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2003年4月中旬病倒的。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走过的86年始终是精精神神、硬硬朗朗的。所以，当母亲这次住进灵武市医院、自治区附属医院，在CT室、B超室进行血检、尿检等一系列复杂的检查中，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母亲的病这次是凶多吉少。
我们的预料是准确的，经检查，发现她的结肠上长出一个很大的恶性肿瘤。经过杨银学院长、师新荣主治医师的反复商榷，他们认为，年近九旬的老人再进行结肠瘤的切除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向我们解释，母亲的肺功能严重衰竭，心脏伴有其他病症，而且经过这一个月病魔的折腾，人已非常消瘦虚弱，根本不能再进行大的肿瘤切除手术。两位医生说，要想挽救她的生命，只能做造瘘手术，但那也只不过是延缓些日子。
2003年5月30日早上8：30，母亲被送进封闭很严，令人感到恐怖的自治区附属医院手术室。此时我们子女中不知是谁先发出哽咽声。我们的心情感到压抑，时间仿佛凝滞了一般。然而，刚才那一刻我们却看到母亲的脸上是异常的平静，异常的坚定，没有多少怯懦和悲伤。
坐在手术室前，我在大片的烟雾中痛苦地等待，透过泪水充盈的双眼，母亲几十年走过的路悄然地出现了，很长很长铺延在我的面前。
母亲是1949年年底从陕北来到宁夏的。那一年解放军19兵团解放宁夏，父亲随接收部队来到宁夏，先是在吴忠枣园工作，后调任到灵武二区任区长。那一年母亲才33岁，由于她操劳过重，双鬓过早地染上霜花。自从父亲1936年参加红军，老家定边高天梁一带便成了马匪经常清剿的地方。
1946年，因父亲带领部队消灭了敌人经常骚扰百姓的一支精悍骑兵队伍，激起了马匪的仇恨。他们找到父亲的家，把刀架在我奶奶、母亲的脖子上，威胁她们。1947年，敌人得知父亲回家探亲，一些骑兵在山沟追捕父亲，那天枪声在高天梁一带响成一片。
父亲年轻时敏捷、利索，凭借熟悉有利的地形，在山沟、庄稼地行走如飞，敌人始终没有追上。那一天，母亲的心提在嗓子眼上，生怕出事。1948年，父亲因叛徒出卖被抓进国民党监狱，那几个月我奶奶和母亲天天都在惊恐中度过，那段时间似乎是过了好几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大概正是这种艰难的岁月和恶劣的环境，慢慢磨炼出母亲坚定从容、处变不惊的性格。
有一本书叫《性格决定命运》，是讲人的一生很多重大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和性格相关的。也许是贫困生活的磨炼和战争岁月的经历，父亲个性极强，倔强、耿直、认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一生中吃尽了苦头。
1957年，他因给当权者提了几条意见，便失去了职务，失去了党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父亲被下放到梧桐树史家壕，母亲和我们一块被遣送到了乡下，住进了一间不避风雨、挂满了蜘蛛网的房子。那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农村其他人还有糠麸、萝卜、蔬菜一类可以充饥，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为了使一家能生活下去，母亲领着哥哥、姐姐寒冬腊月在粮场的地上寻找丢下的稻谷，找来玉米秆粉碎成淀粉让我们充饥。
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在我们幼小的时候，从不和我们在饭桌上吃饭。
长大后我们才明白，那是因为饭太少，她顾着我们，我们吃完饭后，她才在厨房里吃着剩饭。如没有剩饭，她甚至饿着肚子。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父亲回到县城工作。父亲那时的薪水很低，除养活全家7口人之外，还要接济在老家的奶奶、大伯、二伯。为了给父亲分担忧愁，母亲先是到县南门白皮厂缝皮子，后又到居委会组织的茶摊上卖开水。
