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大平原遍地新绿，万物都在发芽破土。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在春天长满新叶，从泥土深处笋心剥发的新芦苇成千上万，像草原一样铺天盖地无限壮阔。旧年的野蒿草有纯白的有纯黄的，一片一片与新春的绿茵相映。温暖的春风趟过我们的芦苇荡时，草原一样的万千新绿齐声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我随便一伸手就能摘出一支小小的芦苇芯，含在嘴里轻轻一吹，春天的声音也就非常具体地充盈了我的童年。突然，我听到前边不远处的野蒿草丛飘来口琴声，接着是女声满怀思念的合唱：“武汉啊我们的家乡，我们日夜把你思量，那里有我们的童年梦想，还有我们儿时的伙伴和学堂。如今我们都下放，只能把您放进胸膛。”
我听到王育老师的声音说：“我们唱苏联歌曲吧。”哦，苏联，这真是一个让我费解的概念，它几乎渗透在那个特殊的五十年代的全部生命里，成为标志，成为记忆，成为许多人随时都会热泪盈眶的梦。我听到口琴伴奏，她们唱了很多我从未听过的歌，那么好听，那么美丽，以至从那以后的30年我在任何时候一听到苏联歌曲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天在豁湖的经历。当然那里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是我的家乡豁湖的傍晚：夕阳的光辉映红了天地万物，天空人字形的大雁一队接着一队向北飞去，湖上金波滚滚，鱼儿跳出水面时溅起金光闪闪，在各种野鸟的低徊声中阵阵晚风迎面抚来，巨大的夕阳以燃烧的姿态照耀着我家乡的豁湖。不久后村里就有老人说，那是要出凶事的前兆。我小心地趟过蒿草地对王育老师说：“王老师，校长叫我们宣传队，明早鸡叫头遍出发，去凤凰山搞宣传。”一个姓李的武汉知青用胳膊碰了一下王育老师，说：“王育，你是真正插队落户了，感觉怎么样？”王育老师没理会她，走近几步对我说：“好，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去通知其他同学，啊？”我点了头就返身回家，刚走进蒿草地，听到她们继续说些我听不明白的话，好像是在说王老师和马校长的什么，我那时候听不懂。
真的是鸡叫头遍，我母亲就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们一个个半睡半醒地来到村口集合，王育老师扛着旗帜走前面，我们哈欠连天地跟后。谁都没想到凤凰山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等候在豁湖最南岸的渔船把我们一直荡送到南湖嘴，荡船的老头那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小孩子落得一个较长时间的补睡。下船的时候，王育老师要一个一个轻轻地叫：“快醒啊？孩子们，下船赶路了，听话啊？”宣传队里我最小，王老师实在叫不醒我就把我背在她的身上。我比任何孩子幸福，因为我在王育老师的背上可以闻着她头发里的香味继续睡觉。我们这支来自光明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王育老师的背负、手牵、呼喊下，摸黑走了7里长路。黎明时分，宣传队胜利地到达了凤凰山煤矿。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大片大片的死亡。在几乎悄无声息的紧张抢救现场，在晨曦中，我吃惊地看到数不清的尸体横陈在煤矿的草丛里，很多人正在像影子一样来来回回搬运着死尸。王育老师突然对我们说：“全都转过身去！”又大声命令一句：“面向太阳！”我们不会不听王育老师的话，都转过身去，抬头面向新升的太阳。但我的腿在发抖，我旁边有个女生害怕得哭了，还有个男生尿了裤子。我们听到王育老师飞快地冲进了救人现场，她问清了情况后，走到我们面前大声命令说：“现在我们回家，谁也不许回头再看，谁也不许回家后乱说，起步走！”于是我们满怀恐惧快步沿原路往回家的方向跑。
后来我很偶然地在一本史料上看到：凤凰山煤矿始建于1970年春，历时三年，总投资90万元，但采煤不到一百吨，后因凤凰山实在没有开采价值停办煤矿。当时的人们不敢说任何话，史料也不给那场灾难记载更多的原因，这让我更加在难以释怀中觉得那是豁湖永远的谜团。在王育老师的呵护下我们赶紧离开了现场，对于那起需要忘记的煤矿坍塌事故，我们只能把它封锁在记忆深处。像中国历史上尚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也不能解开一样，我们只能让时间继续侵蚀。
二
