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条轨迹来显示宁波帮在上海的成长路径，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1783~1846）、李也亭（1808~1868），前期与中期的过渡人物为叶澄衷（1840~1899），中期以严信厚（1828~1906）、朱葆三（1848~1926）为代表，后期则以李也亭的孙子李云书、虞洽卿（1867~1945）、宋汉章（1872~1968）、刘鸿生（1888~1856）以及方家后代方液仙（1893~1940）等为代表。
“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的评论。1890~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余人，这一时期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又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多万，而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约为498万人，每5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宁波人。
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的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90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总人数的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法商东方航业公司华人董事、法商达兴银公司华人总理）、虞洽卿（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傅筱庵（美兴银行和长利洋行买办）、许春荣（德华银行买办）等。
买办转型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者或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和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商帮史上最耀眼的群体。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此前资产雄厚的山西太谷曹氏家族，正坐吃山空。曹家全家老小每日山珍海味，还吸食鸦片，雇的佣人多达370余人，家兵养了500余人，每年家用开支10余万元。除购田置地外，山西祁县富商渠源浈的资产有三四百万两白银，而他却将银两窖藏了起来，没有让它们增值。其他晋商也过着奢侈而无所追求的生活，丧失了先辈创业的动力与方向，逐渐为时代所抛弃。
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新兴工商业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从船舶与机器修造业开始的。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的虹桥开办永昌机器厂，拉开了宁波商人在上海工业方面大显身手的序幕。之后6年内，何德顺、郑良裕、周梦相分别在上海开办了广德昌机器厂（1885年）、公茂机器船厂（1885年）和大昌机器厂（1888年）。1894年前，在上海类似的工厂仅14家。
之后，黄楚九于1887年接盘中西大药房，1890年创办中法药房；严信厚于1888年参与设立恒丰纱厂，1889年与朱葆三参与创办上海第二家华人西药房华英药房（第一家华人西药店在1888年由上海人顾松泉设立），1894年投资中英药房，并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富贾集资45万两白银，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叶澄衷于1890年涉足火柴行业，1892年创办纶华缫丝厂。期间，严信厚还与叶澄衷、朱葆三参与投资了中国最早的通商银行，并与周晋镳等人参与创建了华新纺织新局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
拐点式人物严信厚
1910年对于宁波商人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年份。所谓质变是指宁波人在上海滩的话语权、影响力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宁波商人在上海滩的前期打拼是一种量能积累的话，那么这种积累的关键时刻离不开一位叫严信厚的宁波商人。
早年影响宁波商人的标志性人物主要是两位江苏人，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无锡张謇，一度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浙江人）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加入该会成为会员。
但在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将目光由张謇身上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随之被后起而上的宁波人所占据，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从此逐渐执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时期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其与袁世凯就早期洋务企业的权利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其捍卫家族利益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会所，是其所办的对整个中国商界都具有意义的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都以宁波人为班底。
早年李鸿章倚仗广东香山买办，但当盛宣怀出面将香山买办一个个“扫地出门”后，他或许没有想到一个后果，那就是香山买办的缺席给洋务事业所带来的遗憾，并不是其他的区域商人可以弥补的。从此时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商人对工商业的投资欲望最压抑和沉闷的10年。
盛宣怀一直在寻找自己羽翼丰满的那一刻，李鸿章去世后，清朝再没有可以倚重的权臣，盛宣怀的机会来了。当他具有话语权时，他也寻找到了新的倚仗目标——宁波商人。作为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的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成为宁波商人的力量代表。
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吸引了严信厚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其更强的代表性和兼备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严信厚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在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就是由他创办，资本银100万两，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设立分号10余处，他还在上海、杭州、汉口、宁波等地投资有大量钱庄。
