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的大格局来看，儒家文化是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道家文化则是非官方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同的“在野”文化。而在民间，诸如会党中，则还有另一种文化，即墨家文化，大致可以算作一种隐性的文化，但它也可不时爆发出来，如在农民起义中。甚至“文革”中的暴民政治，这与墨家文化也不无关系。三者，在庙堂与民间、主流与非主流、在朝与在野，显性与隐性，各有其“生态群落”，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各自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关于这种文化形态，当有更大一篇文章来做。
如从区域文化来看，也存在着由次要到主流，或由主流沉沦为支系的现象。齐楚燕韩赵魏秦，可以说，在各自称霸之际各自的文化也就上升为主导文化。只是几经颠簸与曲折，直到汉武帝时，齐鲁的儒家文化才上升为主流文化、官方文化。但其后2000年间，儒家文化也不是时时刻刻居于主导地位的，有时亦“礼崩乐坏”，没有予以理睬；直到后来，宋明理学，才把孔夫子神化了，上升到高不可及的位置。但后儒的理论体系，恐怕未必就是孔子的本意了。
作为一个非地域文化--客家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独特、奇异的现象，这也就决定了它初始的存在方式只可能是隐性的，蛰伏在相“邻”的其他地域文化当中。这里的“邻”字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它是非地域存在，一个个飞地散落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不仅仅与广府、潮汕为邻，也与湘、闽、赣、桂、川等为邻。由于相邻的区域文化相对之下，对其散落的飞地大得多，所以也没把它当回事。这一来，它是先有存在，后得正名；先期蛰伏，后再起的。
这种文化的“蛰伏”现象，当是客家表现得至为典型。
因为从历史考察两言，最早的客家先民，罗香林推导、论证为两晋南北朝，有1700年左右的历史了，那是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是中原士族大规模南徙。他们首先到了三大湖，而后再因历史动乱，继续南徙，一步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关于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历史文化动因，后边会有专章论及。
直到13世纪，即宋末，民系的正式形成，其间经历的时间，几乎是整整十个世纪。一个民系的形成，从酝酿、蛰伏到脱颖而出，经历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没有某种外来的力量加以刺激，也许这个民系未必会在这个时候被激活，从而最后成型。
这一刺激的力量，便是宋朝积弱、国家危亡所激起的民族自尊。
客家人之所以强调自己的汉民族文化的“身份”，当是与这个积弱的汉王朝相关。加上明王朝也是汉王朝，也同样亡于一个游牧民族，--这一来，作为客家先民当年的历史记忆便给召唤了起来并且予以了强化。那时，也正是“五胡乱中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
正是历史记忆加上现实遭际是如此的重合，南迁的相当一部分汉人--客家先民，便在这种文化记忆的耦合下，开始确认自己的身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语言上寻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人称纸上的、亦即精神上的故乡，于是，长期蛰伏中，所积蓄的深厚的文化之力，一下子便爆发了出来。一一人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宋末，还是明末，南方的抵抗何以那么惨烈？其中，不无客家人的因素在内。包括太平天国揭竿而起，以及最后悲壮陨落，也都发生在客属地。
它从一诞生，便带上了悲壮的色彩！
强调或注重历史文化的动因，正是看到潜藏在一个民系意识中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是不可以被抹掉、被淡化的，而且在一定的契机下，每每会被强化、被激活，从而一下子爆发出来。这正是作为一个文化的民系，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发生的最根本的条件！
于是，屈辱、压迫竟化作了催生的春雨，一个注定要令这个蔚蓝色星球震惊的民系，便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破土而出了！
直至长成参天大树！
蛰伏
不少史学家，都曾一度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周期性震荡”、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等理论表示认同。的确，从几千年王朝更迭的历史来看，这一理论是颇有诱惑力的。从王朝本身的组织力量与结构状态，以及调适机制，都可以找到论证的依据。
但是，这一理论却一样有其薄弱环节。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理论，与当年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断几乎如出一辙广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缺少一种对峙，所以从无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这可以说是超稳态的一种表述。正因为这样，西方人观念中，中国历史永远停留在“童年”，是长不大的孩子，没有“真正的历史”。甚至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个皇帝贯穿下来的，顶多换个姓，又当下去了。中国历史只开了个头，便“终古如此地固定”下来，不再有历史了。显然，这样的表述，在黑格尔，是出于他的“绝对理念”，是为了他的理论体系服务的，与我们的史学家的理论出发点并不一样。但这种殊途同归，却让后者的理论处于相当尴尬的地步，也就显得有几分暧昧了。
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是不可以在帝制时代贯穿到底的。正如李鸿章当年所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自近代（如以16世纪为界），中国的历史变化不再是重复已有的王朝更迭了，而是更严重的太平天国革命与维新变法思潮的激荡！正是这些“变局”，令李鸿章感到是“三千年未有的”。也就是作为封建正统文化，或者说，其“道统”已经不可以再延续下去了。其“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显然已经不灵了，历史是必要揭开从未有过的一页，这才令其惊呼、恐惧、惶惶不可终日。其实，这种变局，并非李鸿章时代才逼近，而是早已经开始了，黄宗羲在其两三百年前，便对君主制严加针贬，龚自珍也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尤其是客家民系的崛起，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更是天翻地覆。
那么，这一“周期性震荡”，也就不再会循环往复下去了；同样，“超稳态系统”也就不那么稳得住了。
用这些论断来阐释华夏文明的模式，也就不那么足以服人了，尤其是无以解释客家民系的发生及其对华夏文明所做出的重大的历史贡献。
因此，在这本书中，也不可以套用这现成的模式。
应该说，客家民系在发生、形成之前，则是蛰伏了很长的时间--而这蛰伏期间，就已经有了不少关于这个民系的传说，乃至创世纪神话，即流传极广的“葛藤坑故事”。
这种“萤伏”在历史上亦不乏先例。
例如儒家文化。当年的孔子，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到处碰壁，其学说几乎找不到推行的地方，甚至到了秦统一中国后，更成了“异端”。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的是儒家的书，坑的也正是懦生。这其间，经历了几百年。直到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匆使并进。邪辟之说天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从此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这是历史的一次大回旋。秦始皇自是失败了，汉武帝却成功了。但“汉承秦制”，这似乎是二元对立的两大事件之中，却分明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容。从中，我们不可以领悟到什么吗？
儒家文化，就这么从“蛰伏”到了“独尊”，上升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文化。
如果我们从儒家经典入手，我们不难找到这种“蛰伏”的理据。
最典型的，莫过于《孟子·告子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俄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汉代刘向在《说苑·谈丛》中也这么说：
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亡。
孔子本人，当更有“三戒”说，是为“势伏”的根本：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戒色、戒斗、戒得，无非一个“忍”字。
忍，便是蛰伏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传统格言中，与“忍”有关的，实在是太多了。不妨随手拈上几条：
忍辱负重。
小不忍则乱大谋。
“心”字上面一把刀，忍了吧。
坚忍不拔。
古之训诫，更有：
《周易·系辞下传》则有：
尺蠖之诎，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荀子·儒效》中有：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
《晋书·朱伺传》中，伺曰：
两敌相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诸葛亮《将苑·将材》则有：
贤而能下，刚而能忍。
这“忍”的文化，也传到了日本，这才有了“忍者”。这些年，由于传媒的作用，很多人以为这出自于日本了。不过，这要算作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还说得过去。但从忍辱负重而言，中国人当比日本人为烈，尤其是到了近代。正是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坚忍”的延续，也就对中国人群体性格起到了相当大的溶铸作用。古训、古之格言，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而客家人更是中国人，尤其是古汉族中拔节而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