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实行合作，这一指示不仅在共产党内部大起风波，大批国民党元老也持反对意见，商人也不能容忍他们成为“共产”主张的拥护者。在联俄联共政策背景下，商人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1924年2月，各军催饷，孙中山无计可施，竟打起广州善堂的主意，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引起商人全市罢市。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最终由购买军火问题而引爆。
孙中山以商团叛形既露，命令由李福林宣布罪状，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就这样，商团叛乱被镇压。之后，国民党内部将商人区分为代表大资本家、大买办等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中小商人利益的商民协会两派。
1924年，时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广州市成立了商民协会，这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小商人团体，目的是动员商民参加革命，改变以前商民“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上海商民协会延续了广州的动员，鼓励商人成为革命商民中的一员，打倒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旧商会。
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冯筱才在《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法学理论》中认为：
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商民协会成立后，原有的商会并未废除，故各地普遍呈现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局面。商民协会与商会在废除苛捐杂税、调解工商纠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商民协会成立之初，与商会组织互相渗透，二者团结合作，和平共处。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冲突产生，进而激化。
1928年10月，国民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意味着商人被再次退回到传统中去。1930年6月，上海市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改组成立170个同业公会，上海市新商会因此成立，会员组成也吸取了商民协会的成分，商会与协会之间的纷争终于有了彻底了断。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者高超群看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与政府意志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的控制力量并不那么强大，政府还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和意志，他们更在意建立规矩和秩序，如何缓解财政的压力，以及如何发展经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魏文享认为，商会与协会的争斗背后隐藏的是国民党争夺对民众运动的组织控制权的目的，尽管两者相争最终以取消商民协会告终，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商人团体重新进行政治建构的意图。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有望实现和谈。上海市200余工商团体于1946年1月14日举行时局座谈会，并致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盼望政治协商会议“结束纷争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国的方案”。1946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很快蒋介石就用战争背离了双方约定。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中这样写道：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重开国民大会，实际上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仅商会、同业公会代表，除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也难有真正的发言权。国民政府按照训政原则对同业公会及整个民众团体体系进行重构和改组，复以改组后的民众团体作为民意代表来宣示训政的合法性，其循环自证的政治设计相当完美，商人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也可能由此获得一条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只不过国民会议及国民大会本身并非真正的民意表达机构，其内在的政治空间也就很有限了。
双重自我的乱世选择
那个时代很多人具有双重自我，非商界的张君劢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银行家张公权的二哥，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精通三门外语，用德语和英语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用的都是文言文；他既热情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他既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封建家庭对妇女的压迫，却顽固反对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作为民国宪法之父，他一生徘徊于国共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两年，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同时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在商界，双重自我更多时候表现在：一个是对外的脸谱化自我，以寻求对环境妥协的理性；一个是深藏不露的自我，以寻求两条腿走路的保全。这两个自我，有的全放在明处，有的则一明一暗。中国电影先驱柳氏兄弟是前者，宁波商人刘鸿生是后者。
柳中浩的儿子柳和纲曾说过，对于与社会各方关系的处理，当时父亲与左中右、党政军、地痞流氓都得结交。所以，在柳氏兄弟的团队里，既邀请了国民党要人张道藩、潘公展出任国泰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又聘请了进步剧作家田汉、洪深、于伶等担任特约编辑，采取的是左右讨好的策略，因此出品内容混杂，既有《忆江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和《无名氏》，又有《粉红色的炸弹》、《月黑风高》和《假面女郎》等。
国民党在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曾邀请柳氏家族前往，但被柳家拒绝。对此，2009年8月《新民周刊》以《柳氏六十年：惯看秋月春风》为题这样写道：
蒋经国的建议让柳中浩与儿子柳和纲、侄子柳和清彻夜难眠，“是走是留”难以决断。“我父亲素来是无党派人士，怕的就是两碗水端不平。老人家信的只有一样：‘佛’。”那一夜辗转反侧的情景柳和纲老人直到6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后来想想，‘国泰’的根已深植于大上海这块土壤，日本人时代都熬过来了，还怕别的吗？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共产党我又不是没碰到过，都是好说话的。于是便决定留在上海，不去台湾”。
但为表示对蒋经国的一片谢意，柳氏兄弟特地组织了一个摄影组赴台拍摄故事片《阿里山风云》，这部电影正是流传至今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的出处。为此，“文革”中，柳氏家族多人被抄家、批斗、插队、进牛棚，但这个家族保持了淡然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多人长寿，柳中浩在1990年80大寿后去世。那时，强加于他头上的各种罪名早已被推翻。
有人的选择着眼于今朝，有人还试图给自我留下一个未来。刘鸿生既出世又入世，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之间，同时洞察事理，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了一条后路。
刘公诚是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给周恩来的介绍信而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刘鸿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组织民众在前线救护抗日将士，日伪组织数次派人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遭到拒绝。后来，刘公诚从延安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在一天深夜，帮助父亲化装成危重病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脱离险境。
而刘家在沪的所有产业，却被日军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身在香港的刘鸿生决心“实业救国”，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1939年，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宴请，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当刘家费尽周折将机器转运到大西南时，在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兑现其承诺。
1947年，刘公诚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以资本家的身份组织水泥生产，又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掩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险。1948年秋，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打虎”，借此推行金圆券。一次，他把沪上著名实业家召到南京路汇中饭店，当着众人面对刘鸿生说：“请老伯带个头，交出全部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拜托！”接着杀气腾腾动起了真格：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被枪毙，申新大老板荣鸿元等数十人被捕入狱。刘氏四家企业（水泥、码头、毛纺、煤矿）被迫交出金条800根、美元230万元、银元数千枚，而换来的却是几卡车形同废纸的金圆券。
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中国银行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离开了大陆。由于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除了已走的孩子，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四子荣毅仁。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于是，荣毅仁与父亲一起留在了大陆。
尽管在“文革”中，荣毅仁受到了批判，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之下，他熬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出头之日。1999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公布，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在中国50位富豪之首。
1950年，宋汉章、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于1917年5月创办天津金城银行，1936年该银行总行迁往上海）、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金融及实业界人士，都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会议。作家邢建榕认为，他们虽不能说洁白无瑕，但大体上总算是白的。在他看来，灰色是最好的保护色。最终，周作民、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回到了大陆。其他在外者，有些过得还算可以，有些晚年境遇不佳。无论如何，没有哪家能比得过荣家。
1952年年底，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他亲选的，周围种满了他喜爱的梅花。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于3月8日去世，享年72岁。
新中国成立前，技术型商人陈调甫是在家中的实验室里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因拒绝与日军合作，他于1929年创办的永明油漆厂被迫停产。因不愿走孔祥熙的门路，他在家里潜心研究制漆。1953年1月，永明油漆厂成为全国油漆行业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61年12月25日凌晨，他在编著《油漆词典》时，心脏病复发，在案台猝然离世，享年73岁。
晚年，刘鸿生说出了他拥护共产党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每个码头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50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
1956年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刘家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刘鸿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9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在追悼会上给他写下铭文：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