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光返照的中兴。
如果说，明末东南沿海乃至江南的经济文化、启蒙思想，多少与世界同步与接轨--这已有了不少论证，且非本书的任务，那么，对于一个自北方朔漠而来的游牧民族，却与此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因此，这一同步与接轨一下子给错开与断裂之后，正常的、向上的社会发展便不复有了。那么，不是被腰斩、扼杀，便是回复与倒退，有时，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因为前者可以说是扫清一片土地，扫得一干二净，从而可以重新开始，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而后者，则只会重复已有的腐朽、衰败、糜烂，重演一次“世界末日”的悲剧！到最后，还是逃不出最后的覆灭！要求一个游牧民族一下子进化到现代是不可能的，相反，它与中国社会当时尚处于后进状态的一切，却多少有些接壤--与先进思想及先进的生产关系无缘。于是，中国本土上后进的东西，恰巧就成了与他们相契合的并被他们当作了先进的东西了。
这便是清朝300年的悲剧。它一度地中兴，与其说是中兴，还不如说是回光返照。它重新拾起的，恰巧是南边业已要摒弃或已经摒弃了的东西，诸如“称天而治”，诸如“君臣父子”，诸如后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种种。
缺乏史识，势必要迷醉于这种中兴--清朝不是把汉民族的传统和盘接收，重新拾起，并奉若至宝么？
更何况还有个康熙大帝，又有个乾隆盛世。
乍一看，似乎是雄才大略，乍一看，倒可谓海晏河清--不过，这只是以既往的标准，以狭隘的目光所得到的结论，只要一放眼世界，看看人家已走出了多远，那谁也不会凭此津津乐道了。
康熙所在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的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解剖学与生理学，尤其是力学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出现了一大批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可以说，一进入18世纪，更是以加速度在前进。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法国大革命的逼近，牛顿、艾勒、拉鲁拉斯、拉瓦锡、毕丰等的发现及学说，等等，要与康熙所做的一切相比，就一目了然了。康熙无非是给一个垂死的后儒社会打一强心剂让死人“还魂”或“炸尸”罢了，没有半点新的东西。最终还得倒下。
那么，乾隆盛世所在的18世纪中后叶，西方业已在突飞猛进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二月革命与九月革命，美国《独立宣言》、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英国瓦特联动式蒸汽机，只要列数一下这个时期内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盛世”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一目了然了。这只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一闪而过的盛世，使中国更陷于落后、愚昧、闭关锁国之不拔中。
没有比较，包括明末经济与思想上的比较，怎可以侈言“盛世”与“进步”呢？
也许，在南方复又归于沉默了的客家人是看清楚、看明白了的。
盛世的真相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清朝大势。
如今的“戏说”太多，根本不顾历史事实，似乎康熙、乾隆这些“盛世之君”，是怎么虚心好学汉文化的，也是凭借汉文化，把中国拓展为历史上疆域最大、国力最强的世界大国，并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盛世”。
事实果真如此么？
当历史真实一旦被还原，天下人当会大吃一惊，而且几乎无法相信。
事实是：当清朝立国110年，也就是“盛世”之中，这个“天朝帝国”，仍严厉禁止自己的民族同汉人交往，尤其是文化交往，而汉民族当时占有全国人口的90%以上。清王朝禁止的手段，也极为愚昧与落后，不准其读书，不准学汉语，不准学习骑射之外的任何知识，而且不得与汉人应酬、交朋友。这不准、那不准，这无论是东西方历史中，无论哪一个少数民族在统治，都不曾这么做过。虽说到了太平天国之后，这一局面才稍有改变，但是，在整个清代，作为这一少数民族的成员，依其政府组织法，是必为其军队之首脑、官员的大部，各部侍郎以上的高官，务必半数以上为满族人，而且均应在同级汉人官员之上；
地方总督与驻防大臣的全部、各省巡抚的一半，都要由满族人担任--即便南到广州，也是如此。如今广州城中，仍有八旗几马路的路名。
不妨翻阅一下乾隆的御批。他认为满人读书，乃“玩物丧志”、“剽窃浮华”、“居心日就险薄”、“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谩，渐成恶习”，三番五令，八旗须“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以清语骑射为务”。他还身体力行，对凡不读书而骑射满语学得好的，“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过学习以备考试。于是“八旗子弟”到了满清末年，便成了纨绔子弟及寄生虫的代名词了。甚至早在乾隆帝去世之前，八旗军队早就名存实亡，打不了仗了。
