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大叔的背影，想着他为了家庭付出的辛劳，我们总是想为他做些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请他和我们一起；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递上随身携带的药品；下雨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买一件雨衣披在身上。回北京后，给大叔寄去了三个人在张家界的合影。2010年在湖南卫视《越淘越开心》节目中，我们作为嘉宾出席，还发布了一则寻找彭大叔的“寻人启示”。
此后旅行的很多年，每次设计路线的时候，大叔那句经典的“不走肥头路”都会回响在耳边，已经成为我们检验线路设计是否合理的标准。
彭大叔，一个称职的导游，一个本分的农民，一个慈爱的父亲，如此普通的一个人，却时常会让我们想念和祝福。
三峡姑娘
张家界到宜昌6个多小时的火车，感觉像坐了两天。车厢里连让人蹲下的空间都没有，气味难闻得要命，大站小站没有不停的，人上上下下像走马灯一样，我们的屁股始终也没有着座。
下了火车直奔码头，买好了转天一早出发往重庆的船票。本来计划是去找住处的，令人高兴的是，船务人员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就可以凭船票上船住了。这下可好了，不仅省了一晚的住宿费，还不用背着大包四处奔走找住处。
我们把背包存放在码头的存包处，然后去葛洲坝参观。晚饭后，找了家大点儿的超市储备好这几天船上的食物。
虽说我们买的是三等舱，但由于是旅游客船，不是普通客轮，六人间一点儿也不显拥挤。而且，卫生条件也不错，每个房间都带卫生间。这一晚，我们头枕着长江的波涛入睡，船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乘客都是转天一早开船之前才上船。
游三峡是考验人视觉耐力的一件事，尤其是逆水而上。从宜昌到重庆，旅游客轮要走三天三夜，即使对于不晕船的人来说，要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始终保持着对美景的那份激情和热度，也是很难做到的。
三峡的美确实名不虚传，难怪历史上赢得了那么多文人墨客的赞美。随着2003年大坝蓄水至135米这一日期的临近，美丽变得弥足珍贵，因为很多昔日的景致将永远地深藏于水下，不见天日。
船在第一天傍晚停靠在巫山码头，我们有机会第一次让双脚踏上三峡的土地。沿着古老破旧的石阶一级一级地向上走，来到老县城，发现很多老屋已经空无一人，逐渐黯淡下来的天空和远处新城的灯火更是加重了它的寂寞。
游船再次出发的时间被安排在第二天午后，上午是特意为大宁河小三峡预留出一上午的游览时间。我们换乘小型游船，暂时驶离了裹挟着泥沙的长江主航道，进入了玉带般的大宁河。大宁河小三峡是龙门峡、铁棺峡和滴翠峡的总称，也是游览长江三峡不可错过的一处绝色景致。江河交汇处，黄绿分明，绿色被黄色无情地吞噬，不由分说地将其推向遥远的大海。
行船划破如镜的河水。导游姑娘小杨向大家讲解着绝壁上的方孔和石缝里的悬棺，那段尚未解开的巴人之迷给小三峡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当人们的目光还停留在峭壁之上的时候，小杨指向了前面岸边不远处的村庄。她说：“过些日子三峡大坝又将蓄水，村子里的村民已经全部搬到了地势更高的新村，现在我们看到的村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每户人家在离开老屋的时候都会放一挂鞭炮，用这种方式来告别老家，因为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一位老汉在离开之前，带着全家老小面对着祖居的老房子跪倒在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当时，在场的乡亲们无不泪流满面。”听得出，小杨此刻的声音略带一丝颤抖。
在半年之后的“2002年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上，特别奖授予了全体三峡移民。在那一刻，所有观众为之动容。还记得《再说长江》中《告别家园》那集有一个长镜头，在即将告别故土和乡亲之前，大溪村的三个汉子紧紧抱在一起泣不成声，乡亲们在一旁擦拭着泪水。惊天动地的三峡工程，不知有多少人在为它默默地付出。
