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放牧摸黑又起早，
马背上失去了青春却不曾知道。
放过羊群放过马群，
放过了风沙也放过了风暴。
最爱喝的是烈性的酒，
最爱唱的是蒙古的长调，
只有喝了酒只有唱起歌，
大树也压不垮大风也刮不倒！
啊嘿啊啊嘿啊嘿……
一辈子放牧摸黑又起早，
马背上颠簸的岁月累弯了腰。
放牧着昨天放牧着明天，
追逐过彩云迷恋过花草，
从不辗转昨日的围栏，
总在把新的牧场寻找。
大河也挡不住沙漠也挡不住，
马蹄声叩响了心中的春潮……
——内蒙古民歌《牧人》
我披上了雪白的哈达
第四次到内蒙了，对这里我已经产生了一种极其亲切的感情。对它的了解我是从那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开始的，以后便是成吉思汗，《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再后来便是蒙古长调……因此一提到内蒙古，我便想到草原、骏马、羊群、蓝天白云，耳边也仿佛响起了腾格尔悠长、粗犷、深情、豪迈的歌声，特别是他的名歌《蒙古人》：
蒙古包的缕缕炊烟，
轻轻地飘向蓝天，
茫茫的绿草地，
是我生长的摇篮，
清清的河水连着遥远，
好像乳汁滋润心田，
这是蒙古人，
热爱祖国河山……
我知道近几十年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在持续恶化，但是直到2004年第一次踏进内蒙的土地后，我才明白原来它竟在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的包围之中，五大沙漠是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奇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巴音蒙都尔沙漠，五大沙地是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和乌珠穆沁沙地。全自治区沙化土地已达6.24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3.6％，几乎是全国沙化面积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荒漠化土地9.33亿亩，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2.71亿亩。沙化土地遍布全区12个盟市的90个旗县（市区），因此防止沙漠化一直是内蒙古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
内蒙沙漠化最严重的地方在西部的阿拉善和伊克昭盟，我曾专程去过这些地方。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地逶迤的漫漫黄沙一直到了几百公里外陕北的榆林；库布奇沙漠的新月形沙丘犹如波涛翻滚的黄色海浪，一直翻滚到天的尽头，著名的响沙湾还会发出战鼓雷鸣般惊天动地的巨响；那被称为“地球上的月球”的砒砂岩，每年都把大量粗砂泻入黄河……阿拉善是无边无际戈壁和沙漠的海洋，极端的干旱，连骆驼也无法生存的地方，黑城、怪树林、干涸的居延海、胡杨林、饿死的骆驼、豪爽的蒙古族同胞、动人的歌声……有着太多太多的神秘和美丽，也有着太多太多的遗憾和忧伤……
几年过去了，如今内蒙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农牧厅草原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保护生态像妈妈奶孩子一样，孩子太多了或喂奶的时间太长了，妈妈很瘦孩子也长不好，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禁牧”，内蒙古自治区自2000年起实行了全区禁牧（鄂尔多斯1998年就开始禁牧了），每年禁牧的草原在6亿亩以上。在年降水量达到250毫米以上、生态环境又没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地区，我们估计5年到10年草原的面貌便会恢复。”
对于内蒙的“禁牧”，我在山西和陕西采访时已有耳闻，那里的林业和环保部门都用羡慕的口气说：看人家内蒙，禁牧搞得多好、多彻底，我们这儿可不行！但是“禁牧会不会影响牧民的生活呢？”——这是我十分担心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回答我：“最初是有难度，特别在无法储草的地方。2000年发现赤峰的大桥都被沙埋了，上级问咋办，我们说只有‘禁牧’。禁牧后植被很快起来了，后来牧民就要求重新放牧，还在网上质问，草场还是不是他的？我们只有讲道理，说明生态恶化的状况，劝他们再等几年……当然，禁牧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是给草原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谈生态还要考虑人的生存问题，因此我们对部分地区实行了季节性禁牧，并且提倡搞草畜平衡和围栏封育，把保护草原的责任真正落实到每家每户，为以后的‘划区轮牧’打下基础。”
说到这里，这位负责人感叹道：
全国号称有60亿亩草原，但这60亿亩草原在现实中却被忽略了。一说生态就强调林业，其实生态不只是“林”，应该以保护草原为主，特别在西北地区。草原生态就是内蒙古的主体，但投资很少，围栏封育每亩补助标准是20元，其中国家投资14元，地方配套6元，实际上地方根本没有给钱，有的地方财政很穷，也拿不出钱来。半年过去了，2007年的项目还没有下达，下面怎么工作？在体制上，林业有国家林业局，而草原仅仅一个处，三四个人要管全国60亿亩草原，怎么管？目前我国的沙漠化还远远没有达到‘相持阶段’，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这就是现实。
我又向自治区林业厅的治沙处请教，治沙处处长武来才告诉了我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他说：“内蒙古的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涉及12个盟市、101个旗县，2000年以来，搞了许多生态建设项目，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等等，据2004年全国第三次荒漠化监测（卫星监测与地面调查同时进行），内蒙已经减少荒漠化土地730万亩了，这是历史性的突破！目前的困难主要是沙化面积太大，自然条件恶劣，植被恢复困难；沙漠类型多，需要探讨不同的治理方法；与生态建设的任务相比，投入仍然不足……”