因此，还在1793年，即乾隆皇帝在位的“盛世”年间，英国派出的马尔戛尼为首的大使团来中国为这位皇帝祝寿，几经曲折，他们见到了这位“盛世之君”，也看到了当时的真实的中国。
那么，被后人吹得上了天的乾隆盛世在他们眼中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马尔戛尼的结论是，中国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只是一个市场而已。中央政府已无法实施其对下边的统治。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船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
他甚至预言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将永远不能修复”。
--这，都是清朝后来，乃至于今天仍在宣称的“盛世”。
正是这支祝寿使团来到中国之后不足半个世纪，即1840年，鸦片战争便爆发了。正如马尔戛尼40多年前所预言的，清政府已经不堪一击了。
别人眼中的盛世如此。那么，在中国老百姓当时眼中的盛世又是如何呢？
康乾盛世，也是中国“文字狱”登峰造极的时代。这里，我不想一一列数这100年间康、雍、乾三世数不胜数的文字狱，反反复复的海禁。我这里只提一个人，这便是1796年乾隆实行“内禅”之后不到20年，有这么一位青年学者，年仅24岁，写了一组短论，总题为《乙丙之际箸议》，其中有一篇，言简意赅。且照录一小节：
衰世者，文类治世（注：治世，即盛世，下同），名类治世，声音美貌类治世。
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注：只允许单色却貌似原初状）；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注：希声，无声也）；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注：堪以稳定而自慰）；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边军无才将，庠序无才士，
陇无才民，厩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趑君子也，抑小人甚趁（注：连小偷、强盗、小人也都无才了！）。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注：集体奴化，集体无耻，莫过于此矣）。
又非一曰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
夫悖且悴，且哨然目同然以思世之一变矣，才不可问矣，樨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
寥寥几百字，写出了怎样一种恐怖？
这位年轻人就是写“我劝天公重抖擞”的龚自珍。几段文字，便把所谓盛世的本来面目彻底揭露了出来。
后人读来，无不惊心动魄，感同身受。
似乎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死亡之门”不就是这样的么？其实，“盛世”也无非是相对于“末世”而言，尤其是末世时由统治者治史，无不将前边的历史夸大为“盛世”。其实，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只要认真阅读历史，民乱、边患、削藩、饥馑，一样不少，只是“文字狱”，让人噤口罢了。
拜太阳
杀了袁崇焕，就等于宋朝杀了岳飞一样，一个朝代的整个腐朽、衰颓、离心离德也就暴露无遗了。没多久，在清兵攻击下，加上内乱，这个王朝便落个不堪一击的下场。
当曰拒袁崇焕于城外，后又将袁崇焕凌迟、寸斩的崇祯，只好在煤山自缢了。
崇祯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不是没想过励精图治，拔擢人才，可最终还是听信博言，自毁长城。不过，他至少证明了，只要是这个古老的汉族当政，历史已不允许有一个皇帝了，制度是要更新的。但历史没给这个古老的文明民族以机会，清兵浩浩荡荡掩杀过来。
这回，不似南北朝，尚可有南北对峙；也不似两宋，尚有一个临安让南宋苟延残喘。这次，清兵可谓长驱直人，纵然南方的反抗仍十分壮烈，明军与李自成的军队联手抗敌，也终于敌不过这个游牧民族的僳悍、凶猛。客家节义之士，亦纷纷起而号召徒众，举义勤王。义师失败，也就更散居于各地。这，便是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了。
崇祯是个复杂的人物，客家人对其感情也是复杂的。他杀了客家名将袁崇焕，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这无论如何是不可以原谅的；然而，从客家人的传统观念看，他又毕竟属于汉民族的“正朔”，代表了汉族人的王朝，是任何别的人所不能替代的。
于是，在宋明以来形成的客家人的陪都--梅县，便有了“拜太阳”的礼俗。
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的这一天，客家人家家户户都走出大门，朝着北方设供，净手焚香。
而后，焚烧掉用纸扎的“太阳衣帽”--这做得似龙袍皇冠一般，开始了一年一度对太阳的拜祭。
朝北，当是客家人的祖居地，更是汉民族正朔所在--历代汉民族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在北方，可它们已可望而不可即了，国土沦丧，民生凋残，惟有一拜以祈求上苍了。