当大家得知小杨姑娘也即将成为三峡移民中的一员时，船上的热闹顿时消失了。在离船上岸之前，小杨对大家说：“谢谢各位来小三峡观光游览，来自四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们那里有我们的三峡移民，请你们一定要善待他们，我在这里谢谢你们啦！”说着向船上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掌声随即响了起来，我不记得持续了多久，只知道手拍得很疼。掌声是送给眼前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的，也是送给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三峡百万移民的。
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船靠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再来三峡时，看到的已不再是如此的风光。那时的小杨姑娘一定在他乡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谁说牛逼不善良
工作之后很少回天津的家。国家部委的工作早已不是传说中的“喝茶看报纸”那么悠闲，整天忙得晕头昏脑，连足球队训练都是政治任务。这让自由散漫惯了的我感到很不适应。
平日的工作出差不少，接待规格也很高，但总是像被人捆住手脚一样，不能随心所欲地去释放陌生环境给人带来的探索欲。可我“野”心不死，寻觅着可以短暂放飞的一切机会。
国家规定公务员享有的带薪假期常常被身边的同事在办公室“挥霍”掉，他们的敬业令我佩服，但也不能理解，几天的休假难道真的会让庞大的国家机器停止运转吗？在这个态度决定一切的年代，也许需要这样的劳模。
我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但绝不会为了表现认真而去表演。幸亏，我的领导大哥跟我脾气相投，所以请下五天年休假去放风才成为可能。
在旅行前一周的周末，我回天津去看爸妈，这也是每次出行的惯例，可能是怀着一种对家人的愧疚感吧。与其说是去看望爸妈，倒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为自己的贪玩进行心理开脱。
每次回天津都有一种莫名的温暖。不管是开车驶入天津界，还是坐火车停靠在天津站，心里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才是属于我的城市。
家乡的变化在游子眼中总是格外明显，就像很久不见的朋友才能说出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而朝夕相处的人对此都是后知后觉。
天津在一天天地变得漂亮起来，现代的高楼、古朴的老屋和别致的洋楼共同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屈辱。论贵气，她比不上北京，但要论洋气，她不逊于上海。有人用“京派”和“海派”来形容另外两个城市，如果给天津也分个“派”，我觉得她应该是“卫派”。
天津卫，六百年，保卫着京师要地，经过无数战火的洗礼，经历多年被占领的磨难，才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形成了不畏权贵的城市品格。天津是属于平民的城市，九河之地，五方杂处，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无傲气但有傲骨，在牛逼和善良双重性格中过着自己的乐呵日子。
周日午后，我离开家搭乘公交车前往天津站。正值七月中旬，车内没有空调，被烤得要着火的铁皮车厢像一个大笼屉，一边在热浪滚滚的街道上缓慢爬行，一边在蒸着车里的“人肉包子”。上些年纪的妇女和大娘用随手带着的手绢不停地擦着汗，年轻女孩快节奏地摇晃着檀香扇，而我没有那些防暑降温的工具，只能不时地抬起胳膊用T恤衫的半截袖抹去额头上渗出的汗珠。
车上人越来越多，稀薄潮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不知从哪站上来个光膀子大汉，左肩上搭着脱下的白背心，右手抓着扶手，一身乱七八糟的纹身被汗水包裹着，肚子上的肥肉盖住了腰带，看了就觉得恶心。站在他旁边的人都自觉地远离他一步，一个妇女甚至背过身去，朝向了另一边的车窗。只有站在大汉右边更靠近车门位置的老奶奶没有动，脚下有一个小推车和一个大篮子，好像挪动起来不太方便。
每停一站，上的人多下的人少，车里几乎是人挤人了，可光膀大汉周围始终是“真空地带”。有人给老奶奶让座，她说马上就下车了，拒绝了让座人的好意。
车靠站还没停稳，光膀大汉硬是从老奶奶身前不大的空隙中挤过去，像是有什么急事要夺门而出。粗鲁的举止让人侧目而视，我当时气不过，喊了声“看着点儿，别撞着大娘！”大汉没有理会。车门开了，大汉跳下去，但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迈着八字步、背着浑身的“皮皮虾”牛逼哄哄地徜徉而去。只见他转过身来，一把揽过老奶奶的菜篮子，一手抓住小推车的侧杆，将它们从车上移到了站台的地上，然后又回头来扶老奶奶下车。
“呦，谢谢你，谢谢你！”老奶奶颇感意外的道谢。
