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在中国商帮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的历史进程中。
1492年，叶淇在徽商的建言下发动了一场盐法变革，中国的商帮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次变革，无意间拉开了晋徽盐商上百年历史演变的序幕。这一序幕的源头当从1424年朱棣病逝说起。
1424年，明朝货币史的拐点
病逝前，朱棣正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从北征途中返京城。逝前，他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原吉爱我。”
朱棣所说的“原吉”，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五朝老臣夏原吉，他以犯颜直谏著称。对于朱棣用兵，他并不赞同，因此被朱棣打入大牢。在明朝历史上，人们多看到夏原吉敢于直谏的一面，却鲜有人看到其在明朝白银本位化进程中所发挥的源头作用。
就在朱棣去世的1424年，夏原吉官复户部尚书。他向新上任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提出了放开银禁交易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批准，这将是明朝货币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
明朝前期，纸钞的价值稳定，金银、铜钱、纸钞三种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说，明朝时，中国的市场存在着两种货币系统，一种是作为日常买卖使用的铜钱和白银系统，一种是作为交税使用的纸钞系统。
在银铜没有上升到交纳税赋功能之前，纸钞的作用就是交税，还包括应付关卡和作为政府的官俸。大明宝钞始印于1375年，从一开始就被明政府推到了本位货币的地位，这是仿效元朝的做法（从元世祖开始至1287年，元政府一直发行和使用纸币——至元宝钞，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但大明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明太祖不得不在1395年下令禁用铜钱，并限令军民、商人在半月之内，将所有铜钱收官，依数换钞，并下令“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之”。
1398年，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概以金银定价，“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明政府再次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为增加纸钞的政府信用和减少官方对粮食的需求，1402年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官俸六成为粮食，最低级的官员只收到两成，其他官俸则发放纸钞。后来，在都督府和都指挥使司、各省和诸王的封地完全领取稻米作为薪俸的官员，也部分接受了纸钞。
1405年7月，郑和第一次率队下西洋。在下西洋之初，明政府大量使用纸钞作为交换货币，但伴随着纸钞贬值，外国使团不再收取纸币作为官方交换物，明政府不得不在1408年开铸永乐通宝，且做工精良。同年，明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再次申明严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即处以死刑。第二年，明政府“又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钱”。
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政府对铜钱的政策泾渭分明：在对外贸易中可以使用，但在国内禁止。铜钱与兵器、丝绸、陶瓷、黄历以及儒家伦理经典、六经、诗词传记、医学针灸等著作一道，被郑和船队带到西洋广加赠赏，交换贡品。
当国内收藏界还惊诧于永乐通宝钱币在国内出土为数不多，甚至在许多明清时期的窖藏钱币中也不见一枚时，在南海和海外却有大宗的发现。从日后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等国及南海出土了大批永乐通宝钱币的情形来看，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堪称是中国货币在亚非大陆的推广史。明朝在当时的世界地位，决定了明朝铜钱与其前代的铜钱一样，在600年前是亚非贸易尤其是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客观上是近现代中国货币走向亚非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推广。
明政府纸钞购买信用力的下降，加速了铜钱的铸造和外流。作为纸钞、铜钱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伴随纸钞的贬值、铜钱在郑和下西洋中的透支和在国内市场的缺位，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对此，明仁宗朱高炽似乎心如悬镜，一上任就与户部尚书夏原吉探讨货币紧缩之策。
之后，两条政策被执行：一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纸钞，以强令纸钞流通和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允许有钞之家用钞中盐，将旧钞根据情况折收，烂钞全部焚毁。
与此同时，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那就是同意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做的这一决策对整个明朝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成为叶淇变法的一大背景。
明朝是一个缺金少银的朝代，在国内外不少专家看来，是白银货币化及本位化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认为，将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等于将明朝的央行搬到了拉美矿山。如果这种观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1644年明朝的灭亡，早在明仁宗放开银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之后，用银做载体纳税充役的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在郑和下西洋所采办的物品中，除珍奇异宝、珍珠、珊瑚、麒麟、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外，末期也出现了铂金的影子。
耿升在《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认为，中国以其威望和典型朝贡贸易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某些财宝。在1433年之前，中国收到各国进贡的白银与黄金数量不菲，譬如从朝鲜获得了16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从安南获得了千余两黄金和2万两白银，所以有一种说法，后期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寻找金银的使命。
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并在同年逝世。根据沙朝振的说法，1435~1503年，明政府在近70年间没有铸造铜钱投放国内市场。日本则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地位日益上升的白银来换取中国铜钱，这对明政府多少有些投桃报李的味道。在1432~1547年中日第二期勘合贸易的第四次遣使贸易中，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领赐物品以外，还要求特赐铜钱和书籍，公然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作了如下记载：“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侍周急。”
明政府答应了足利义政的这项要求，但不幸的是，这批铜钱在归国途中，遭到日本大内氏的袭击而被夺去，所以在第五次遣使时，足利义政又申述“公库索然”，在领取赐物以外，另外要求了50000文铜钱。
铜钱不准在国内流通，并非说国内没有铜钱流通。明政府曾屡次试图通过禁止事实上的铜钱交易来保证纸钞的通行，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1436~1449）就曾下令，阻止宝钞者，追罚一万贯，并罚全家戍边。
1448年，监察御史蔡愈济上奏，虽然朝廷以钞票作为合法货币，但是北京市场仍以铜钱交易，而且每贯钞仅折铜钱二文。朱祁镇就下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即使在这种雷厉风行的政策下，民间依然使用铜钱如故。
到1449年，1贯钞仅值钱1文或银1/40两。也就是说，至正统末，钞与钱相比，宝钞贬值了1000倍；钞与银相比，宝钞贬值了400倍。
1465年，在银禁解除44年之后，明朝才解除了用铜钱交易之禁，这种情况无意加速了一个过程：白银货币化。
白银帝国的货币化实践
从事后看，明朝的中国是全球不折不扣的白银帝国。放开银禁之后，陕西首开了明朝一系列以折征白银为主线的赋役改革大幕。这一实践的背后是15世纪中期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
宣德三年（1428年）陕西巡抚张信等言：“陕西西安、凤翔诸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镇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
1430年下半年，财赋重地江南行省拖欠租税的问题比较严重，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租税就达800万石。百姓往北京运粮是租用船只，往返需要一年，耽误农事。不仅如此，运粮会有杂耗，百姓每交纳三石粮食，大约要多加一石的损耗。豪富大户不肯加交耗米，就全部摊到了小民身上，小民因为贫困就一逃了之，导致税额愈缺。周忱以工部右侍郎兼江南巡抚的身份，被派往江南总督税粮。
周忱创造平米法，下令均摊交纳耗米，并将纳粮要用的铁斛定出标准样式交给各县，防止有人用此作弊，一举解决了拖欠问题。同时，周忱发现，民间每年把马草运到两京（北京和南京），劳费难以估算，于是，他就将每束马草折成白银三分，在南京则将所折的银两就地买纳。北京百官都要持帖到南京领取月俸。米贱的时候，俸帖七八石，换得白银一两。周忱又检查出税重的官田和极贫的农户，准许其两税折成金花银交纳，每两抵米四石，解送往北京用来兑换俸禄。这样百姓杂耗很少，而官俸常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