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报纸、朋友们都在告诫我们：要保持一致性。我们若是背离了一致性，就会受到这些审查官的斥责。
一个出生于犹太家庭、成长于犹太家庭的人，如果皈依了基督教，其他犹太人会为此感到痛心疾首，指责他反复无常，虽然他一辈子否认基督的神圣性，可是眼下的事实却证明他过去是在撒谎，反复无常的恶名就套在他头上，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了。把他的今昔言论来个对比，他就立即名声扫地。
有些人虽有终身民主党人或终身共和党人的雅号，但他们中倘若有人脱离了原来所效忠的政党而改投其他党的票，其遭遇就会与那个犹太人相同。此人全无骨气，反复无常，是一个变节者。报纸会拿他过去的言论同他现在的言论进行对比、渲染、咒骂，他会受到鄙视，甚至受到他的新政治伙伴的鄙视，因为在他们眼里，就像在其他人眼里一样，反复无常是一种背叛行为，理应加以轻蔑。
我们生命中最严格的法则是什么？是发展。道德、思想或身体结构中任何最小的微粒都不能保持一年不变。我们始终在变化，而且只要我们活着就会一直变化下去。那么，人们所说前后一致的真正无可置疑的意义是什么？是变化。谁是真正前后一致的人？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人。因为变化是他的生命法则，如果他墨守成规，他就不能做到前后一致。
然而，如上述事实所示，有些人会错误地教导我们说，墨守成规就是保持前后一致，它是一种美德，摆脱陈规陋习是反复无常，它是一种堕落。在某些事情上，这些人会爽快地同意你们不言而喻的老生常谈。他们会同意你们说，原来只会爬的婴儿有一天能站起来走路时，就决不应要求他们一直爬下去，对于已经长大、穿不下儿童衣服的青年，决不应要求他们把自己硬塞进那种小衣服里去；他们会同意你们说，儿童的知识仅适用于童年，要让他上学受教育，以便使他变化和成长；他也必须坚持学习，从青年期至成年期并一直学下去，决不能让他认为30岁时得到的知识到50岁时还适用；他们会同意你们说，年轻人对人类和宇宙的看法是粗浅的，有时则是愚蠢的，决不能要求他一辈子保持这些看法，他也不会因改变这些看法而招致反复无常的谴责。他们会在这些和你所能想到的其他事情上同意你所持的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直至最后接触到了政治和宗教问题，他们却在那里划出了界限。这些问题不能容许变化。一朝成为长老会教友，就永远是长老会教友，否则你就是反复无常，是背叛者；一朝成为民主党人，就永远是民主党人，否则你就是反复无常，是背叛者一一变节者。
这真是古怪的逻辑。难道只有一种背叛？没有一个长老会教友能保持他当初加入长老会时的原状，那样的事是不可能的，长时间和各种影响会改变他对长老会教义的认识，它会缩小，也会扩大，会加深，也会变浅，但不会保持原状不动。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或向上或向下变得面目全非，名存实亡，也可能只留下一丁点儿原来的精神实质，而其大体已变为浸礼会教义或佛教教义或其他什么教义。如果他倒向佛教，他就是个背叛者。对谁背叛？背叛什么？没有人能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现在他并没有投奔谁，那么他算什么样的人？显然，是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他本身所具有的最美好、最高尚、最诚实的东西。在这些背叛行为中，哪一种是最严重、最可耻的？哪一种是真正的、正确的前后一致？是与一种虚伪的、空洞的名称保持一致，还是继续向前，跟随自己的思想和道德的发展、跟随自己对正确的和真实的事物的最高信念前进，而与人们生命中的法则——变化保持一致？他应该由于这种对某一教会名称的背叛而被排除在一切教会之外吗？那是不是比留在原来教会内更严重的背叛？只要他对自己的良知是忠诚的，他还应该关心些什么其他东西呢？在我看来，一个人首先应该忠实地听从自己良心的指挥，而不拘泥于对其他方面的忠诚。
