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在国际风云骤变，台湾遭受“外交”大溃决与世界石油危机冲击的困境下，蒋经国受命出任“阁揆”。上台伊始，出于稳定台湾社会，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与树立自身新形象的考虑，蒋经国大力倡导维新运动，推展行政革新与社会革新，给委顿的台湾社会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博得了台湾社会的好评。
清除接班障碍
受军官任期制度制约，蒋经国于1954年9月从“总政治部主任”岗位调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0年后，蒋经国再度回到“国防部”，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份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0年间，蒋经国虽未任军职，但对军队的影响时时刻刻存在。就在他离任“总政治部”的第二年，还为国民党军队提出十大竟赛任务。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一举攻下一江山岛，蒋经国奉父命到前线慰劳官兵。同年2月，蒋介石鉴于大陈岛已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遂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建议，决定撤退大陈。“国防部”拟定了撤退大陈的“金刚计划”。蒋经国再度代父冒险赴大陈执行此一计划。
1955年2月2日，蒋经国飞抵大陈岛。经过蒋经国的反复动员与专员沈之岳发布的大陈岛将有“最激烈的战斗”的布告，台湾1．4万多民众被迫告别家园与军队相继撤离。蒋经国当时的心情与蒋介石一样，十分沉痛，他对随行人员说：
“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
2月10日，蒋经国在临走之前，在大陈岛最后一次升起青天白日旗。当时参加升旗的有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美军顾问杨帝泽、沈之岳和《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等人。蒋经国升旗后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
“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2月12日中午，蒋经国乘“高安”号战舰驶离大陈。
大陈撤退，虽没有5年前的海南、舟山撤退时震动全岛，但也谱出了“反攻无望论”的凄厉乐章，谁还相信蒋氏父子的“我带你们回大陆”的鬼话呢?
1985年八二三炮战期间，蒋经国三次奉父命赴金门岛为国民党官兵打气。他在金门召开政工会议，宣称“我们要在炮火中壮大起来”。
蒋经国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他的顶头上司是他的儿女亲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导弹专家俞大维。俞氏有过颈部淋巴腺肿瘤的病史，虽经医治消失，但必须经常检查。据港报载，俞大维很会做官，在蒋经国到“国防部”上任后，俞到美检查身体时间有意延长。“国防部”内的事，包括到“立法院”备询、内部开会、处理公务等，尽量多让蒋经国做。当然，蒋经国决定的事，俞在事后没有不认同的。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翌年1月，蒋介石便将俞大维调离“国防部”，任命自己儿子当了“国防部长”。这样蒋经国便彻底掌握了台湾的最高军事权，开始名正言顺地主持军事会议、调整人事、主持校阅、演习及各军校开学、毕业典礼等。
蒋经国全面主军后，首先提出“三实”作风。所谓“三实”，即结实、诚实、踏实。蒋经国宣称：
“我深入基层部队，只要看士兵读得最多、最喜欢读的是什么书，然后我便知道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否结实？”
“一个人发自内心地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上官、忠于自己的军队、忠于自己的国家，这便是诚实。”
“踏实就是脚踏实地的。不要虚报，不要好大喜功，做一个是一个，做一件了一件，有始有终地做，做得彻底。”
“国防部”举行“三实会议”，蒋经国在会上发表讲话称：
“不论是结实、是诚实、是踏实，最主要的还是诚实；就是去除杂念，摆脱外务，专心一意，自动自发地放在工作上。”
在改善部队风气的同时，蒋经国又在1965年3月8日提出“国防”施政要点：
(1)“构成严密坚固的台澎金马防线”；
(2)“准备一股强大的机动的打击兵力”；
(3)“加强有力量、有权威的政治作战号隋报作战”；
(4)“巩固台湾省兵员动员的基础”；
(5)“扩充我们自己的兵工建设”；
(6)“从事原子能的研究发展”；
(7)“扩充对大陆以及大陆的抗暴运动”；
(8)“改善军人生活”；
(9)“培养革命实践军风”。
蒋经国的“国防”施政的中心仍是在贯彻其父鼓吹的“反攻大陆”。
1962年初，蒋介石乘大陆处在经济困难与中苏两党出现意见分歧之机，大肆鼓吹“反攻大陆”，宣称“一旦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为实施“反攻”战略，蒋氏父子于年初开始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并成立了“反攻行动委员会”。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不断派军队、特务偷袭大陆。蒋经国在北投开办的政工干校全力配合“反攻”，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按蒋氏父子最初部署，是派军队“反攻”，后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名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此间，蒋氏父子还不断派遣美制飞机飞赴大陆进行高空侦察，人民空军予以有力反击，先后击落美机20余架。
