疏？还是遗嘱？我们不得而知。呜呼！痛哉！我们未能尽孝，现在只能强忍悲痛，吾母尚在，吾等还要悉心照料家父遗体丧事，需要强打精神，忍痛奉孝。本月初八，全家将吾父灵柩暂时安置在杭州“广友园”，后陪伴吾母至其老家。在先父墓旁立碑，哭泣致哀。”
如果说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堪称大勇，那么两人无愧真真正正的英雄。阅览两人奏折，能够让我们想起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英雄。他们的高尚品格，深邃的思想，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到苏格拉底、塞尼加和普林尼，正是这些人的精神构成了欧洲文明中高尚情操的典范和渊源。这种舍小义而求大义的精神力量，也是日本强盛起来的根基。三封奏折中的最后一封，堪称绝唱，彰显了他们的远见卓识、诚挚与英勇无畏。第一封奏折虽然是以袁昶个人的名义呈上，却是由两人合作草拟。
许景澄曾经担任俄国和德国钦差大臣，因此在外交领域颇知名，但在正直廉洁和爱国之情上不及袁昶。然而，他因国家大节英勇就义，为国尽忠，足以弥补之前的不足。
袁昶的第一封斥责义和团的奏折，于1900年六月二十日呈上。内容如下：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6月12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公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咨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
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团等名目之事，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
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1895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刀试其技，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为乱民，实已明白昭著。
臣于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始而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饬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裕禄），观望迁延，养痈成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堂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
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乃至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为罪大恶极，万不可赦。
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北城乃京城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士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难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
十六日（6月12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 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内城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下面提出了一些剿灭义和团的军事措施建议。）
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六七等日（六月十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折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
京师军民数百万，受国厚恩，实无一谋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志自大定。城匪既清，各国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
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诰》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势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抚之，亦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
注释：① 距离使馆区地带北部约四百码。举报复，祸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哄斗，喋血京师，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
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艰，乃可审机因应，所有密筹目前急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弭巨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