一个人一旦退出政党，就遭人指责，就成为一个背叛者——并且因此而声名狼藉。这种做法十分厉害，欺骗了许多人。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党就是一支军队。真是这样吗？二者是一回事吗？甚至，它们有相似之处吗？一个政党当然不是一支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军队，因为他们是被强制入伍的。那么它必定是一支正规军或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它是正规军吗？不是，因为正规军的士兵是按一种具体的、人们所了解的期限服役的，期满退役，根本不会受到责备。为支援战争而入伍的志愿兵。若在战争结束前离开军队，就会被枪决，政党是一支由这样的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吗？不是，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军队。上述两个军事术语是响亮而空洞的谎言，把它们用于政党正如把它们用于牡蛎养殖场一样毫无道理。志愿兵来到征兵办公室，脱去衣服，证明他身高几英尺，牙齿整齐健全，手指完好无损，身体状况良好，他得真心宣誓或作出其他庄严的保证：在战争结束或服役期满之前，一定跟着军旗前进，然后他才被接纳入伍。一个有选举权的人参加政党的手续如何？他是否必须证明他在思想，身体各方面都很健全？他是否必须证明他懂得任何事？他是否需要宣誓或作出某种保证？如果政党的头目告诉他，他人党以后得永远留在党内，必须是该党的奴隶，终身只投该党所提候选人的票，那不是在侮辱他吗？他会说些粗鲁而不宜刊登的话，然后掉头不人这个荒唐的组织。但是，事实上政党头目根本不对他提出任何条件，志愿入党者根本不必作出保证，也不按任何规定的期限参加政党。他决不是一支军队的成员，他的自由决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关于凭良心做事的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人们虽听说过不少夸大了的蠢话，但仍能把这些自由公正地评价为这个共和国的宝贵财富。然而，实际上，使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普遍轻视、指责、诽谤和侮辱的一个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停止就这些无法估价的独立权利胡说八道，也不再试图实施其中的任何一项。如果他是个传教士，他那教区的一半教徒会大声疾呼要求驱逐他，除非他们发现那样会损害他们在附近地区的房地产，否则他们非把他赶走不可，如果他是个技工，他会立即被解雇，如果他是个律师，他的当事人会把法律案件交给别的律师办理，如果他是个医生，日后他自己的死亡会被用来攻击他。
我再说一遍，一个新党员过去认为自己是独立的，现在却发现他的政党已经不知怎么竟将一种约束性义务施加于他的心灵，一年之内他会承认这个义务，交出他的自由，并且真正相信：不论出于他心目中多么崇高和正确的动机，他也不能脱离该党而不感到羞愧和耻辱。人类的邪恶思想还能不能构想出比这更凶恶，更有毒的学说？能想像得出比这种学说所强加于人的奴役更卑劣的束缚吗？还有没有比那种以自己是奴隶为荣的奴隶更为下贱的奴隶？一个终身民主党人和任何其他种类的终身奴隶之间有什么根本差别？为受到一个主人的笞刑而跳舞，不就像为受到另一个主人的笞刑而跳舞那么丢脸吗？这种骇人听闻的党派忠诚学说使那种更卑劣的政客占了便宜，这种学说无疑是从君主政体那里借来或偷来的。它使他们得以把自尊的人所不愿投票选举的一些官员暗中强加给国家，自尊的人懂得对他自己，而不是对任何党派的名称忠诚是他第一位的、最高的责任。金属丝工匠和一般的包装工都知道，他们不必为这些公职提名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知道温顺的党会投票选举某些人所提名的任何一个不像样的东西，即使那个东西并不真正像一个人。
经人家劝说后我相信：这个关于连贯一致——对党忠诚始终不渝的观念已降低了全民族的品格，把它拉下来，拉进了一堆烂泥。在布莱恩先生被提名参加总统竞选时，那时我认为我是了解他的，因为在好多年里，我每天看到的报纸都不断把他描绘得越来越黑，在那些年月里，关于他报纸根本不必说假话，不必对他怀有恶意，除了对他真诚坦率之外，不必采取其他态度，因为他属于报纸本身所属的政党，而他也不是国民都知道的候选人。但是，在他被提名后的30天内，那份报纸又把他描绘得十分洁白了。这不是忠诚于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人的最严谨的信念，而是忠诚于政党。