一次次“反攻”失败，并未使蒋经国甘心，他为了重新鼓吹国民党军官兵的“反攻”勇气，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毋忘在莒”，是“毋忘”什么?蒋经国宣称：
“毋忘38惨痛失败的耻辱和教训；毋忘为反共救国而牺牲罹难的同志朋友，毋忘共党狠毒狡猾；毋忘责任、毋忘敌人、毋忘目的。”
蒋介石对儿子发动的“毋忘在莒”运动予以充分肯定，他称：
“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8个字的意义。”
蒋氏父子为将此一运动推至台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此一运动表面轰轰烈烈，实则响应者甚少，“反攻无望”再度弥漫全岛。蒋经国不愧为蒋介石的儿子，据王升称：“关于反攻大陆，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但经国先生绝不会放弃，再困难，他亦不会放弃，他不畏难。”的确，蒋经国对部下的每一次讲话都像蒋介石一样，念念不忘“反攻”与“反共复国”。
为使蒋经国在反共与“反攻”上有突出的表现，也为使他在全面接班后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去治理台湾，蒋介石在1968年4月15日蒋经国59岁生日前夜从日月潭给他寄来一封信称：
“经儿：
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力，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
对于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经国心领神会地说：
“父亲对王学的研究，进而发为事功，重要的是贯彻了行的道理。特别是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和国父知难行易学说发明贯通，说明‘知行合一’的良知学说，是与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亦惟有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才能实现知难行易的学说。”
尽管父子二人都懂得知行合一与知难行易说，但都明知“反攻”不可为而偏为。
蒋经国在“国防部长”任职期满之际，又于1969年调任为“行政院副院长”。这是蒋经国迈向接班之路的关键一着棋。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退守孤岛之后，除了反共、“反攻”之外，他的既定方针就是传位于子。随着“反攻”无望与蒋介石年岁的不断增长，传位于子便成为中心任务。吴国桢、孙立人与雷震等反对派被清除后，蒋介石当时认为陈诚是蒋经国实现全面接班的最后一道障碍。
陈诚是蒋介石的最得力干将、黄埔系中红得发紫式的人物。国民党退台后，陈诚官运亨通，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与“副总裁”，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港台舆论当时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蒋经国的老部下孙家祺被撤职后称：陈诚接班的说法不妥。他认为：第一，陈诚虽是“副总统”、“副总裁”，但并无实际力量；第二，陈诚缺乏玩弄政治魔术的能量与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第三，陈的年龄虽比蒋介石年轻10多岁，但他的健康情形，反而较蒋介石更差，也可能衰老得更快。而蒋经国恰恰相反，在这三方面都比他优越得多。孙氏认为接班者必为蒋经国。
蒋介石之所以下定决心清除陈诚，主要是陈诚与蒋经国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他就曾反对组建“救国团”，对蒋经国主持“辅导会”工作也颇多指责。更主要的是，陈诚对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也有看法，这便触怒了蒋氏父子。1963年，陈诚提出请辞“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民党九大上提出提拔新进，这样，陈诚便顺理成章地交出了“行政院长”大权。表面上看，陈诚是请辞，实则是蒋介石逼陈让位。对于陈诚辞职，外界评论颇多。美联社电讯陈诚下台另有原因，江南称陈诚“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苦闷，盖可想及”。
为蒋家效尽犬马之功的陈诚，到头来仍被爱子胜过一切的蒋介石踢出了权力磁场。1965年3月5日，陈诚病逝台北。陈诚病逝，蒋氏父子既悲且喜。悲的是从此蒋家又少了一位忠臣，喜的是蒋经国接班道路上的障碍终于自然消除，今后再也不用为传子部署大伤脑筋。然而，在“国防部长”位子上的蒋经国不可能马上接班，因此，蒋介石在陈诚病逝后，加紧选拔过渡人物。1966年2月一届四次“国大”上，蒋介石精心选拔“副总统”，就是为蒋经国接班寻找最后的时机。
一届四次“国大”上最热闹的一幕莫过于“总统”、“副总统”选举。按惯例，每次“国大”召开之前，国民党中央全会内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此时蒋介石年届80岁，但仍死死抱住“总统”宝座不放，并且还故作姿态，建议由“党内年高德劭，勋望素孚”的同志出任“总统”。如蒋介石真想让贤，80岁的老人应该乘早回家抱孙子何必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然而在故作姿态之后，仍荣登“大宝”’。他说此次大会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但到1972年一届五次“国大”召开时，“反攻”任务仍未完成，他又以“世局多蹇”，将此责任搪塞了事。