严信厚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商，只不过，他的官色和权势要比盛宣怀小很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其第一任会长就是严信厚。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以会议公所的名义筹款12000两白银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而成为首任会长。之后，天津、京师商务总会先后成立，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一批商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严信厚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似乎也实至名归。
辛亥革命后，因上海商务总会领袖由清政府商部委任，新政府决定解散上海商务总会，并于1912年6月11日将其改组为上海总商会。虽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换了两次，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却变化不大，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在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近乎开玩笑地说：“上海总商会似乎只能算是四明会所的一个分所。”至于在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内部，宁波商人也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两位世界船王的宁波读本
董浩云和包玉刚是两位宁波籍的世界船王，他们虽然不是在上海发家，但在他们的成长背景里，都离不开宁波商人在近代航运业的独领风骚。
因看到新兴的轮船业有利可图，叶澄衷曾请求集资成立私人轮船公司以与外商竞争，但被李鸿章拒绝。1891年，镇海商人戴嗣源创办戴生昌轮船局，成为长三角地区开办最早的民族内河轮船企业。到1896年，该公司拥有轮船9艘，活跃于长江沿岸。
1906年，朱葆三与同乡陶祝华、杨晨、朱似兰、李秀松、俞梧生等合资创办了越东轮船公司。从1916年起的3年内，他又联合同乡蘅牕、盛省传、傅筱庵等，先后创办了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轮船公司，并组建了轮船集团。1922年，同样是通过同乡力量，他与许廷佐、丁梅生、陈箴堂、范锦章等人合作创建了舟山轮船公司。
1923年，朱志尧与苏北巨商杨在田合办了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杨线，他向中法求新造船厂定做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两艘，价值40多万元。
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抗战前，虞洽卿投资近代轮船业的资本达450万元。1935年，我国轮船总吨位为67.5万吨，其中，虞洽卿一人拥有大小船只65艘，吨位9万吨，约占13%。
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曾考察了中国各地的航运业，1926年，他写道：“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
也是在这一年，重庆人卢作孚东拼西凑筹足了5万元创办了民生公司，在6月份开进川江——这家公司就是一艘船。而日后成为世界船王的宁波人董浩云和包玉刚，这时也分别才15岁和8岁。
董家的祖父以制衣为业，董浩云的父亲董瑞昌先开办印刷所，后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开设源森玻璃五金号。父亲在生意受挫后回到老家，留下董浩云一人在上海。此时，董浩云对海洋的兴趣，达到了“以船为第二生命”的程度。192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考入由江苏金融家周作民兴办的亚洲航运训练班，1931年被派往天津航业公司工作，这成为董浩云事业和爱情的转折点。
董浩云自学了英、法、日三国文字，并能运用自如。一天，一艘来自浙江宁波的货轮在天津港靠岸。董浩云带着自己的小提包奔向轮边，放出钢缆，系紧。轮靠岸，他不慎被绊倒，提包内的英文字典等被抛出。这一幕正好被该船船东看见，船东把董浩云叫住，问了他的姓名和籍贯。
董浩云离去时，这个船东指着他的背影对身边的人说：“此子年纪轻轻，如此好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个船东就是当时的海运大亨顾宗瑞（1886~1976）。顾宗瑞同样是宁波人，13岁辍学到上海当学徒，后任海关报关员，直到192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关行。董浩云考入航运训练班的第二年，顾宗瑞才涉足航运业。
之后董浩云一路高升，并在1932年成为顾宗瑞的女婿。到1934年3月天津航业同业公会成立时，24岁的董浩云以天津航业公司董事会秘书长的身份入会，并被推为9名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之一。
1935年，他利用外交手段，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港务局周旋数月，将“九号码头”收归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从此，天航有了自己的码头，结束了租借洋人码头、长期受外国人无端刁难的历史。
同年，卢作孚通过联合国轮、一致对外、小鱼吃大鱼的方式，先后将重庆到宜宾的所有华商轮船并入民生公司。1936年，董浩云以《整理全国航业方案》上书国民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俞飞鹏，主张以金融力量促成航业合作，以保息制度控制无序竞争，并建议成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切成为镜花水月。
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吨位1.87多万吨，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业务，并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而在1933~1941年，董浩云先后三次创业，期间辗转上海、重庆、香港，皆因日本侵华等原因，公司要么破产，要么被接管。
1947~1948年，董浩云的万吨巨轮“天龙”号，试航大西洋，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对于这次划时代的远航，多年后董浩云和友人回忆起来依然豪情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