在电台当节目主持人的李丹很少回家，她自己在汉口租有住房。现在的独生子女喜欢过一种独立性很强的生活，她似乎与别的女孩更有不同，她尤其喜欢独来独往。她说过：我不喜欢母亲那代人的知青情怀。她还说，我生来就是要享受生活的。你用你的强壮吸引了我，我觉得仅此一条理由就足够了，难道你不想和我发生一点什么吗？你不能浪费了你自己，你要善待上帝的赐予。这是李丹的人生观，应该无可非议，她应该有她自己的喜好。每代人有各自的喜好，而且天然地存在着共性。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可以对上辈人的事情没有兴趣，因为她们有太多的新鲜事物需要面对，比如时下流行着一夜情，谁也不要阻拦也难以阻拦的。也许我不该劝她，我说：“你妈妈要你去看演出，是想让你感受一下她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候的生活遭遇。”李丹用那双突然显得天真的大眼看着我问：“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难以说服她，何况也用不着说服她，就扭头看大街上如蚁的人流，说：“你现在的年龄就是你妈妈的当初，她希望你看一看，你不去我想她也不会责备你。”李丹并不把观看一场演出看得有多么重要，问我：“除非你和我一起去，除非你让我坐在你的摩托车后面让我抱着你，除非在剧场你让我挨着你，否则我不去。”我说假如晚上没事可以考虑，李丹胜利地一笑。
很多人，村北聚集了很多人。还有很多的红旗，很多的红标语。我们所有的人都望着喜文校长。喜文校长的胸前戴着一朵鲜艳的大红花，他站在村北的高坡上满脸生动，那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我和小伙伴们在人群中一边穿梭一边叫嚷校长上大学了！校长上大学了！我的母亲突然把我拉到她的怀里，然后把我举在肩上，母亲是要让我更高地看见喜文校长。我看见了，很清楚地看见他的微笑像他胸前的大朵红花那样灿烂。我在母亲的肩头四处张望着，我以为在村北的坡上在校长的旁边应该看得到王育老师。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所有的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也都来了，唯独望不见王育老师。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烈欢送马喜文成为光明大队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我的母亲不停地大声对我说，你长大了要跟喜文哥一样。王育老师那天没去送喜文，她一个人在我们的队屋里痛哭。
我从母亲的肩头滑落。我挤出热闹的人群。莫名其妙地，我直奔我们生产队的队屋。一双不到7岁的男孩的脚步，很轻很弱。王育老师一丝不挂。那年她应该18岁。队屋的大门虚掩着，队屋的房门没抵紧，没被阻挡我就闯进了。见我进来，王老师惊叫一声后双手护身，很快转过身去。我面红耳赤，傻了一样不知所措地呆立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赤裸，由此我一生都喜欢看女人的背影，看女人丰满的臀部和杨柳一样的腰肢。王育老师扭头吼道：“出去！出去呀！”我清醒了吗？我连忙退出去，我魂不守舍面红耳赤。我被遥远的敲锣打鼓声提醒了，有点突然口吃地说：“王……老师，校……长走……了，校长……上大学了。”房里她说：“我知道。谁让你来的？你怎么不先咳嗽一声？”
王育老师在喜文校长离开豁湖以后好象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跟往常一样当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读书写字做作业，教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她没有因为我撞见过她的身体而责怪我，但那是我一生不可能忘记的身体。
王育把喜文的母亲叫婶娘。在喜文走后不久的有个晚上，婶娘怀揣着两个鸡蛋，到我们生产队的队屋去看正在生病的王育。一年多来，王育老师一直住在这个堆放农药化肥泡谷种的队屋，阴暗、潮湿，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和王育同时下放的另外几个武汉知青都是较早就住进农民家里了，由于王育是臭老九的子女，豁湖不敢有人要她住进农家。婶娘走进队屋时，被刺鼻的农药味呛得后退了几步。婶娘举起马灯，看见生病的王育病恹恹地缩成一团，放了马灯扑过去伸手摸一下王育的额头，惊叫：“我的天啦，烧得像炉火！可怜的育啊，你怎么不去看病？怎么不跟婶娘说一声？怎么不到婶娘家去找婶娘呢？”婶娘看着王育，眼泪像断了线似地流淌，滴落在王育的脸上、心尖上。婶娘起身，用脸盆打来一盆凉水，拧了冷毛巾，走到床边坐下，把王育轻轻地抱在怀里，给她敷着滚烫的额头。婶娘问：“育啊，病几天了？”王育已经高烧得浑身发烫，神志不清，声音虚弱得飘缈：“三天，婶娘。”婶娘又问身上冷不冷？王育说浑身冷。婶娘说你是打脾寒呢，要找赤脚医生打奎宁。婶娘又给王育拧了一条冷毛巾，说：“育啊，你搬到我家里去住吧，婶娘照护你。”王育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那不行，婶娘。”婶娘说：“育啊，你要晓得婶娘是真心的。”