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朝内部来说，也有一个对买办重新认识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减弱。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1861~1894）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有了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因为李鸿章也看到了，利用广东买办既通洋务又有实力的同乡网络是最为现实的招商手段。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兴人士发起的一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清政府对洋务的态度及演变进程，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所能进行的广度和深度。洋务派在清政府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也直接决定着洋务运动的走向及介入洋务企业中的操盘手腾挪空间的大小。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派中占居首位，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中国开平煤矿的筹办者和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的创建者，李鸿彰评价他，“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1892年，唐廷枢去世，十三国领事馆下半旗志哀。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唐廷枢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当然，也有外国人指责他，在东方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然后再运用习得的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徐润是唐廷枢的助手，他的一个雄心就是要开拓国际轮船航线，让龙旗在美国和欧洲的港口上飘扬。1873年轮船招商局派“伊敦”号航行到日本的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开辟国外市场。1879年招商局派船航行到美国檀香山，第二年派船航行到美国旧金山，第三年，招商局轮船的龙旗终于飘扬在了英国伦敦的港口。招商局的远洋航行虽然由于西方的干扰很快停止，但这在国运不昌的晚清属于一件彰显国威、鼓舞民心的喜事。
徐润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属于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八九家。徐润家族祖籍河南，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更是19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
郑观应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粤汉铁路购地局、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他不仅是商人，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1879年9月5日《申报》记述：“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唯广帮为富。”
作为一个群体，买办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上海开埠后。当越来越多的洋行排除了语言障碍绕过买办而直接同中国打交道时，买办的作用和地位就逐渐降低了。这一变化是从日本洋行开始的，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效法。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华界沦陷，公共租界和外国租界形成“孤岛”，买办制度逐渐被废除。1960年，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称呼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5年后，汇丰银行的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最后一个买办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孙毓棠、汪敬虞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除了上表外，经李鸿章倡导、支持，又淮系成员兴办的，还有徐州利国峄煤矿、山东登州铅矿、平度金矿、淄博铅矿、湖北长乐、鹤峰铜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上海伦章造纸厂、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粤闽商人：一场起义的分水岭
一个新商埠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缺少不了两种人，一是商人，二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鸟船，其船主和水手多为福建人。在传统船业和中国海政历史上，福建人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近代轮船制造厂就在福州马尾，这是一例。在调任陕甘总督前，左宗棠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当时，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也设在马尾。
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在建厂的同时，他在福州定光寺和仙塔街设立两处求是堂艺局，挑选聪明子弟入堂学习，这是我国培养近代化海军人才的开始。1867年，求是堂艺局移设马尾，次年又设专门培养技工人才的艺圃，造就了大量海洋军事和科技人才。
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一万人，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就占了13%，且“工匠皆闽、粤、宁波人”。1905~1912年，清政府将船务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其首任督办叶祖珪是福州人，少年时进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学习，与严复、邓世昌等有同窗之谊。总办吴应科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归国后长期在海军供职。继任督办萨镇冰也是福州人。
上海开埠后，轮船运输业兴起，这一群体一度为生计所迫，烟、赌、娼无所不为。上海福建人不仅人数多，且群体个性突出，商人极富，水手和雇工极贫。原本就乡土观念强，族群意识深厚，再加上语言与地方方言格格不入，好勇斗狠的个性与上海本地人的温文尔雅截然不同，福建人在上海人群中显得特别与众不同。用《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一书中的话说，他们将福建人的落泊、骁勇好斗、极善铤而走险的个性留给了上海。
185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报中说，上海邑处边壖，五方杂处，“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
这里所提到的小刀会起义，就主要与闽粤人有关。1849年前后，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传入上海。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这成为他们起义的诱因。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在1759年建造的，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响力的体现。在18世纪中期，比泉漳会馆更早的会馆无非是湖州会馆，清乾隆初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
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当时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临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语言相通，广东、潮州和福建三方同乡互相帮会，甚至在1739年的天津组织了闽粤会馆。
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就是小刀会起义的幕后积极筹划者之一。至少三所闽商会馆卷入其中，除了泉漳会馆，还有点春堂和兴安会馆。其中，点春堂是福建帮的指挥所。这次起义由广东人刘丽川、潘启亮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进行。1853年9月上海知县袁祖德被击毙，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的吴健彰被活捉。
吴健彰是与小刀会成员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李仙云曾是吴健彰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他纠集闽粤游民，创办团练，公开的说法是抵挡太平军，暗地里却在为小刀会积蓄力量，而刘丽川是吴健彰的同乡兼朋友。
吴健彰出身寒微，早年以卖鸡为业。20岁时，他开始尝试与洋人做小额买卖，后来在广州洋行做仆役，游走广州、澳门之间，充任洋行司事与买办之职。由于他乖巧勤快，善于揣摩洋人心意，更学得一口流利英语，所以很受洋商器重。
1832年，41岁的同顺行商人吴健彰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并于1842年来到上海，比刘丽川早7年。与刘丽川从事糖业和丝茶生意略有不同，吴健彰主要经营茶叶贸易和贩卖鸦片。
江海关、上海道，都是当时的肥缺，一手握政权，一手握财权。吴健彰为什么能入主这两个职位？与前两任相比，吴健彰的优势就在于对洋务比较娴熟。
宫慕久是上海开埠后的首任道台，原籍山东东平州，出身书香门第，1819年中举，之后在云南边陲当过小官，并无办理外交的经验，1843年5月被保举为苏松太兵备道。在江苏巡抚孙善宝的眼里，宫慕久“质直出于自然，廉介本乎天性”，这样的人放在对外商务管理中比较放心，具有培养潜质。
宫慕久在任内办了一件洋务，让他博得了“擅长夷务”的名声，这也成为日后其他口岸城市效仿的做法。这件洋务就是将外国人与中国人分开居住，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减少外国人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维护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最后的方案是划定一块地方让外国人租住而不是购买，租期不限。除支付租金外，租界还要向清政府纳税。经过两年的谈判，英国人率先获得了一块面积830亩的居住地，这就是最初的租界雏形。1847年3月，宫慕久升任江苏按察使，类似于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长或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官，但他时运不济，到任不久就去世了。
1848年4月，又一位上海道台咸龄被调离，这与发生在3月的上海青浦事件有关。上海开埠时，对外国人出入上海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为限，但3名英国传教士超越了这一规定，擅自到距离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传教士“受有轻伤”。
英国驻上海新任领事阿礼国迅速做出反应，以英舰扣押了停泊在上海港的中国漕运粮船1400艘，以此要挟清政府。为化解这场冲突，两江总督李星沅就撤换了咸龄，相关人员受到惩办，并向英方赔偿300两白银。还有一种说法，宫慕久与他的满人继任者咸龄都是官僚出身，不熟夷务，对开放贸易、办理外交的行政治理无所建树，这是他们被调离的关键。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与文化认同，有别于儒家传统文化与士绅阶层的政治生态，委派内地仕官或者具有显赫军功的满、蒙贵族充任上海道台，与上海文化和地缘政治格格不入。
青浦事件发生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都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容易沟通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新的上海道台的理想人选。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认为，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中外态势选择了吴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