“嗨！这（jiè）有嘛（mà）！慢点儿您（ní）了！”等老奶奶站稳，大汉又跳上了车。
看到这一幕，人们刚刚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我为刚才的喊声感到有些抱歉，因为声音永远比不过行动。光膀大汉的举止在常人眼中看来虽有些“鲁”，但他用行动教育了我———善良不必贴在脑门上。
正义在哪里
由于这些年的旅行经历，我们常常会受到媒体采访。在采访中，总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否在旅途中遇到过危险，如果面对危险，又该如何化解？
其实危险是相对的，坐在家中喝茶，走在上班的路上，危险也时刻可能降临。只不过，在旅行途中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危险系数要大一些而已。
我十八岁时在高中入党，算来也是年轻人中的老党员了，但是在路上，我信天命。
信命并不等于作，避免危险有时是可以靠智慧和经验去化解的。这些年，我可以躲过塌方和泥石流，避开小偷和劫匪，却始终迈不过自己心里的一个坎———失去尊严的怯懦逃避难道也算是在屏蔽风险吗？如果邪恶与你相遇时，你是应该做伸张正义的英雄，还是当缩头乌龟明哲保身呢？
2003年短短几天的年休假眼看就要结束，我们游完西递和宏村后回到黄山市，坐上了回北京的夜班火车。由于黄山到北京只有这一趟车，又值旅游旺季，因此票很紧张。本来工作后手头富裕些了，想买卧铺车票，但实在买不到，最后还是托人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硬座票。车上人很多，半夜里人们睡得东倒西歪，我睡不着，拿着本书打发时间。
“各位醒醒啊，注意一下！”听到有人大声嚷嚷。起初我没在意，还以为是列车员查验车票。“我们哥俩今天有求于大家。”这个声音继续高声叫道，全然不顾已经过了午夜。我好奇地把视线从书上转移到车厢的一头。只见两个人左右站着，40岁上下。一个留着长头发，隐约看到一道刀疤划过脖子和胸口，面相不善。另一个剔着板寸，蓄着大胡子，表情有些呆滞。我预感到这两人不是好来头。
终于，长头发开始表明来意。他说：“我们都是犯过错误的人，政府也惩罚过我们。我们今天在这给大家唱一首过去在监狱里自己创作的歌，以此换些大家的帮助。不用多，每人一块钱就行！”
这时睡觉的人有的被吵醒，有的被旁边人推醒，还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板寸接着说：“当然我们要钱也是有原则的，我们不要老人和孩子的钱，当兵的钱也不要。不过，要是我们走到你面前，你装作睡觉或是不理睬，那就别怪我们把你叫起来了！”说话的口气中带着威胁，而且还在拉拢当兵的，分明就是说，我们要钱你别插手管闲事。
摆明了是抢劫，装得像要饭的，说话还像搞慈善的。他妈的，真是人渣。
车厢里除了两个畜生随着断了弦的吉他发出的噪音以外，没有任何声音。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愤怒，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包括那个当兵的。
人性的怯懦在这一刻被暴露无遗。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我捏着吉美刚刚递给我的一元硬币，放进了那只肮脏的手里。那一刻感到毫无尊严可言，我恨自己没有勇气站起来，也遗憾在车厢中寻找不到正义的力量。
软的不欺，硬的不怕。从小爸爸就这么教育我。男孩子要敢说话，敢担当，我一直以为我能做到，可是这一次我败了。明哲保身不是什么理由，其实距离正义和勇敢还差得很远。
我五岁跟奶奶打学麻将，六岁上赌桌，七岁上学带着同学去打群架，八岁混进台球厅和游戏厅，九岁躲在哥们家学抽烟，十岁与人合伙骗钱去玩苹果机，十一岁从爸爸工厂偷拖拉机零件去卖钱。
因为跑得快和爱抱打不平，让我这个不良少年成了学校的名人。区里的运动会100米和110米跨栏，只要有我参加，冠军无悬念。在班里、学校里更是“专治各种不服”，遇上看不过眼的事，拳头飞脚一起上。
也许是老师走了眼，也许是我软硬通吃，连续三年被评为市级三好生。我在十二岁那年当上了南开区十佳少先队员，在小学毕业时被直接保送至天津最好的中学———南开中学。正是两代共和国总理的母校拯救了一个即将坠落的少年。
多年不曾混迹“江湖”，我生性软弱了很多。现在的朋友大都不知我还有过如此狂傲的童年。我有时会想，如果路遇劫匪我一定会跟他大打出手。但这一次，面对两个无赖，我却选择了忍气吞声。
多年之后，这件事仍然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结，常常在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我敢站出来说话吗？自己的正义感能化作行动吗？我真的不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