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注释】
[1]“食”指俸禄。“?”指赋税
[2]有为：繁苛的政治，统治者强作妄为。
[3]以其上求生之厚：由于统治者奉养过于丰厚奢侈。
[4]无以生为：不要使生活上的奉养过分奢侈丰厚。
[5]贤：胜过的、超过的意思。
[6]贵生：厚养生命。
【译文】
民众遭受饥饿，是由于上层吃税的人太多，因而只得忍饥挨饿；民众难管是由于上层统治者设置的苛捐杂税太多，因施政太苛刻而导致造反，所以难以管理；民众轻视死亡，是由于上层统治者把自身的享受看得重，民众才不把死当作一回事。只有不把自己的享受视作首位，这才是比享受更重要的贤明举措。
【解读】
上一章里，老子对严苛的政治压迫、乱杀无辜给予了抨击，要求统治者善待民众。这一章里，老子又对繁重的经济剥削进行指责。
老子在这一章里主要阐明了三点：
第一点，老百姓食不果腹是因为赋税太重。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八块私田，一块公田，俸禄取土地形式。例如，上大夫拥有六千四百亩田，下大夫拥有一千六百亩田。春秋末年，各诸侯以雇佣方式，按职务高低给予实物俸禄，以达到招贤强国的目的。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任用管仲废除井田制，按土地肥瘠征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按土地面积征税。公元前590年，鲁成公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俸禄与赋税增多，导致民众饥饿。
第二点，老百姓不好治理是因为管的太多。统治者追求奢华的生活，不过是为了满足私欲。既然要大肆耗费，势必要大肆掠夺。掠夺以残暴的武力为后盾，以频繁的政令为手段。老子一直主张领导者要以道而行，顺势“无”为。人民难治，是由于统治者政令烦扰，今天一个法令，明天一个法令，今天要怎么做，明天有要求那样做。老百姓也糊涂了，无所适从，统治者的信誉也下降，所以不好治理。
第三点，老百姓看轻生死，是因为统治者贪图享受，压榨老百姓，以至于弄的他们生不如死。
《红灯记》中鸠山问李玉和：“你难道连死都不怕么？”可见，死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大家被问道：“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我想绝大多数的回答一定是“活着好”。可历史上就有这种时期，活着还不如死去。
可以设身处地地体味一下这样一种境况，就假设是你，被统治者欺负得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家不像家，甚至老婆长得漂亮一点也保不住，动不动就触犯刑法，被在脸上刺字，砍掉手脚或割掉生殖器，不敢说话，不敢行动，甚至连思想都受限制。你说是活着好呢，还是死了好呢？结论很明显，当然要活着，但不能这样活着，要造反，要自己解放自己，就算造反死了，也比这样活着强。
所以李玉和不怕死，他回答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想当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反抗暴秦时所做的演讲中说“等死，死国可乎！”桀、纣、始皇，几千年来的暴君们都是这么被推翻的。
那么造成这种使人民感觉生不如死的原因何在呢？
老子曰“以其上求生之厚”。到头来，原因还在统治者自己身上。什么叫“求生之厚”？所谓“求生之厚”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欲望看得比什么都重，外界的东西包括人民都被看成是拿来实现自己欲望工具。这样的统治者，谁又能受得了，在这样的统治下，又叫人如何去作“死”与“生”的取舍呢？当然是与其被奴役，还不如造反以求生！
所以，老子总结说：“只有不把自己的享受视作首位，这才是比享受更重要的贤明举措。”于国、于家、于百姓，都是有益的，统治者若能不贪图享乐，那么，老百姓就会过上好日子，真是大德、大善，大贤。
【从政之道】
求生之厚的商纣王
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看过《封神演义》的人对他的事都很了解。
据历史记载，纣王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是没得可说的，长得高大又英俊，身体好，武功高，脑子又聪明，而且不是一般的聪明。他统治下的国家也好，很有钱、很富裕。还有他的大臣们，一个个都是忠臣，文有太师闻仲，武有武成王黄飞虎，宗族之内有微子、箕子辅佐。可以说是“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了，按说不但不应当亡国，而且应当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才是。