王育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了，哭着说：“婶娘，我出身不好，谁都不敢要我住家里的。”婶娘说：“我不管你那些，我只晓得你病了，你没有人管，婶娘不能看着你病死。”婶娘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把王育的行李包抓在手上，说：“你现在就跟婶娘走。”王育勉强撑坐起来，语气坚决地说：“婶娘，我不去！我不连累您，不连累喜文，不连累任何人！”婶娘说：“育啊，你是没逢着婶娘的，婶娘怕什么连累啊？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没有人管你，婶娘我不管谁管？你今天去不去？你要不去，婶娘喝一瓶敌敌畏死给你看，你快点下床来跟婶娘走。”王育哭着说：“婶娘，我走不动了呢。”王育以为能用这个理由谢绝婶娘的好意，因为婶娘个子不高人又单薄。可她没想到婶娘会把行李包往脖子上一挂，勾身背对着她说：“来，婶娘背着你走。”王育感到震惊：“我的好婶娘，您背不动我的！”可是婶娘已经摆好了背她的架式，说：“上来吧，听婶娘的话！”王育的眼泪再次汹涌地流淌下来，泣不成声。
一个身单体薄的农妇在1970年的夏夜背负着一个重病的知青，艰难地行走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小路上，马灯微弱的光芒照亮的是与日月同时滋生的母女之情。无数的萤火虫围绕着她们闪闪烁烁上下翻飞，像铺天盖地的音符编织着动人心弦而又令人难忘的旋律。
我知道喜文的母亲是一个最爱干净的女人，她一定把王育老师住的房间收拾得整洁舒适。好几天我看见大队的赤脚医生每个下午都进婶娘家为王老师打针，还看见婶娘想着办法给王育老师弄好吃的。我母亲知道王育老师生病后，赶紧到豁湖采了新长的嫩藕，叫我送到婶娘家给生病的王老师吃。可以说包括婶娘在内，以我的故乡无比淳朴丰厚的情感，谁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得到王育的报答，对于王育老师来说，她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处境中，乡亲们给她的点点滴滴都让她刻骨铭心。
大队民兵连长得知王育擅自离开队屋搬进马喜文家里后，他带着几个民兵凶神恶煞地站在喜文家门前，他粗大着嗓门说：“王育！你想翻天？我们不许你住贫下中农家里，赶快搬回队屋去！”很多人都围在喜文家门口看，我看见王老师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收拾着衣物准备搬走。这时婶娘回来了，婶娘听明白怎么回事后，把王育推进屋里，然后走到门口当着众人的面，对民兵连长说：“王育是我家的儿媳妇，她不住我家住哪里？”婶娘走近民兵连长，摇着头说：“你们还不晓得吧，她害病差点死了！我的喜文是公社送去上大学的，他要是晓得王育这个样子，你们就得小心！”民兵连长不怕，瞪着凶狠的眼睛，威胁婶娘说：“我们开你的斗争会！”我看见婶娘抬起头说：“开吧，你开，我不怕你斗。”谁都没料到喜文的父亲这时会站了出来，他是一个言语不多但脾气暴躁的男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与邻村为豁湖地盘的争夺战中冲锋陷阵，至今面有伤疤，民兵连长可以不怕任何人但不敢不怕他。喜文的父亲握着一把五股鱼叉慢慢走到家门口走到婶娘的身边，咬着牙骨说：“你们都给我走开！王育是我们家的人，谁都不用管，谁都管不着的，走开！！”民兵连长虽然带有枪，似乎还想说几句什么，可他看到喜文父亲脸上的伤疤动了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透出往日的寒冷，于是不得不挥了挥手，招呼民兵们走了。我好高兴，因为从此以后可以经常看见王老师了。
王育老师在婶娘家度过的是一段平凡如农家生活的日子。那段日子里她写过很多的日记，并且在所有的日记里她都在想象迟早有一天会和喜文一起生活。她曾经给在华中师范上大学的喜文写过几封长信，但不知怎么没有收到过喜文哪怕一个字的回信。她写信给远在潜江农场劳改的父母，要求他们把每个月寄给自己的5元钱生活费，改寄给喜文。她在信上说：“大叔和婶娘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里生活比较困难，请你们把钱一定坚持寄给喜文。”每天清早，王育总是最先起床，要到白雾笼罩的小河来回好几趟才能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再清理猪栏鸡栏，把屋场扫得干干净净了，太阳才把晨光普照到大平原。她总是拿着课本在前面走，我们挎着书包紧紧地跟随着她。孩子们爱听她的歌声和笑声，爱看她的一双长辫在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流畅地晃动。我深信自己的一生被她的美丽与欢乐感染，总觉得自己是跟在她的身后成长起来的。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