荒漠化土地减少700多万亩，生态恶化的趋势出现逆转，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目前全国这样的地方并不多，我为内蒙感到衷心的喜悦。
自治区农业大学的李青丰教授证实了武来才处长的说法，他说：“内蒙的沙漠化90年代扩展得很快，但近年来有好转，沙化的趋势被遏制了，主要原因是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例如鄂尔多斯发展了工业，畜牧业不再是主业，对草原也就不再掠夺性的使用了。内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都在250毫米以上，沙漠化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只是目前国家给‘项目’的钱很多，而给转变生产方式的钱很少，这种办法不利于生产方式的转变。搞生态移民失败的很多，把分散的牧民从沙漠里迁移出来，集中在一起，但生产方式没有转变，结果没有水，没有后续产业，怎么办？牧民只得又搬回去了。”
对体制问题这位教授也有一些看法，他说：“部门利益已经制约了生态建设。农区内过度的农垦造成了沙化，牧区内对草原不合理的利用也造成了沙化，现在让林业部门管治沙，他们怎么管农业和畜牧部门？林业部门是种树的，于是便到处种树，也规定大家种树，但有的地方并不适宜种树。我们有个项目搞生态示范，扎草方格、种灌木，一亩地用了1000元，以后还要浇水，水费又从哪里来？一位副县长曾说，现在的生态建设搞得起但养不起，全县浇灌植被的水费每年就得160万！所以我认为，生态建设现在最主要的是体制问题，而草原地区最主要是进行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
体制、体制，传统体制的弊端许多人都曾向我谈起，正如长期研究沙漠化问题的著名专家刘恕所说：
造成社会灾难的沙漠化，往往总是和干旱等不良的气候条件、脆弱的自然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危及人类的沙漠化，不只是一个土地退化的自然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沙漠化的严重程度往往是地区发展水平、经济能力、受教育状况的见证。沙漠化是缺乏发展的一种症状。防治沙漠化是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综合，只有将其摆放在振兴经济走出贫困的区域发展总体目标之内去解决，才会有效。任何只针对后果，而不是排除形成的原因，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包括当前人们崇尚的造林绿化沙漠等措施，都难以达到愿望的、持久的成效。
我们能不能认真思索一下这些意见呢？
内蒙的朋友用民族礼仪热情而隆重地接待了我，唱起了热情的《敬酒歌》，郑重地给我披上了雪白的哈达，而且还烤了全羊。聚会时，长期研究沙产业的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郝诚之教授针对我“禁牧会不会影响牧民的生活”这个问题，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了对沙产业的看法，并大声疾呼地强调：“不要以绿色划句号，要在产业链上做文章！”
是的，生态问题总是和贫困问题纠缠在一起，“是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综合”，“不能只见沙漠不见人”，生产方式的转变、后续产业乃至产业链的形成，都是制约生态建设的难题，发展“沙产业”能不能破解这个难题呢？
早在2004年第一次到内蒙考察时我就发现，内蒙人——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除了向我谈到沙化外，谈得最多的便是发展“沙产业”，媒体也通过各种形式强调这是“内蒙古的新亮点”。
沙产业、草产业的理论是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首先提出来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河边从事国防科研时，钱老便对沙漠发生了兴趣，经过考察，便萌发了“科学用沙”、“经营沙漠”、“创造上亿元产值”等构想。80年代在应邀为《内蒙古日报》撰稿时，更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沙漠地区的太阳能等有利条件，使用和推广节水技术，搞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沙产业和草产业。
以色列正是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正如钱老所指出的，沙产业必须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之上，内蒙能做到吗？
针对我的怀疑，郝诚之解释道：“沙漠里的梭梭可以嫁接肉苁蓉，白刺可以嫁接锁阳，这些都是名贵的中药材，很多企业已经看中了这方面的潜在价值。另外，沙漠地区阳光充足，我们可以采取高科技的手段，多采光、少用水，依靠科技，面向市场，延伸产业链条，从而创造财富……”
当然，如果真能依靠高科技开发沙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推行生态建设的同时又解决了老百姓的贫困问题，那不但内蒙人民幸甚，中国人民也幸甚了！
但是，人们会不会带着一种浮躁的、哗众取宠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对待沙产业，因而再次对大自然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呢？
