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包括一部分媒体在内的社会公众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面对媒体提出的关于资金问题的质疑，周正毅的回答很漂亮也很圆滑：“李嘉诚如果有1 000亿元现金，也有可能是1 500亿元的借贷。借钱也是需要实力的，我们的内部财务是保密的，中国银行对我就很了解。如果不是，怎么会借20亿元给我收购建联通？”
当一家拥有数家上市公司的集团公司老板，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语气来为企业的决定做注脚时，一个神话其实就已经被捅破了，他真正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缺钱。
对于农凯这样一家纯以资本运作为主，对实业经营涉入不深的企业而言，缺钱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由于资本存在杠杆效应，农凯可以通过质押、融资等方式对资本进行放大，因此资金的反复利用自然算不得什么。更何况，资本运作的要义本来就是一个“短钱变长钱、少钱变多钱”的过程，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财富的积累，谁就是最优秀的资本运作者。
缺钱固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对于农凯这种企业来说，缺钱的状况如果引起媒体的关注，被传播得天下皆知，那无疑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使其下一步的资本运作变得步履维艰。
农凯与周正毅的光鲜外表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资产状况，外界心中并没有底。因此，尽管周正毅说出那样的话，他在关键项目上的资本运作却一刻也没有停，农凯也因此得以继续左手收购、右手抵押的“空手道”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对客观条件的要求很高，当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就很有可能玩不下去。特别是农凯这样一家背有大量贷款、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一旦有资金短缺的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导致全盘崩溃。
不幸的是，这一天最终还是来到了，而且周正毅恰恰就栽在他宣传最用力的静安地块项目上。
农凯出局：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平心而论，周正毅的敛财策略是颇有道理的。出于对上海房地产业的长期看好，他企图用地价、房价的持续上涨作为利好因素，让手里的每一个地产项目都变成优质资源，以图在证券市场上融资，从银行更方便地拿到贷款。同时，他再用到手的钱去高价拿地，因为钱是借来的，所以即使购地成本高一些，农凯也并不在乎。为了找到资本运作的砝码，他甚至连一些业内公认的“白象项目”①都不惜用重金拿回去。
在中国房地产业当中，几乎每一家有点规模的企业都在采用这样的资金运作方式，只不过在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周正毅手里，这个方式被放大到了最高量级。当然，他需要面对的风险也因此要大得多，有关周正毅“缺钱”的猜测，自然也就纷至沓来了。
真正引发财务危机的导火线，正是周正毅视做至宝的静安地块。
按照农凯的规划，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的静安地块想要实现8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每平方米至少需要1万元的售价。对于位于南京路附近的静安小区来说，这个售价在2002年前后并不算高。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农凯尽管在地产界摸爬滚打多年，其真实的目的却只是以地产为幌子，到股市和银行去吸钱，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此之前，周正毅从来没有认真地开发过一单全流程项目，只是做一些“接手盘”。以这样的经验，他又如何能够做好旧区改造这样的项目？
简单分析就知道，农凯没有能力做好静安地块的项目，事实证明，它也的确没有做好。
在资本运作方面灵感非常的周正毅，显然低估了拆迁的困难。当他只想着匆忙开建，以便把静安地块当成质押资本和利好消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旧区改造的关键不是造或卖，而是拆和迁。
由于静安小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因此该地区居民根本不想搬迁到城郊结合部地带，但如果真的“原址原迁”，农凯势必无利可图。因此留给周正毅的道路，就只剩下了货币补偿一条路。
有好事者为农凯算了一笔账：假如采用货币补偿的方案，居民是否同意暂且不论，以该地需动迁1万户居民而言，即便每户给予25万元补偿，总数就达到了25亿元，占到总投资的一半。显然，这是一个农凯根本无法承受的价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周正毅的选择竟然是拖下去，他在拿下这块地皮后的几个月里，都没有派出动迁组进驻静安小区，却在证券市场上频放烟幕。这一举动自然招致外界的非议。让他更难受的是，静安小区属于旧区改造项目，他迟迟不做开发，无疑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催促下，农凯开始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与此同时，农凯所掌握的另外几大块土地也因为没有明显动工迹象，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周正毅的资本把戏，终于在这一刻遭遇到了致命的危机。
