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
梁漱溟则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与此同时，平常只有下午才来授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意外出现在学校，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学生们支持北京同学。江苏省教育会也聚集了一群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各社会团体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上海的“五四运动”正式揭幕。
1919年5月8日，学生代表拜访了唐绍仪。此时唐绍仪正以南方政府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参加南北会谈，他向学生们说：“假如你们想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团体扩大，全国之人除了学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
唐绍仪透露说，前一天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少数的商业团体参加，而且没有一个代表来自上海商会。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联合社会各个阶层，同时要有明确的计划和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在唐绍仪说这番话的前一天，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已率先向北洋政府发去电报，要求严惩“二十一条”的当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由十几家各业同业公会和各地旅沪同乡会于1919年3月组成，其中有虞洽卿的身影，首任会长是宁波方氏家族的后代方椒伯。
但它终究只是一个新兴的商人团体，影响力不足以取代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上海总商会迟迟没有表态，直到1919年5月9日（佳日），才给北洋政府致电，要求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佳电”风波。
“佳电”发出后，上海总商会成为靶子，朱葆三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在国人看来，收回青岛是我们自己的事，日本无资格与我协商。与日协商，等于承认日本对青岛拥有权利。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总务科主任陈公哲甚至将总商会的朱葆三、沈联芳两位会长看做继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后的“第四、第五卖国贼”。
1919年6月4日当天，北京政府“大捕学生”的消息传至上海。第二天，上海罢市，从南市到法租界，从公共租界到南京路的店家，都加入了罢市。上海南北市钱业也决定，停止汇兑。“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市乃表示商人爱国之心，既罢市三日，亦自应宣布开市，以谋社会之安宁并各个人之生活，此理至明。”
到1919年6月11日，《时报》公开发表时评，呼吁商界从速开市，希望商民将开市与政府准许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分开处理，认为延长罢市并非抗议政府的唯一良法，开市与“爱国”亦不发生矛盾。《新闻报》亦有署名评论认为，罢市已使各地牺牲匪细，“苟因罢市而使工厂辍业交通断绝，则于公安秩序大受影响，一致爱国之结果适等于一致自杀”。
之后，上海总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据称，在1919年6月初上海为期7天的罢市中，商界损失高达2000万银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应者寥寥。同样的一幕曾在1905年时出现过一次，在这年的“大闹公堂案”中，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与上海道台袁海观，就曾挨户劝告租界的中国商人开市。这时，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内部，因为开市和罢市问题而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在余下的岁月里，朱葆三再没有介入政治，也极少在商界露面。晚年，他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等25个慈善公益事业。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也是由他创办的。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落魄商人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
朱葆三心中的块垒难消，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业已失落的东西以及尊严。或者，他在用一吨重的真诚来换取他丢失了的一两重的声誉。
古人王通曾说：“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这句话用在朱葆三身上，或许是恰当的。1926年9月2日朱葆三病故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马路为“朱葆三路”（现名溪口路）。
张謇：保有名声的腾挪
如果说在政治间摇摆的过程中，傅筱庵试图达到通吃的境界，荣宗敬则是硬朗的态度。
当孙传芳统治中国南方5省时，荣宗敬曾请孙传芳吃饭。当以虞洽卿、张公权、周光甫等为代表的江浙财团正在为推翻军阀混战统治而与国民党紧密接触时，作为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的荣宗敬，却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整个上海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库券的要求，以“各厂营业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为由予以拒绝。
荣德生劝说哥哥：权当火灾，烧了一家工厂，50万元相比之下不算多。但荣宗敬并不为所动，以致蒋介石心怀芥蒂，将荣家无锡工厂查封，直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说话，方才了结。
不仅如此，抗战爆发后，为求自保，荣宗敬加入了带有伪政府性质的“上海市民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成员受到了设置炸弹的警示威胁，让荣宗敬承受了极大压力。1938年1月，荣宗敬在万分忧虑之下从上海前往香港，2月10日因脑出血症复发，病逝于香港，享年65岁。
同样是摇摆，张謇则显得更为灵活。同样是首鼠两端，傅筱庵所要达到的景况，在张謇身上出现了。张謇的灵活让其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生存智慧的体现，也闪现着远见的光芒。
在晚清江南立宪派中，张謇是负举国重望的领袖人物。他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创设的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成员。1906年12月，200多名江浙闽商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张謇由维新而立宪，并被推为副会长。之后，张謇受沪、汉、粤、津四地商会公推，由汉口取道京汉铁路北上进京推进立宪，与袁世凯形成了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呼吁立宪的局面，但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远超过张謇的预料。
1911年10月，张謇旗下的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开业，10月10日晚，张謇参加完庆典准备返沪。在汉口登船时，他发现长江对岸火光冲天，两天后到达安庆时，才知发生了武昌起义。他旋即从安庆赶往江宁，要求驻防将军铁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被拒。
之后，张謇的两位立宪派友人──江苏巡抚程德全和浙江巡抚汤寿潜，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当时南方l4个省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均宣布独立。于是，张謇剪掉辫子，转向了共和。1911年12月，17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张謇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实业部总长，汤寿潜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程德全成为第一任江苏都督和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内务部总长，但都未到任。
然而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并不高，用他日记里的话说就是，“不知崖畔”，这是张謇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会面之后所作的评价，这种倾向也成为张謇日后选择袁世凯的一大注脚。张謇主张实业救国，尽管孙中山非常重视振兴实业，但强调革命是“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两个人都主张利用外资，且前提是不丧失主权，但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而张謇主张将外债、外资重点用于发展棉、铁业。
两人的分歧最鲜明地表现在汉冶萍事件上，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两个人决裂。临时政府成立，军政开支巨大，迫于无奈，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合3000万元，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其50%的股权，与其合办，再由公司转借500万元给政府以应付财政急需。
张謇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立即致函孙中山加以劝阻，强调铁厂不可与他国更不可与日本合资，他认为日本别有用心，抵押借款或出让股权均有严重后果。孙中山命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向张謇作说明，但张謇不能曲谅此事，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辞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职务。
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立宪派的梁启超、张謇等也摇身而变成拥袁派，张謇不仅替袁世凯写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上海总商会也见机站在了袁世凯的一边，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领袖刘福标在公共租界被捕，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
张謇在这段历史中改弦更张的心路历程，相信是惊心动魄和复杂的。只不过，张謇的每次选择，从与清流为伍到高擎实业救国大旗，从立宪到共和，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曾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当他发现自己眼光有误时，譬如他支持的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时，他还坚决而及时地与之划清了界限。他不仅顺从政治，有虞洽卿择高处立之意，还顺应了阶段性的民意和趋势；既有对政治的迎合，又有名声的保留，这是张謇与虞洽卿境界不同之处。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回到传统中去
袁世凯在初步稳住局面之后，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解散了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以消灭革命的苗头。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
1905年上海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是美国虐待华工、迫害华侨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此时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通电全国，以抵制相抗争，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可以说，抵制美货运动是商会突破清政府禁令、首次发起和领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初，清政府为消除官商隔阂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但商人的出格表现，显然与这一初衷相去甚远。
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工程局、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等的组建就是这种倾向的体现。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组成，负责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而体育会是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军事组织。1911年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的主要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恰卿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恰卿任名誉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上有枪。
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对此影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