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了黄道面的二十八宿与各个州的对应关系，如兖州对应的是角宿、亢宿、氐宿；豫州对应的是房宿、心宿。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移动于不同的宿之间，如木星一旦进入到了角宿就说明兖州有某种兆应；而一些诸如行星干犯、日食、月食、彗星、流星之类的异常天象发生在哪个宿内，就说明对应的州县内将发生某种事件。当时的占星术士一般都有一张二十八宿与各国州县对应的表格。
中国古代的占星术的核心是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其中三垣是指北天极附近的三个区域（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而四象是指分布于黄道周围、环天一周的四个区域（东方苍龙之相、西方白虎之相、南方朱雀之相、北方玄武之相），每象又分为七段，四象共计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占星术的论命与推运都是以二十八宿作为标准。
不幸的是，因为中国占星术经历了数代战乱，测候多数失传，行星的观测也不尽准确，再加上一些迷信成分，如今几近失传，所以与西方占星术相比要逊色很多。
再现神秘占星术
占星术可以被看做一种古老的伪科学，古人之所以迷信它，是因为它通过对日月星辰的位置及运动变化的观测可以达到预测未来的目的。痴迷占星术的人认为，人在出生时的天象及变化能够反映在人的性格上，也就间接确定了人的命运。众多的科学家一直否定占星术，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这种方术，他们在做一些重大决定前总是要先征求占星术士的建议。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尽管不相信占星术，却对这种预卜之术充满了好奇。
占星术士在对人事进行预测之前，首先要绘制一幅图，即占星术中的天宫图。这幅图会标明在特定时刻的一些天象及其变化，如某个人在出生时刻的天象及其变化。
天宫图的绘制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几个因素依次是地球、黄道、地表十二宫和行星。这几个因素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首先是地球。在占星术的理论中，地球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它被认为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星辰都要围绕它来旋转。另外，通过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相对位置的观测，可以对人的性格和未来作出评价。
黄道是非常重要的占星要素，它是环绕地球一圈的星座带。黄道划分为十二宫，代表十二个星座，即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
黄道十二宫的每一宫都代表着一组性格，这种性格受特定的行星或其他天象因素的影响。但主宰星座对一个人性格的影响比较突出，如在每年的7月23日～8月23日之间出生的人的主宰星座为狮子座。按照占星术的解释，这种星座的人为人乐观，而且拥有高度的自豪感。
黄道在天上有十二宫，而地表也有对应的十二宫。这里的十二宫不与人的性格相关，而是与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有关。例如，地表的第一宫就与人的相貌和人格关系密切，而其他各个地表宫分别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事业、死亡等有关。
占星术中的太阳与月亮被看做是行星，它们与木星、火星、水星、金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具有相同的地位，这是占星术中的独特理论。那么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呢？占星术认为，行星可以对星座产生重大的作用，而且每颗行星就主宰一个星座。例如，占星术认为水星是机智和雄辩的象征，其主宰的是双子座，故此在双子座下出生的人就被认为有机智雄辩的特质。
行星除了对星座产生作用外，对地表的十二宫也有重要的影响。例如，金星象征美丽，地表第一宫象征相貌，因此一个出生时，如果金星恰好位于地表第一宫，那么根据占星术理论，这个人必定就是美女或帅哥。另外，各个行星在一个人的天宫图上的位置会形成特殊的角度，这些角度被称为“相”。它们有些代表着“吉”兆，有些则代表“凶”兆。
具备主要因素的天宫图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和未来，但仅仅是一种笼统的看法。为了获得更详尽的预测信息，占星术士们还可以绘制出更加详细和完整的天宫图。他们通过对地表十二宫、行星和星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细致地分析研究，便可以预测出种种细节。例如，土星象征着循规蹈矩，地表第一宫代表着相貌与人格，而室女座则是整洁的象征，因此，根据占星术理论，如果一个人出生时，天宫图上的土星处于地表第一宫，且黄道上处于室女座，那么说明这个人在穿戴和生活习惯上有洁癖。
奇趣小贴士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石申的《天文》八卷与甘德的《天文星占》八卷，被后人合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但不幸在宋代之后失传，不过通过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可见到一些摘录的片段。
世界上最古老的恒星表
战国时，甘德与石申测定的恒星记录称为《甘石星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后世的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及运动时，几乎都要用到该恒星表中的数据。
中国古代占星术二十八宿
东方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箕水豹、尾火虎、房日兔、心月狐。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轸水蚓、翼火蛇、星日马、张月鹿。西方七宿：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壁水蝓、觜火猴、昂日鸡、危月燕。北方七宿：斗木豸、牛金牛、女土蝠、参水猿、室火猪、虚日鼠、毕月乌。
3扶乩，难倒真有神灵“附体”？
扶乩“迷信”史
正月十五，月圆之时，在厕所或者猪栏（地点不太美观）边迎接紫姑神，根据偶像的跳动，来预测明年是不是丰收年。
不要奇怪，早在古代，这是人们每年都会玩的游戏之一，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扶乩。说到扶乩，就需要好好解释一下了。它本身是一种占卜方法，别名是扶箕或者扶鸾。出现于中国古代，最早被刘宋刘敬叔的《异苑》记载。后来宋代的《梦溪笔谈》也曾提到过扶乩，而那时候迎厕神紫姑已经成了风尚，降神的日子也不再限定为原先的正月十五月圆之日了。
扶乩来源于古代的占卜问神术。那时候的人们如果有了疑难，就通过龟卜、蓍筮等向神请示，以此来预测吉凶，然后根据神的旨意去办事。西汉以后，产生了大量的谶纬书，道教法师们承袭这门技巧。扶乩降笔，依托神灵制作的道教经书，在魏晋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东晋哀帝年间（公元362～365年），江东一带天师道（道教早期的分支）异常盛行，时任护军长史的许谧推举能够通神的杨羲到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打的晋文帝）府上任职。许家世世代代都信奉天师道，他们在京都建业建了乩坛，许谧被封为坛主，杨羲则担任乩手兼纪录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经》31卷，就这样出自他们扶乩之手，但后世却对此表示怀疑，觉得他们是在假托神明自己造作。北周武帝天和年间，有一位叫王灵期的道徒。他通过扶乩将《上清真经》增修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经印制发行，并成了道教上清派的教科书，可见道教历史上扶乩活动是多么的丰富昌盛。上清派到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