2002年8月，为了能让静安地产项目继续进行下去，农凯集团和国内某大银行达成了贷款意向，总数高达30亿元。听到这个消息，一位香港投资界的资深人士直指周正毅的资本炒作本质：“一连串的收购上市公司行为和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周先生一再表明不会用上市公司做‘抽水机’，但每收购一家公司就把风险比较高的房地产项目注入却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行为。”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质疑：从周正毅目前可以证实的投资来看，总资产怎么也到不了150亿元，最多在45亿~50亿元之间，而他借的钱就有20亿元。农凯旗下那么多地产项目不会没有融资，如果再借30亿元的话，负债率未免有点惊人。
在进行这番分析的时候，这位资深人士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觉得首富的称呼固然可以说明你很富，但是也可以说明你很缺钱花。因为有钱人投资方向多，融资多，反而会觉得有水在喉咙口的感觉。周正毅的确是财技惊人的高手，但玩得越来越大了，也要小心才好。”
此时此刻，我们再回想起周正毅的“李嘉诚借贷论”，已经完全明了其中的意义了。当这番话语被媒体公之于众的时候，更加深了公众对他的恶劣观感。
直到2003年5月，农凯旗下的上海市中心四大地块，仍然没有明显的动工迹象，这令各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就在银行开始对农凯紧闭大门的时候，坏消息开始一浪接一浪地席卷而来。
2003年，上海市政府发布规定，要求地产商买地必须一次性全额付款。在此之前，几乎每一家房地产公司都采用分期付款、滚动开发的战略，这种方式可以用较少的资金快速地运作一些庞大的项目。而政策变化后，谁拿的土地越多，谁的资金链自然就越紧张。政策一出，当时即有报道称，农凯在上海的6个地产项目，至少会有一个因此被“割肉止血”。
如果说政策的变化给了农凯当头一棒，那么，农凯自身出现的问题，则像是突然抽掉了农凯垫在脚下的梯子。
农凯身处资金密集型的地产业，对销售回款的依赖很强，然而它下面几个大楼盘的销售，却齐刷刷地在这一时间出现了问题。例如位于上海古北路的东方伦敦伯爵豪园，时价每平方米达到2 600美元左右，然而从2002年11月开始，这个专门在香港开盘的高档小区，却只卖掉了30%。据负责销售的农凯员工说：“这个楼盘实在是太贵了，不好卖。”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周正毅为楼市所困、焦头烂额的时候，期货市场上的失利又狠狠捅了他一刀。
农凯的期货生意一向是赚钱的买卖，每年的平均利润大概在7 000万元左右，这也成为农凯一笔稳定的现金流。然而进入2003年之后，铜期货突然从每吨50美元飙升到每吨100美元，价位高抬的结果是风险激增，农凯的交易员们不得不像走钢丝一样在高位买进卖出，险象环生。据一位期货圈内人士透露：“农凯在铜期货上亏损了很多钱，数以亿计。而且，他们做了四五年，内部有人做老鼠仓。”麻烦重重的静安区地块，在这一刻又给了农凯致命一击。2003年，由于农凯的长期拖延及补偿不公，当地拆迁户代表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理由是农凯集团与静安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之间涉嫌违法交易。这起官司直接引发上海政坛动荡，多名高官最终因此落马。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风潮，周正毅在此时表现得有些慌乱。他和身边的人研究后决定，用“花钱消灾”的法子来处理这场危机。当时正值2003年非典肆虐，于是，他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科委）一下子捐出2 000万元用于非典的防治，并高调地在公众面前亮相，证明农凯的影响力尚在。
周正毅的公开亮相，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烟幕弹”的作用，人们开始纷纷猜测此中端倪。然而局势的变化快如闪电，2003年5月27日晚，上海警方突然到周正毅家中将其抓获，公开的说法是对其“实施监视居住”；两天之后，农凯集团的注册和纳税所在区的税务部门主动登门查账；6月2日，国家审计署的人员进驻农凯。
2003年6月3日，上海市政府发言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证实了周正毅被拘捕的消息。比这更麻烦的是，官方同时还给出了解释：“农凯集团在经营中存在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之中。”
社会公众对于农凯究竟有什么问题其实并不关心，这种对拘捕消息的证实只能让他们得出一种结论：农凯出事了。
当这个消息被官方证实后，联想到此前的多起股市庄家案，公众自然对其大加质疑，于是，崩溃性的后果出现了。农凯所控制的5家上市公司股价均出现巨幅波动。一天前，海鸟发展与大盈股份就分别跌去了6.5%和10%，官方消息发布后，两家公司更是紧急停牌。徐工科技到6月5日已经连续4天跌停，随即在6月6日发布股票异常波动公告。同样，香港股市上农凯的两家公司也在6月3日当天被紧急停牌。
庄家末路：有关农凯的思与辨
“我不是富家子弟，父母没有给我一分钱，现在死了，也不会欠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