不幸的是他犯了“求生之厚”的毛病，搞得臣民怨愤、诸侯反叛。于是纣王便发明了许多酷刑进行镇压。有种刑罚叫“炮烙之法”，就是立一根空心铜柱在地上，里面生火，待铜柱烧红，就把犯人绑到柱子上活活烙死。其它刑具之残酷大致如此。更糟糕的是，后来又与苏妲己一见钟情。大臣九侯献女儿给他，可惜这个女孩不喜欢淫乐，无法叫纣王高兴，纣王一生气就把她杀死了，还将九侯也捉来杀掉，并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件事与纣王争辩，又被杀死做成了肉干。可见倒行逆施、为所欲为到了怎样的程度。
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实在看不过去，屡屡劝谏纣王顾惜天命，纣王却说“我不有命在天”。于是微子捧着祖宗牌位逃亡，箕子装疯被贬为奴隶，比干不服气，仍要诤谏，得罪了妲己，被纣王活活地剖了心出来。理由很离奇，说是妲己说比干比别人聪明，是因为他的心比别人多两个窍，不信你剖开看看，纣王就真把比干的心挖出来了。
微子逃了，箕子疯了，比干死了，纣王就更加为所欲为了。他设虿池，剖孕妇，迫害无辜，实在令人发指。如此肆意妄为，不一而足。并且还耗费民力，征天下工匠，为自己修建摘星楼、鹿台及与之配套的园林，发天下兵马，以武力示威于诸侯。
商纣王受，??可以说不聪明，不可以说没有勇力。可他最终便是被这聪明勇力所误，自以为天下是可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纯粹客体，最后被万民所弃，落得个牧野倒戈、国破身死的下场。
老子认为，春秋时那些自私自利之极，聚敛天下以养一己之欲、草菅人命以遂一己之意的国君们和夏桀、商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根本不配统治人民。只有那些“无以生为者”，也即不以自己生命欲望而施为于天下的人，才能保全天下的生命，才能使天下安乐、万民幸福。
【从政之道】
晏子谏齐景公“减负”
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染上严重的皮肤病，继之又转为疟疾，一年之内未能痊愈，前来探视慰问的各国使者络绎不绝。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等人说：“这次国君得病，我们拿出最丰厚的祭品祈求鬼神消灾免祸，但君主的病却有增无好，这是负责祭祀、祷告的祝史们用心不诚所致。别国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由于我们祭品不丰、不敬鬼神！现在应该杀掉为首的祝固、史嚣，也好对各国使者有个交代。”齐景公听后颇觉顺耳，就将此事告知晏婴。
晏婴说：“早年在宋国召开弭兵大会的时候，楚大夫屈建曾向晋大夫赵武询问已故晋国名卿范会的德行。赵武答道：‘范氏治家井井有条，为政不讲私情。他家的祝史祭祀时总是如实地向鬼神诉说，毫无愧怍之色。因为家中没有彼此猜疑之事，祝史也从不向神灵诉求什么。’屈建将这番话告知楚康王，楚康王慨叹说：‘范会治家理政使神人无怨，他能辅佐五君称霸诸侯真是理所应当啊！’”
景公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正谈想杀祝史的事，你为何扯那么远呢？”
晏婴回答：“一个有德之君，国事、家事俱不荒废，鬼神、人民都无怨声，一举一动不违礼制，这样祝史言辞诚信，无愧于神灵，国家才会受到福祉。但是在昏君那里，外内邪僻，上下怨痛；沉迷声色，放纵私欲；摧残民力，聚敛不休；暴虐成性，肆无忌惮；不顾谤言，一意孤行。这时，如果祝史如实告知鬼神，就等于暴露国君的罪行，如果隐恶称善，就是欺骗神灵，祝史们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只好虚言媚神，于是鬼神降祸，国无宁日。刚才我举范会‘神人无怨’的事例，就是想说明道理比祝祷更为重要啊！”
景公又问：“那么应该怎样做？”
晏婴说：“不可滥杀祝史。看看当今齐国的状况吧：山林湖泽之利都被官府垄断；境内关卡重重，关吏肆意盘剥；世袭贵族，强购民物，大兴土木，丧尽廉耻；国家政令无常，横征暴敛；宫中妻妾，恃宠跋扈，巧取豪夺于商市；左右小臣，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于边鄙。百姓痛苦万状，无不诅咒国君。祝祷如果有益，诅咒岂能无损？在齐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诅咒者该有多少？宫中几个祝史再有本领，怎敌得过亿人的诅咒？国君还是缓杀祝史，赶紧积善修德吧！”
齐景公听后心悦诚服，便下令取消山泽之禁和关税，减轻百姓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