天师道和上清派在后来逐渐演变融合，到明朝早期发展成为正一道。正一道是目前我国道教的两大主要派别之一。从明末开始，扶乩开始深深影响我国的佛教发展。这种影响一是表现在形式上，即通过扶乩诸佛降临“亲宣”佛法和阐释教义，从而影响佛教教义；二则是佛教和扶乩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之间逐渐融合。清朝中叶时扶乩对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又一个鼎盛期，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乩坛。
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城里就已经是乩坛林立了，当时更夸张的是居然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当时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高僧印光法师、天台宗著名高僧谛闲法师、倓虚法师等，都曾经涉足扶乩。民国初年湖南邵阳县世代信佛的雷应期居士，在拜读了佛教乩文之后，就曾经感慨“不啻如来耳提面命”，意思是说扶乩对于佛法的阐释有着非常积极的功效。扶乩的盛极一时导致了大量经卷的出现，这些经卷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佛法的注释和批注形式，另一种则是依托名著叙述但实际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说到民国初年的扶乩，就不能不提一件趣事。民国七年的时候，谛闲法师应北京徐蔚如居士的邀请，到北京讲经说法。白城隍（旧时城市的守护神叫城隍）降鸾后听说了这件事，说要去听谛闲法师讲经，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请谛闲法师为自己解说。后来，谛闲法师应邀前往，白城隍和关圣帝君也如期降鸾，并对谛闲法师大加赞赏，这件事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头版头条。
到了1945年夏初，重庆成立了国际宗教研究会，发起人为了撰写宣言，就组织了扶乩，请济公降临乩坛为研究会题写个宣言。曾出任中国驻印度等国外交使节、信奉基督教的卢春芳先生，亲眼目睹并记录下了济公降临乩坛所写的乩文，济公以“钟灵毓秀”为韵，题写了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扶乩业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在国风开放、经济繁荣的唐朝，扶乩传到了日本，之后由日本传到了荷兰，再由荷兰传到了欧美其他各国，开始了扶乩的异国之旅。在日本扶乩被称为“灵子术”，西方国家则称扶乩为“维吉板”，研究扶乩的组织叫做“灵学会”，能够组织扶乩和与神交流的人则有另外一个称呼--“神媒”或“灵媒”。
当然，不得不说的一点是，扶乩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科学不能解释的真相，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扶乩被取缔了。
扶乩的神秘之道
看似神秘的扶乩，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规则了。其实扶乩说白了就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乩笔就是两根钉成“丁”字形的小木棒，插在一个筲箕上，有的地方是用竹圈或铁圈来固定乩笔。沙盘则是放了沙或米的簸箕。进行扶乩活动时巫师要准备装有细沙的木盘，没有细沙的话也不要紧，可以用灰土代替。然后烧香点烛，请神下凡，之后巫师便会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让乩笔在沙盘上肆意抖动。并根据沙盘上的图形说出一些话，口中则念念有词，说些诸如某某神灵附降在身的话。所写的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传说这是神灵的指示，经过整理形成文字就是具有灵性的经文了。巫师就是根据这些话来预测吉凶的。
各地区各时期的扶乩方法也是大同小异。宋代时候民间流行扶乩是以文为盛。陆游在《箕卜》诗中曾这样描述：“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评，对不顺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个多产的诗人是以扶乩作为娱乐。其实说起来扶乩的兴起和科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读书人临考前心中多发虚，这个时候就会选择用扶乩来求得神的安慰，陆游所说的“岂必考中否”就是指的预测科举之事。
其实，在1700年前的东晋年间，扶乩的应用就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且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扶乩的用具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然是专用的木制沙盘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箩、筛、箩等。然而降临乩坛的角色却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大变化，据上海某大学的教授考证：降临乩坛的一般为鬼、神、仙等角色。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坛的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等”。尽管对于扶乩的真假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现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的碟仙、笔仙、银仙、筷仙等游戏，其实就是扶乩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
另外，扶乩的地点很灵活，可以在庙宇也可以在家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
“丧心病狂”的名人
清中叶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十分喜欢扶乩。叶名琛特意建造了长春仙馆（今应元路市二中附近），用来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两位大仙，遇见什么大事小情都会前来咨询。第一次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叶名琛亲自扶乩，得到吕洞宾的指示：“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既不和联军交涉，也不防守，最后战败成为俘虏，被当时的人讽刺为“六不总督”。可见其中毒之深，已经弃家国于不顾了。
说到扶乩业的名人，有一个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他生前笃信扶乩，有一次在乩盘上写出了许多古代希伯来文，当时在场的人大呼惊讶，因为他们一个字都不认识。
而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哥哥伊拉斯马斯·达尔文也同样坚信扶乩，经常在自己家里组织扶乩会。达尔文就曾参加过一次扶乩会，但中途就离开了。达尔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对扶乩虽然持怀疑的态度，但扶乩会却是经常参加。至于达尔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学家华莱士则是绝对的扶乩的坚决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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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扶乩的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