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先出身贫寒，早年从师陈永宽。多年来，他善于学习师傅的长处，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他有两项绝技被人们认可。一是在木建筑上雕刻花纹。无论是缠枝莲、宝象花，还是人物造型，他都精雕细刻，一刀不废，雕出绝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941年5月3日高庙正式开工，韩永先在陈永宽的带领下，进入灵武高庙工地，参加施工。高庙天王殿檐板上的花纹，均由韩永先雕刻。他既聪明又好钻研，使出浑身的本事来完成此项工作。他雕刻的花纹，以构图新颖、雅俗皆备的风格受到百姓们的称赞。韩永先除雕刻手艺出众外，制作农具也具有特色。因他是受苦人出身，特别同情家贫的农民，所以做农具时喜欢用上好的木料，以便经久耐用。他做耧做锨时不用锯，而是用火烤、烟熏的办法将木头弯曲，故做成的农具不怕磨、不怕晒、不怕水浸。进城的农民总是喜欢到他那里买木制农具，因为他做的家具不但价格便宜，而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特别是扬场用的木制方锨，他善用山榆木做，结实耐用、不变形，锨头使秃了都不开裂，灵武的农民特别喜欢。韩永先活做得好，远近闻名，以致人们都忘了他的名字而叫他“韩木锨”。韩永先由于有灵气，在木工工艺上显现出不凡的才华，解放后改建戏园子、电影院竟派上了大用。他画图纸、做框架，将戏园子人字梁的尺寸计算得分毫不差。1953年国营灵武农场办公区、家属区的木工活也是韩永先领着徒弟朱根祥、朱善祥、钱玉林、王贵干出来的。他的聪慧和才华，他的辛勤和努力，给灵武农场的职工及他的徒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永先在20世纪70年代因病去世，享年69岁。
泥瓦匠余剑英是一个艺高胆大的匠人。他是山东烟台人，解放前流落在灵武安家落户，一直从事着瓦工生涯，20世纪50年代参与过建设灵武秦腔剧院和灵武电影院、灵武农场办公区的工程。他修复灵武镇河塔塔顶一事，至今仍被灵武人传为佳话。1962年，灵武镇河塔塔顶因雷击裂缝，如不及时修理，塔身进水，裂缝就会增大，会对古塔整体建筑造成破坏。在别人缩手缩脚不敢问津的情况下，余剑英承担了修复塔顶的任务。在距地43．6米的塔顶，他搭架立梯，修复好塔顶裂缝，并安装了避雷针。时过40余年，他修复的塔顶完好如初，这在灵武建筑史上是一个很值得记载的事情。
吴春堂，山西太原人，也是一个技艺不凡的瓦工，在灵武参加过国营灵武农场、东塔、台子大寺、县政府、县医院的工程建设。吴春堂的徒弟中马万举是比较有名的，他的技术在县建筑行业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干活的特点是细致、严谨。20世纪70年代初县被服厂、文化馆大楼都是清水墙，两座大楼的8个拐角都是由马万举砌的。几十米的高度，马万举一砖一砖地砌了上去，砌好后，别人用吊线锤测量，尺寸竟然丝毫不差。同行们都说：“名师出高徒，马万举不愧是砌墙高手，是名副其实的‘马拐子’”。
在泥瓦匠这一行中，灵武20世纪50年代技术超群的还有石银桥。石银桥是外地人，50年代盖电影院，他被县某建筑单位从银川聘请来后，一直留在了灵武。灵武1971年成立建筑工程队，他成为队里的技术权威。他干泥瓦活用一把瓦刀，使用时极为娴熟。他向砖上打灰时只用三刀，丁缝饱满，人称“绝三刀”。他砌筑清水墙时，几十米的高度差错率极低，技术堪称一流。
灵武的建筑行业中还有一位女瓦工魏春花，祖籍是河北，在灵武建筑行业中很有名气。她不识字，但非常勤奋，废寝忘食地钻研和实践。天道酬勤，她不仅在砌筑、粉刷等方面掌握了非常高的技艺，而且对施工、审图、预算各方面样样精通。她的手艺不凡，工作作风讲究干脆利索。她后担任了县建筑公司的经理，承担了灵武百货公司、饮食公司大楼等重点工程的建设。
1979年9月，全国妇联授予魏春花“‘三八’红旗手”称号，使她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强人。她注重培养接班人，韩文寿、马树德、胡卫明、王捍中、查学忠等一批建筑行业的能工巧匠，就是她培养出来的，至今他们仍活跃在灵武的建筑行业上。
上个世纪40年代前，铁匠这一行在灵武一带很吃香，比较有名的铁匠叫李喜。过去跑运输的车辆是木制轱辘，车轴经常要加油，叫“膏油”。李喜这个人生气时爱撅嘴，人们形容他的嘴像个膏油的葫芦，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李膏葫芦”。李喜打铁的手艺是祖传的，极为出色。他善于打镰刀，庄户人说，用他打出的镰刀割一天麦子都不用磨。他除了打镰刀，还给牲口钉掌。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李喜几天几夜未合眼，在堤坝上专打制铁链子固石防洪，而且分文不计，这一义举得到乡亲们的赞誉。