“总统”择定之后，“副总统”人选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传子部署问题。陈诚病逝后，“副总统”职位一直虚悬。当一届四次“国大”来临之际，台湾舆论界一直认为“副总统”人选不外乎是资历较深的张群、何应钦与孙科三人。然而，天威难测的蒋介石在“国大”召开前的九届三中全会上宣称“副总统”人选“以年事较轻，学验均优，而有专长的同志”。后又说年龄宜在60—70岁之间。蒋这一暗示表明，张、何、孙均被排斥在外。最后蒋介石提名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
严家淦是怎样的人呢?
严家淦，字静波，又名属水，1905年10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自幼聪颖过人，4岁即会吟诗。192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化学，对数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后校方允许他攻读数学课程，成为校内为数不多的双学位毕业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曾担任该校月刊的英文编辑。
1926年严家淦大学毕业后，曾到上海德商西门子洋行任职。后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此举为蒋介石赏识，遂向全国推行。1945年12月，调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厅长、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职。
严在政治上崭露头脚是在到台湾之后。他在担任财政厅长期间，曾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湾的金融财政，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后严出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转任“财政部长”。1954出任台湾“省主席”。60年代，陈诚重病缠身，繁忙的院务工作使陈无法承受，陈在蒋的暗示下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对于新“院长”人选，陈诚提出张厉生，但蒋经国反对，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长”。
当时台湾政坛竟争此职者的确不在少数。严家淦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是小字辈，他1952年时当选为国民党七大中央评议委员，1963年国民党九大时，才当选为中央委员。蒋经国之所以举荐严，是因为他与严在“辅导会”合作期间配合较好。蒋介石之所以接受儿子的建议，不仅仅是由于严的才干，因为像严这样经理型的政治人物，在台并不是都能像他那样飞黄腾达的。蒋介石最喜欢严的两大长处：
(1)严家淦没有自己的班底，不擅拉帮结派；
(2)严没有权力欲，为人颇圆融通达。
严家淦本人就曾说过：
“凡事应该退一步想，易地而处。我们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么一切事情都会有愉快的结果。”
对于严家淦的为人，江南评论说：
“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公民，不是好公仆。”“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正是由于严的这些优点，使蒋对严大加称赞，什么“性行外圆内方，操守公正无私，精神毅力卓然过人”。严氏在得到蒋的嘉许之后，跑遍台北的大街小巷，到每位“立法委员”家中登门求教。香港舆论称：这种踏破铁鞋促进友谊的做法，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使他所获得的支持票，竟然超过了他的前任陈诚。1963年12月9日，严家淦终于坐上“阁揆”的宝座。
此番“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蒋介石提严家淦是意料中事。在宴请“国大代表”时，蒋介石为使严家淦顺利当选，对严大加赞扬称：
“来台之初，我派陈前‘副总统’主持省政，实行三七五减租，成为日后平均地权的关键。保持币制信用，俞鸿钧先生贡献至大，而严家淦先生当时是俞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严家淦担任台湾‘省主席’，养成守法习惯，实行地方自治，他做得很成功。过去16年，他所表现的经验、能力、学识、智识，充分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副总统’而不会失职。我经过再三斟酌研究，决定提名他做我的副手。”
蒋介石还说什么：“严家淦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而我的短处，正是严家淦的长处。”
蒋的助选演讲在后来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许多国民党元老听了蒋的这番话后投了严的票。
严家淦在听到蒋提他做副手后称：“内心感到很惶恐，不论资望、学问和经验，在座的人比他强的很多”，“希望大家多给他指教，多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