那些日子里有许多古怪的宴会。一个熟悉法律的人考虑了布莱恩所写的书信和其他文学作品，提出了这样令人难忘的裁定，这些证据在法庭上不会证明布莱恩先生有罪；所以他还要投布莱恩的票。他却没说这些证据是否能证明他清白。那不重要。现在，他知道这个裁定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他知道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没有确认什么事物，作为他行动的指南，作为对他所提问题的答案，毫无价值可言。他知道，我们这个好心肠的时代的法律虽为庇护和保护可能清白无辜的人而规定了一些慈悲的、公正的界限，却常常并一再保护和拯救了确实有罪的人。他知道，许多犯人虽经法庭审判却未受惩罚，尽管法官、陪审团和公众都真心实意地认为他是有罪的。所以在法庭上无法满足各种苛刻的法律形式而证明一个人有罪，这与证明他无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二者相距何止18000千里。清晨两点钟，你看到一个打嗝的人在水沟里打滚，你在回家路上反复考虑，掂量这事的一切细节，然后以无法估量的智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不知道他不是一个禁酒党党员。你当然不知道。如果你停下来想一分钟，你就会认识到你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禁酒党党员。
一个读过布莱恩的书信和其他出版物等证据的好牧师拿不定主意，但最后决定求助于那位熟悉法律的公民所提出的裁定，尽管不能将这位牧师划入不能咀嚼自己的道德和精神营养品的智力婴儿一类，他还是吃进了第二手的智力和道德食粮，他拿定了主意：一个明显属于有色人种的人，如果不能被法庭上那种令人困惑的侧面材料证明为黑人，对他来说就是个白人。不管怎么说，由于他在涉及政党的事情上是个色盲，于是他很勉强地来到投票站，虽因羞愧而脸红，却仍投下了一票。
在宣布提名后的第二天，在街角上我遇到了另一位牧师。他激昂慷慨地说：“我从骨子里了解布莱恩，从他儿童时代起我就认识他了，我知道他是最无原则，最无耻的。”6星期后，这位牧师出现于在歌剧院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我想他是在主持那次大会，至少他讲了话。如果你们不知道他如何描述布莱恩先生的品格，你们也可以想像得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他相比。通篇讲话是赞扬，歌颂，吹捧，简直把他封为圣人。想一想此人在为时6周的道德和思想混乱中经历了多少碰撞、激变、破裂、烦恼和调整吧！简直是风湿病发炎和圣维特斯舞蹈病的并发症！对政党忠诚的学说彻底扭曲了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一时之间使他变成傻瓜，此时此刻你还能提出什么借口来为宣传这种学说，为讲解它、推广它、维护它进行辩解？你会不会说，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奉行对政党忠诚的学说？此外，你是否会说它要求一个人把诚实和良心都踢进水沟，变成一个装腔作势地讲话的疯子？但是，尽管你说不，事实上它竟造成了那样的疯子。一个人喝醉时并不负有责任必须去做他不该做的事，但大多数人仍然会做他们不该做的事，所以在当前这个问题上，我们听不到关于责任的争论，我们只听到人们被警告不要养成喝酒的习惯，要克服使人误入歧途的行为。
这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件可笑的事。那种热心宣扬对教会和政党要一贯保持忠诚的人总是愿意、渴望并准备着劝说中国人、印度人或夏威夷土人抛弃他们自己原来的教会，劝说美国同胞抛弃他们原来的政党。显然，凡脱离原来的教会或政党而归附这些热心人者，即是最为高尚，纯洁而完美的，反之，若脱离了这些热心人，则是卑鄙无耻、臭不可闻的。这真是绝顶重要的言行一致。
终身忠诚者以最高雅、最得意的挖苦话嘲笑着持有独立见解的人，或者说被他以尖刻的反语称为超然派的那种人，这反而使他自己在周围人眼里变得极其滑稽可笑。然而，超然派顶住了，因为在他背后有着贯穿于许多世纪的伟大历史，他的祖先都是非凡的人物。他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超然派之前，从未有人为这个世界的孩子们的灵魂与肉体、感情与智慧做过一件重要的、高尚的、有益的事，超然派开创了这一事业，许多属于超然派的人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姓名是华盛顿、加里森、伽利略、路德、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对僵化了的观点的忠诚从未砸碎过一条锁链或解放过一个人的灵魂，而且永远也不会。
让我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我被说服而且相信，世人受骗而采取了有关“前后一致”的某种错误且极有害的观点，普通人陷溺之深已达到是非概念完全颠倒的地步，甚至以保持“前后一致”、不变、静止、僵化为荣，然而，这种心态其实正是他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