而三月十九日这天，则更是崇祯皇帝--汉族最后-个皇帝缢死的日子。
祭拜中，还有一篇《太阳经》：
太阳三月十九生，
家家户户点红灯。
由此，客家人便有了这么一个传说。
崇祯死后，皇太子（！）和他的老师李二何，为了悼念先王，年年此日，便在梅县的灵光寺内设供祭奠。
但这一仪式，得冒十二分风险。因为清王朝是容不得对先朝的怀念与祭拜的，这可是“复辟”活动，要问死罪的，不仅自己得死，还得株连众人。因此，他们便假托这一天是“太阳生日”。明朝的“明”字，不是由“日”与“月”两字构成么？“日”便是太阳，这也可以曲折地寄托客家人的思念。
既然是一种仪式，自然也得有其公开的意义，所以，一般对外宣称的是，祭了太阳可以祈求上苍赐福，消灾弭难，风顺雨调，五谷丰登……
就这样，“拜太阳”的风俗便在客家人中流传开了，一直到今天。
它近乎于一种宗教仪式。
传说中的“皇太子”是有其深意的，因为在历史上，明室的后裔，南明皇帝弘光帝，即福王，也早已被押回北京杀了。但这“皇太子”分明是指整个汉民族的后裔，也就是寄寓有“反清复明”的重望。
瘢痕
传说乃至于宗教性的材料，可以说都有个一致的地方，那就是采擦于客家民系这株生命大树的历尽磨难的瘢痕之上，从而不同于其他民族，也不同于同一民族的其他民系。它是独特的，也是精致的，处处渗透有客家人的“大汉族意识”。毕竟，其所选择与重新耦合的这些材料，都是别的民族乃至别的民系所没有的，尤其是所没有经过思索的。这只有在苦难与挫折乃至惨败中，才能激发出的深沉思考，以至于它可以似旧的《圣经》中众多的条项，本身可以包含有无数的意蕴以供后世汲取无穷的教益。
这也许正是我给这部书定名为《圣典》的原因所在。但它是一部新的圣典，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史的圣典。也只有沿着这一则又一则的传说或遗训，阐释它其中的思想--形成于千年大迁徙中的基本思想，我们才可以把握住这个民系命运与思想的内核。
诚然，思想便是最真实的生命。
在客家民系的这个文化主体中，这种传说、神话加上史实，业已成为恒久不变的坚固的内核，从而构成了千年来与异己的外界的顽强的抵抗。
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了客家人。也正有了这些，客家人才作为了古汉族的“活化石”，奇迹般地把古代的许多东西，传统、习俗、价值观、道德观、宇宙观等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是人类学上的一个无可置换的巨大命题。
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怀旧。
南人北相
鲁迅先生在《南人与北人》一文中曾这么说过：“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鲁迅这段话的本意，在于他在此文当中提到的“优点可以相师”，也就是南北之间的优势互补。正是这种优势亘补，方能走出一条“自新之路”--这与我在前边说的自我更新应是“不谋而合”。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看客家人。
毫无疑义，客家人是“南人北相”，因为他们是中原迁徙到南方的一个族群，他们仍保留北方遗传的面相。但他们又已经完全成了南人，几十辈人都是在南方生活。很显然，他们的面部骨骼架与广府人大不相同。广府人更多有古越人的遗传：髙眉骨、凹眼窝，面部削瘦，且色泽发沉。但客家人绝无高眉凹眼的特征，不4人还有较高大的个子。所以，他们作为“南人”，却具备“北相”，这便“主贵”，有成功的“先天优势”。
其实，说的是相貌，不如说是南北文化互补所带来的优势。
当然是两种文化的优势互补，而非各自的劣势加在一起，那就不是互补，而是互拆了，无成功可言。
不是人种的优劣，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会造成不同的文化的落差。北人来到南方，客家人便是一个落差，一个介乎于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的落差。其实，在岭南三大民系文化--广府、潮汕、客家，本身也呈示出各自的落差来。广府的重利轻义，潮汕的义利并重而客家的重义轻利，便区别出各自文化的根基来。即便是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同岭南文化相比，也同样有不同的落差。
而这南北文化之间，客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原（或北方）文化的边缘，也同样可以说是岭南文化（或进而称之为海洋文化）的边缘，但作为二者的边缘，它并没有依附于任何一方，而是形成自己的文化边界。它认同中原文化，也认同海洋文化--海外拓殖中少不了客家人，且有“客人开埠”一说于南洋流行。在两个“认同”之中，它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而它所形成的文化，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并且与别的文化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它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是在相比较中而存在、而发展起来的，由隐性到显性，由弱小到壮大，由内陆而大海--这一双重意义，使得这个民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分外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