从沙产业我们谈到了蒙古族的生态文化，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因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尽管宗教信仰不完全相同，但在爱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尊重大自然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如果能够认真研究这些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加以继承和创新，对建设21世纪我国的绿色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蒙古族和别的少数民族一样，确实有独特的、值得总结和重视的生态文化。
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已经繁衍生息了几千年，不但能够按季节选择草场，而且对什么草场能养活多少牲畜，什么时候应该“转场”，一群牲畜应该控制到多大的规模才能适应草场的承载能力等等，全都心中有数。正因如此，草原的生态系统才能很好地保护和维系，以致延续了几千年。正如青藏高原选择了“全民信教”的藏民族一样，草原选择了游牧。
蒙古族自认为祖先是狼，自己是狼的后代。在《史记》、《魏书》等古籍上也记载着这个民族和狼的关系。长期以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使蒙古人不仅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畏。蒙古族号称“大自然的儿子”，爱树爱草，爱马爱犬，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们：“在神灵苍天之下，好好的马匹和自由的牧场似乎是他们的惟一需要，祖先的游牧生活就是他们的幸福。”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始终贯穿着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这一条主线，认为山水、树木、草场都有神灵佑护，是不能侵犯的。
就连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隐喻的意味也非常强烈，它是死去的骏马变化的，马头骨化成了琴身，马尾化成了琴弦……
终日和蓝天白云相伴的蒙古人，最早信奉的是“萨满教”。有人把萨满教称为北方游牧文化衍生的基础，萨满教信奉“蓝天高大，无边无际”，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地神也称地母女，掌管万物生长。元朝之后，特别在清代、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在喇嘛教的戒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戒杀生”。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同胞类似，蒙古人也认为，动物、植物、山、水等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不能随便杀戮和破坏。他们不会去砍伐活的树木，不会去弄断活的树枝，不会去草原上乱挖滥采，不会随便猎杀野生动物，也不会弄脏水。他们不在水边洗衣服，不在水里洗脚，解手时不面对河坝……解放前，只要谁砍了一棵树，就要罚交一头羊或骆驼，交不出来便要挨几十板子。
在新疆采访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处长阿不都热合曼曾告诉我许多当地蒙古族同胞爱护野生动物的情况。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有一个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蒙古土尔扈特人历经苦难从俄罗斯回归后居住的地方。巴音布鲁克蒙语是“富饶的泉水”，这个高山草原中有美丽的湖泊，天鹅常在这里栖息，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天鹅保护区。每年春天天鹅便飞来，直到9月中旬天气转冷了才飞走。20多年前保护区刚成立时只有两千来只天鹅，现在已经增加到8000多只了。阿不都热合曼说，天鹅是有灵性的动物，一夫一妻，对爱情十分坚贞，蒙古族把天鹅当成爱情的象征。保护区天鹅迅速增加的原因一个是政府加大了保护力度，一个是当地蒙古牧民的爱护。野骆驼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州兽，天鹅是这个州的州鸟。阿不都热合曼还向我叙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2004年我去巴音布鲁克时，看见一个80多岁的老汉打了他40多岁的儿子，儿子蹲在蒙古包外面哭。我问老汉为什么，老汉说，他的孙子谈恋爱，想买礼物送给女朋友，就在野外捡了十几个天鹅蛋，卖给汉族老板，得了几百元，买了礼物。老汉知道后没有找到孙子，就用皮鞭打儿子。老汉还气愤地说，饿肚子时我宁肯吃草根，也不会去捡天鹅蛋！”
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是蒙古族巴特尔，阿不都热合曼说：“他1996年就去保护区了，一直不愿意回来。你要是有机会见见他就好了，关于蒙古人爱护天鹅的故事，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和新疆的维吾尔族一样，蒙古人也有割舍不断的绿色情节。忠贞的爱情被称为“不倒的榆树”、“顽强的乌兰毛都（红柳）”；美丽的姑娘是“阿拉坦其其格（金花）”、“查干其其格（洁白的花）”……直到现在，从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中，仍然可以窥见蒙古族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譬如，在搭蒙古包的时候，不能将包内的草皮铲掉；在收拾蒙古包准备迁徙时，要把垃圾烧掉或者掩埋；交通工具不能到处随意乱走，以免辗碎和破坏草原；把草场上牲畜的粪便捡回来做饭、取暖，不但节约了能源也减少了污染……
蒙古族选择穹庐一样的圆形毡包——蒙古包——作为流动房屋，也与他们热爱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有关。草原上流传着的一首民歌曾进行过生动的诠释：
因为仿造蓝天的样子，
才用羊毛毡制成；
这就是穹庐——
我们蒙古人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