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国内最著名的财经作家非吴晓波老师莫属。他记者出身，在30岁时出了第一本书。2007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我也是记者出身，虽然在我30岁时，吴老师已经光彩四射，让我望尘莫及，但这种相似的背景，还是让我有了也出一本书的念头。于是那年，我从一家媒体的专刊部主任位置上辞职，一边在河南首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工作，一边筹划自己写书的事情，之后索性做了一位安分宅男。从那时起，出书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大多数人为梦想而生。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还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节目，都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现、实现梦想的舞台。有些梦想，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顺风顺水，甚或是举手之劳，但我的梦想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迷茫与困惑，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如何下笔，以及将主旨落脚到何处，这让我的心力受到有生以来的最大考验。
孟子曾讲过一则故事：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技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如果用黄金做注，则技艺将大失水准。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有水准，甚至在2007年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出书的想法。当这种想法真正冒出来时，我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叩问自己：“这可能吗？”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目的颤抖”，就是说太想纫好针，手会颤抖；太想踢进球，脚会颤抖；太想做创意，脑袋会颤抖。如果做事用力过度、意念过于集中，那么平时很可能较为轻松就能完成的事情，反而会做得糟糕。
对浩瀚史料的掌握唯恐不全或者失实折磨着我。我常常失眠，困得要命却难以入睡。每天我都感觉时间和精力不够。原来写稿，一两个版甚至更多内容的选题，准备时间充其量一两个月，这是略等于一间新房的装修时间，而现在，为一本书的准备，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那种投入，花了两三年时间，远远超出了我最初想象的状态：速战速决。这种持久战一度让我心力交瘁、痛不欲生。
作为财经记者，我对近现代创富人物及其历史的关注，让我一直想看到一本有关中国商帮发展历程方面的书籍，但并没有理想的作品满足我的愿望。于是，我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探寻的理由和切口。在此过程中，特别感谢那些启迪了我写书思路的名家及背景不一的非名家们，没有他们或宏观或微观的有关商帮、商帮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的探讨，很难想象本书主干何以成型。
人们开始近距离观察历代工商界最智慧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幸事！这些人勾勒出了中国商帮史波澜起伏的画卷。只是略有遗憾的，这些留下印记的人们或者说中国商帮史的脉络，多是片段，被割裂的、不连贯的、支零破碎的那种片段，这或许就是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种感觉一路提携着我。
还有一个细节有必要提及：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李鸿章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大约在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洋务派总共创办了约60家近代企业，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却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从当时编译的作品来看，中日两国也存在巨大反差。在甲午战争之前的300年中，日本翻译中国的书籍在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的书籍却只有12种，并且大多数还是日本人的翻译。
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几年中，情况发生了逆转。日本翻译中国书仅有16种，其中大多数是文学书，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却达到958种。当中国上下转而探究日本的强国之道时，日本人早已将目光投向了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化地位开始逆转。
这些年，无论是《第五项修炼》还是《蓝海战略》，以及一些国外首富发家史和国外企业史的翻译书籍，不一而足，都深受中国商界及精英阶层的欢迎，有的还被奉为圭臬。这既是好事，也不尽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现实审视不够，我们对自己国家商脉传承的历史关照不够。我们没有在此基础上，去建立自己的吸纳体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中谈到：“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中国人的商业伦理、商业思想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所以我对吴晓波老师用较为通俗的传播方式去梳理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的做法，充满敬佩。他的存在，成为我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每每困顿至极时，都会有一位俊朗、用心、才情飞扬的师者，给予我无形的力量。每每我处于绝望和放弃的边缘，兴趣及探究带来的发现与快感，又一次次把我拉了回来。
我也希望以自己的经历去告诉那些曾经冒出过写书想法的人，只要你愿意，愿意付出，坚韧而执著，找准一个方向和体裁，你也可以写书！
王俞现
2010年12月6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