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么个发生于民族危亡的空前历史灾难中的一个民系，竟然在一度又一度的天翻地陷中，历尽千磨万劫，不仅由弱小走向强大，而且震惊寰宇，显示出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一凭此，其对民族的自我更新起到的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同样，这么一个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失去了故土、“处处无家处处家”、在华夏故国可谓独一无二地没有地域命名的民系，在全国南方十多个省份中，或聚或散，成“飞地”地分布在各种不同民系文化（如广府、如闽海、如浙赣、如八桂、如巴蜀文化）之中，却能坚守住自己的文化边界，坚守住自己的历史传统，尤其是维系住整个民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何等之不易，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奇迹--这种坚守，却又不可能是封闭的、自恋的、单一的与保守的，否则，便无法守住。
还有，在长期的流徙中，除开宗族或家族这样一个作为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在起到维系作用之外，令客家人保持住自己的民系特色，恐怕更多地在于一种文化的认同，尤其是作为‘客家言’的认同。客家人对“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认同，使这个民系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与内驱力。--这，都是值得我们探索与深思的。
我这里所想强调的是，客家人似乎生来俱有的那种“危机感”，也许是由于这个民系本身就诞生在危亡之中的缘故。
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客家人具备一种自省的能力，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时刻检查自身的不足及缺陷，用以与先进的族群相比较，从而汲取他人之长。而这，又正是自我更新机制的产生及表现。
有一本《客家人面临时代挑战》的文集，出版这本书刚好是十个年头之前也就是说十年前客家人已意识到又一重“危机”逼近了。的确，民间已有了“客家人有过去，广府人讲今天”。客家人有着光荣的历史--即过去，可在今天市场化浪潮中，却多有不适应，跟不上趟，加上客家居地住多是山区，经济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显然滞后于广府地区。书中对客家人的轻商意识、依赖意识、自卑意识（这自然是相对的）敲响了警钟，希望客家人早日“冲破小农意识，参与市场经济大循环”，以主动的姿态，“迎接当代潮流的挑战”。近日，在“客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研讨会中，也谈到“现代客家经济的失落”有“两大因素”，一是不同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造成的“封闭性”的放大，一是旧观念未能及时更新。而后者更是至关重要的。
无疑，当代的客家人，仍旧抛离不了这与生倶来的危机感，从而促成了他们的自省、自我批判。而经过这一阶段后，相反他们也就能后来居上，重续历史的辉煌。
而一个族群最可贵的品格，也正是具有这种自省或自我批判，惟其如此，方可以脱胎换骨以形成新的文明生机，不至于走生物的自然规律而老化下去。
可以说，客家正是古汉族或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个较新的民系，而它自身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自省与更新’尤其是进入近代，这些特征也愈加明显。凭此，我们可以相信，这……‘次“危机”，对客家而言，更是次机遇，如果他们能认真对待当代的挑战，就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过渡地带”
无论如何，近代客家民系以其鲜明的个性、独有的姿态，彪炳于史册。一部近代史，无论是陈寅格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都无法回避得了客家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而且是相当出色的作用。
正如太平天国运动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一样，近代史每往前跨进一步，或多或少都与客家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分不开。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可以说全部是客家人，其主要军事力量，也是客家人。而作为其后的领导人洪仁讦，更以其《资政新篇》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革的宣言书，可惜天不假时于他，未能实践便壮烈捐躯了。不过，《资政新篇》的构思及思路，在几十年之后的“戊戌变法”中又再度显示出其远见卓识来。而辛亥革命的元勋，同是客家人的孙中山，更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在其革命的领导层中，客家人所占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的。再后来，在土地革命、共和国创立的领导者中，客家人一样为数不少。有人称，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以客家人一根红线贯穿下来的，这似乎是溢美之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说，从这个民系一诞生，如在南方，文天祥奋起抗元、袁崇焕镇守明朝边关，陈璘抗倭、郭维经与清兵血战赣州城下，就揭开了这个民系惨烈而又辉煌的历史，就在为汉民族及华夏文明的自我更新而浴血奋战，正可谓一鸣惊人！
近代中国历史文化转折中形成的“客家群落”现象是中外驱目的。这是人才群落，即人才的群体激发效应在一个民系中最为鲜明的体现，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均能找到客家籍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上面提到的不说，我们不妨把视线投向文学界、学术界、艺术界、科技界。文学界中，“鲁郭茅”，这公认的现代文学的前三位大师级人物，第二位郭沫若便是“湖广填四川”时迁至四川的客家人。当代国际上声名遐迩的思想家、史学家、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也是客家人。我们还可以列举的，还有如李金发、黄药眠等。往前追溯，则应加上黄遵宪、丘逢甲等。这在一部近现代文学史上，都是黄钟大吕式的人物；学术界，我们只提陈寅恪、王力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大名便足够了；艺术界，泰斗式的美术大师林风眠、着名音乐家郑小瑛，便有足够分量了；至于科学技术界，则更多了，像钟惠澜、李国平、李国豪、卢嘉锡、梁伯强、黄子卿……当是挂一漏万；而企业界，耳熟能详的则有胡文虎、谢枢泗、曾宪梓等--正是他们以非凡的力度，令中国近现代文化，呈示出龙腾虎跃、生机勃发、前景无限的气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同样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近现代中国精神文化的发言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删去这么一批人物，那是必黯淡不少。他们是中国近现代精神天空中一颗颗璀灿耀眼的星辰，使曾走向沉滞、衰落的中国古代文明重新又焕发出活力，有了亮光。
要解释这一现象，还是得从客家文化入手。