在那些艰难岁月，我经常在梦中醒来后，看见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穿针引线。用硫磺熏炙的皮子，发出呛人的气味，母亲不停地咳嗽着。她的肺不好，大概与那时的操劳有关。春天，当野菜长出时她出门挖野菜，秋天农民的庄稼收割了，她领着我们到田里拣一些粮食。到了“文革”期间，父亲被管制了，被逼迫去干校喂猪，去内蒙古前旗上海庙放羊，有时一去数月回不了家，母亲既当爹又当妈。我们挖来甘草，她帮着剁草秧子；我们拾来柴火，她帮着将背斗从我们的肩上拿下。那些年我们穿不上新衣，冬天穿的棉袄脏了，母亲买上一包叫“煮蓝”的染料，熬了后，用刷子蘸上将我们脏了的棉袄刷净。我们没钱上街理发，母亲买了一把剃头刀学着给我们剃头。因为剃头刀很快又难掌握，她的技术不高，使我们的头皮经常被划伤。为了给母亲分担忧愁，在暑假里，我和我哥姐到灵武农场稻田薅草，挣一点钱贴补家用。
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地起来给我们烧开水、烙饼子。当我们把挣回的几元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很难见的笑容。
在那个人性、尊严被扭曲的年代，因为父亲被整，家中贫穷且子女小，有些邻居也借此机会欺负我们。
房后一家邻居盖伙房，便在我家屋子大梁下的墙上掏洞。还有一家因为得势发迹，经常寻茬欺负我们。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用宽厚和沉默固守着贫寒而可怜的一隅。但是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母亲却敢作敢为。记得“文革”后期，造反派将一批老干部及“牛鬼蛇神”的家属遣送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不久，街道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家，他郑重地宣布，让我们一家准备一下，到灵武新华桥农村去接受改造。一生耿直不愿低头的父亲，似乎没有考虑就准备下去。但是母亲站出来了，她理直气壮地说，前几年我们刚下放到史家壕，才上来不久。这一院子那么多的人都不去，仅我们一家下，我们就不去。况且家中已下去了两个知青了。不论街道组织怎样动员，我母亲坚决顶住不下去。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1972年，父亲被派到内蒙古上海庙看羊场，家中剩下母亲一人操劳家务，很是辛苦，这种苦日子熬了好长时间。母亲考虑了很久，决定亲自找灵武县委书记，解决父亲的困难。母亲说到做到，她果真找了县委书记。不久父亲从内蒙古羊场回到县城。这件事在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从这两件事上，我们子女感到母亲很不简单。她不识字，但深明大义；她不但能吃苦忍让，而且还异常坚定、顽强，在关键时刻毫不含糊。
面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母亲，面对平静地走上手术台的母亲，我们的心情感到极为沉重，但每当走近她，我们无时不被她与生命、与疾病抗争的精神所感动。大手术后的她身体极度虚弱，但是只要家里一来人，她马上打起精神与人说话。天稍暖和一点，她又拄着拐杖，慢慢走下地浇花、收拾屋子。家里来了一位朋友，他的妻子患了重病，母亲不止一次地将他喊进来关心地询问病人的情况。老人家忍着每天的剧痛，隔三岔五地询问着每个子女的家庭情况。看到母亲被病魔摧残日渐消瘦的身躯，我们心如刀搅，心里极为难受。
孟郊在一首诗中写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这话说得多好。母亲确实伟大而平凡，她的白发上蕴藏着含辛茹苦的历程，她的脸庞上到处是岁月划过的痕迹。春天，在阳光下我看到这样一种情景：母亲的重孙子小顺顺，爬在老太太的怀中，用稚嫩的小嘴亲吻着老太太清瘦的脸庞。这情景既让人激动，又使人感到，这是母亲几十年含辛茹苦、抚养儿女的结果与回报。世界上，只有在充满母爱的小天地里，孩子们才能经常聚到一起。
母亲在哪里，哪里才是家，哪里才有家的气氛。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母亲用心血、用衰老，才换取了我们的长大和成人。我们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母亲，而且应该将爱付诸行动，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老人的有生之年。
我相信，母亲的生命仍在延续，母亲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之树永远是常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