灵武铁匠行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膏葫芦的马掌，老姚的刀。”老姚是指铁匠姚德俊。姚德俊是河南人，15岁开始打铁，后定居灵武崇兴镇开铁匠铺。他打铁很有特点，一是选料精良，二是打制非常精心，尤其冷锻工序掌握得极好，故打出的刀具锋利耐用，至今灵武城一些老年人仍难以忘怀。
县城内李山的铁匠铺也是远近闻名的，李山的手艺受过父辈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铁工制作讲究细腻，尤其善于制作剪子、菜刀等家用铁器。他做的菜刀、砍刀，经多次锻打淬火而成，经磨石细磨后，砍木刃不锩，剔骨锋利无比，受到用户的喜欢。他做的剪子精巧耐用，有人甚至用来剪铁皮，可见其质量多么优良。
上世纪50年代，灵武街上王瑞昌的小五金修理铺也非常有名，主要修理眼镜、钢笔、手电筒等。老王师傅是外地人，他知道，要在灵武扎下根，主要是靠技术、靠信誉，所以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有些小玩意儿别人弄坏了，扔了，他捡起来，拆下有用的零件备用。修理一些小机械或闹钟一类他有绝招，似乎没有不会修的。他注意为人之道，童叟不欺，小学生去修个小玩意儿连钱也不要，口碑很好。
灵武城内胡明山刻章是最出色的。胡明山刻章的技术受过名师的指教，所以他的刻章比较正规。他的文化底蕴较厚，仿宋、正楷、大篆、隶书样样精通，且风格独特，笔力遒劲，疏密得当，显示出不凡的功力。解放后，人们用印章逐步代替了按手印，因此城里城外找胡明山刻章的人很多，生意非常好。
清末民初，灵武的两个理发铺子分别是吴万福、张国强经营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县城有6家理发铺。进入50年代后，灵武理发铺较多，但技艺好、名气大的要数赵功了。赵功解放前曾在马鸿逵部队里理过发，由于见的世面多，人又肯学、好钻研，故理发技术十分精湛。那时没有现在的那些理发器具，刀功好不好是衡量理发技术高低的标准。那时理发师给人刮一次脸要经过108刀的工序，还要擦抹7次脸，讲究用刀柔平、细腻。理发师功夫到家后，连人的眼睫毛处都敢刮，耳朵眼、鼻孔用小刀处理。理完发后，还要掏耳、敲背，使顾客非常满意地离去。赵功为人很谦和，公私合营后担任了饮食服务公司理发店的主任，收了不少徒弟。在他的带领下，理发店生意很红火，远近很有名。除赵功之外，灵武县城内还有一批手艺较好的理发师，如王义、王礼、张玉林、张玉秀、张正帮等，他们的理发店分布在灵武的大街小巷，春夏秋冬，他们辛勤地为广大顾客服务着。如今，这些人有不少已去世，但他们的名字及出色的技术仍被人们所怀念。
手艺人的行规很多，一些手艺高超的师傅是用了多少年血汗才熬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前，匠人中流传着两句名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师傅如果对徒弟不满意，那是不会将本行的绝招教给他的。
在旧社会里，师傅也确实怕有人和自己抢饭碗，存在着“留一手”的心理。徒弟能否出徒，关键就看其聪慧的程度了，偷学、偷看是学好手艺的必然途径。不管哪个行当，徒弟要学手艺和技术，首先要找师傅，也就是拜师学艺。过去拜师傅要找介绍人，介绍人必须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最好是铺保。介绍人要先去征求师傅的意见，看人家本年愿不愿意收徒。如师傅愿意收徒，第二步就是“看人”。拜师者买几斤点心，用红纸包上，由介绍人领着到师傅家。师傅当面看其五官是否端正，身体是否健康，衣服是否整洁，肢体有无残疾。如拜师者容貌凶恶或面黄肌瘦，师傅以行当生意不好、身体欠佳等理由拒绝收徒，退回点心。如师傅通过面试看上徒弟，便点头应允。徒弟先到本行祖师爷牌位前三叩头后再上香，然后由保人书写合同。徒弟在三年学艺期间，除帮师傅干活外，还要给师傅铺床叠被、买菜、沏茶、倒尿盆、端洗脸水，三年出徒后再给师傅帮工两年。学徒生涯是非常苦的，挨打受气那是家常便饭。但是，严师出高徒，一些徒弟在师傅很严厉的言传身教下，也学到了不少真本事，最终成为本行当的能工巧匠。由于匠人中间有很多旧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些陋习，他们信奉“一招鲜，吃遍天”、“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匠人是犟人”等观念，很多师傅对于本行绝招很保守，不传授给徒弟。徒弟学艺全靠自己揣摸、用心领会，否则的话，手艺学不精、技术不到家，永远超不过自己的师傅。一些学徒凭着自身的努力，刻苦学习，不断实践。天道酬勤，严寒绽蕾，他们的技艺得到了灵武百姓的肯定和赞誉，香郁故乡大地，名载灵武史册，陈万富、韩永先、余剑英、魏春花、赵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