正如我们所说的，客家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部。如果是农耕文化，积其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要一下子接受完全异质的西方海洋文化，则是难上加难，所以才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种基本上是抵制、抗拒的提法。同样，仅仅是海洋文化，子要浩荡北上，无疑也是关塞万重。于是，当中无疑需要一个“过渡地带”。显然，客家文化便是充当了这一“过渡地带”中的桥梁，林凤《从而汲取了两种文化之长，在近现代中国一啸冲天。
人们不难看到，有较浓重海洋文化色彩的广府人或潮汕人，他们倒是出了不少大企业家、大商人，但是，他们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言权或声音，却不如客家人。而作为农耕文化中心地域，由于政治上的保守甚至反动，也没几个人能充当近现代走在历史大潮前边的先行者，无法与洪秀全、孙中山等相比。可作为客家人，无论是朱德、叶剑英、叶挺，还是李光耀、胡耀邦，他们在接受先进文化包括海洋文化上，都是一马当先。历史正是形成这样一个契机，把客家人推到了潮头上。而客家人也善于当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表现得有声有色。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是看得见的。如何透过这一历史现象，去寻求其中深层的文化动因？这里仅是浅尝辄止。
这些历史人物的出现，将把我们的思考引向何方？
危亡中的得名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客家的得名在什么时候。
任何事物，都是先有实，方才有名的。客家民系在形成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被称之为“客家”，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且也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进程。
我们从不少田野调查的报告中得知，恰巧在客家民桌最早形成的中心地域，那里的人操着客家话，却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客家话。当调查者告之时，他们还为之诧异。可见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间还会更早，而这里的人们尚未有作为客家人的自觉意识。
相反，在客家人后到达的区域，或者客属区域的边缘地带，“客家”的称谓反而还发生得更早一些。
如我从一开始提及的自湘东至粤北的客家带，其史籍上便较早出现了“客家”之称。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白江右来者为水源。”
长宁县，明隆庆三年析河源，翁源、英德三县地而立县。其间客家人，同样是朱元璋于明初灭陈友谅之后而迁入的。建县为1569年即前述隆庆三年。也就在这时已有“客家”之称了。至于是否全为闽西客家，各县县志或有出入，可能把自江西东来的也划为闽西来的了。
稍后，我们又发现，愈濒临民族危亡，愈直面“土客械斗”的生死关头，作为“客家”的称谓，便愈由微弱走向响亮，最后，成为南方一个引人瞩目的强大族群。
最着名的，是清代嘉庆年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面对粤东博罗、东莞一带土客械斗的惨状，终守不住沉默，作出了第一篇“客家宣言”--《丰湖杂记》。这已成为客家典籍中的重要文献了。
而后，便是被称之为“客家人的革命”--太平天国。
客家人就这么由蛰伏到冲天，迅速地走向历史自觉，也正是在这历史进程中，他们获得了“客家”的名号。不可否认，这与过去南下的“客户”之称，有着一定的关系。
“得名”之所以出现在边缘地区，出现在危亡时刻，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其得名形成，不是同一时间，也不在同一空间，这都是合情合理的。
壮观的东南
还是在元代之际，当“南人”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摧残，未得抬头，却有一位诗人，仍在这深重的苦难中看到了希望，在冷酷的摧残里磨炼出韧志，他不顾元朝对南方的箝制、贬抑，满怀信心地预言道：
万古东南多壮观，
百年豪杰几登临。
果然一如他所料，一俟元灭明立，硝烟甫熄，中国的东南，自有豪杰“几登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思想观念上，都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新气象。
尤其是沿海地区，民营的纺织、造纸、制瓷、冶铁等手工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趋于近代的生产方式。宋代出现的纸币，为世界之先，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为之活跃，尤其是明末工匠制度的改革，减弱了各行业手工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推进。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破产农民大量人城，成为“浮食寄民”，他们“朝不谋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什佰为群”，“延颈”待雇--旧的依附，化作新的雇佣，从而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新型生产关系。
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可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上，当时的东南一带，是完全与世界的发展同步的。
西方正在进行的“文艺复兴”，也正是拿中国的例子，掷向神权统治。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学者，纷纷从中国汲取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精神武器。
与此同时，东南一带的中国思想家们，也终于破天荒地提出了废除君主专制，实行民主议政；反对“崇本抑末”，力主“工商皆本”。他们大力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要求设立学校，发展科学技术……
思想的产生，正是对社会发展提出了问题，发出了呼唤，中国，业已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关口。
本来，它是完全可以与世界近代以来的突飞猛进携起手来的。
流寓客子
晚明思想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内涵丰富的“泰州学派”。这个学派，源于“农工商贾”之中，活动于“佣夫厮养”之间，几经曲折，在思想界造成了“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大势，一度成为公开的“异端”。其间突出的人物便是李贽--这是中国思想史中须用如椽之笔记下的人物。
他是福建泉州人--也就是广义的“葛藤坑”中人，葛藤坑是客家人迁徙之地。李贽生活于嘉靖（1522.1566年）至万历（1573.1620年）年间，由于得东南沿海风气之先，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憎恨道学先生的假仁假义，颇欣赏“力田作者”、“作生意者”的讲信用、守承诺的言行一致。尤为痛恨过去只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垄断，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实是反对经典束缚，号召解放思想，并进而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从而去“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更表现出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