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客家民系长时间的“蛰伏”，无疑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只有相当时间的“苦之”、“劳之”、“饿之”、“空之”、“乱之”，而不为其所动，方可以熔铸出一个民系，一个品格坚忍的民系。正可谓“蓄之愈久，其发必速”。
光宋末、明末两次汉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作为客家民系的表现，便足以证明这一条。这是一种“蛰伏”，文化的蛰伏。惟有这种蛰伏所潜藏的历史文化动因，才具有这么大的推动力。当然，这要充分展开、论证。
这里只是阐释--种存在的模式，或者说文化发生的模式。
激活
如果说，蛰伏是一种静态，回旋则是一种动态，而这两者，均在这么一个民系身上结合在了一起。其实，有时的“静态”并不平静，正如平静的海面下边，依然涌动有巨大的暗流。“蛰伏”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正如“刚则能忍”，忍只在一时，刚却是永远。而思想上的“蛰伏”更蕴藏有巨大的能量。
那么，在历史及地域，即时空上的大回旋中，蛰伏在客家先民心中的，无疑正是一个民族与日倶增的自尊。正是强烈的自尊，才有那些似乎是与生倶来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他们一度沉默或蛰伏，却不可以说他们就抹煞了内心的自尊，不再有了忧患感与危机感。更何况他们曾有过何等辉煌的过去。
他们并没有在这种自尊中封闭自己，事实上，过去的辉煌是与八面来风、兼容并蓄的开放相关的。所以，在大回旋中，也就是艰苦决绝的流亡、漂泊之中，他们的心灵也依旧是开放的，一般在吸收这回旋中更大范围接触到的新的事物，并审慎地加以识别、选择，从中把好的东西“拿来”，以丰富自己，不断地“充电”，增强自身的活力。大回旋是一种无奈，但也是一种机会，让他们拓宽了视野，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于是，就在这种蛰伏与回旋中，这个民系开始凝聚、成型，到最后产生了！
然而，没有任何外在条件起作用，他们可能还得蛰伏下去，还得处于回旋的状态。
首先，从地理环境而言，恐怕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在辽阔的中国内地，他们已退居到了最后的边缘--东南沿海的山地中，再退也只有下海了。固然早在宋末，追随宋军在厓门战败中有不少客家人，已成为了“政治难民”，渡海到了南洋。但作为总体来说，却不可能这么做。那么，惟有更进一步凝聚自己，“只仕宋，不仕元”（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在关于其先祖的文章中称），强化自己的文化边界。
没有这特定的地理位置，就没有这个民系发生的策源地与立足地。有人称，正是闽粤韩这三省交界的山地，近似于他们原来在中原的栖息地，生态环境接近，所以才有这么个“落户”的选择。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当还是如下几点。
首先，仍是宋末的国家积弱所激起的民族自尊。
正是这种积弱，尤其是元军长驱直入，令客家人感到一种历史的耻辱。因为，汉唐的强盛，他们仍记忆犹新。而这种积弱，则是从未有过的，--即算是南北朝，还留下半壁江山。
这种民族自尊，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即宋末，再加上南方，一下子给激活了，促使这个民系在平地中崛起。所以，以文天祥为代表，南方的抵抗是空前强烈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客家人。
这有大量的史料为证。后边，我们会在详细的论证中加以引用。
其次，当是他们来自两晋南北朝，来自隋唐，他们尚未似后儒一般束缚自己的心灵，比较善于接受新的思想。
正如英国人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所说的：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人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尚在中原的士族而言，客家人是开放得多，也善于学习得多，尤其是近代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更充分地显示出了客家人这种开放性，尤其在洪仁讦的《资政新篇》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都毫不介怀地鼓吹要去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先进文化，并无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步步为营，僵化与保守。
还可以例举很多条来，但仅此两条，便足以说明客家人在中古、近代脱颖而出的根本历史文化动因了。的确，如果没有内在的这两大基因--民族自尊与开放观念，那么，任何外来的刺激，都不可能激活出这么一个在近代史上彪炳的民系。
“激活”，也就成为文明的发生与再生的一种明晰甚至是相当直观的模式。这是内部基因与外在条件产生契合之际，才可能发生的一种模式。任何一方有所缺，则不可能产生这一激活效应。
着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称：这一“激活”观，正是认真对待人类各民族由闭关自守走向开放联合这一历史过程而提出来的。
而今，这一“激活”论，已经为不少学科所接受。
正是在激活效应下，一个似乎即将发生的民系，方才显得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大气与豪气，同时，又显示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不曾因“历史”而使人感到衰老。正如古树上抽出的新枝。
当然，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蛰伏，大范围的回旋，是不会有这激活发生的。
适时、适地，还要适人才是！
客家人正适逢其时，又适逢其地，自然，更少不了他们这一主角，这才有华夏文明舞台上这台威武雄壮的大剧、正剧！
全息摄影
蛰伏--回旋--激活。
这三种演进方式，始终在华夏文明的历程中不断地显示。
这也正是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历久不衰、不断更新之谜。
正是客家民系的发生、存在与前行，揭示出了这一文明的不同的模式。
这正是客家民系之于华夏文明的意义所在。
正因为作为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的过渡或桥梁，使我们不再把华夏文明看作是单一的农耕或内陆的文明，因为，客家文化凭借自身的魅力，把我们引向了海洋文明。没有这个指引，我们或许便会无视海洋文明在华夏文明系统中的存在，以及其长期蛰伏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力。
是的，海洋文明在华夏，也同样有过蛰伏的阶段，只有到了近代，它才重新展示出它的力量、它的灿烂辉煌。纵然过去华南被视为“天子南库”，想到钱财，才想到它，而在几千年重礼义、重宗法的社会中，“利”本身只是在“用”上，决无任何地位可言。不似今日，要搞市场经济。客家民系，正是在这意义上，揭示出了华夏文明的多元组合，使之不再是单色，而是丰富多彩了。
同样，客家文化，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华夏古代文明，让我们看到潜藏在一个古老文明中的不断更新的机制。蛰伏，不仅仅是一种状态的描绘，也是一种哲学的理念，它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与宇宙观之中--正如前边我们引用的各例古代哲人的遗训。
它作为遗训，而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化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惟有这种蛰伏，不是被动的、无奈的规避，正所谓“贤而能下，刚而能忍”，而成为一种主动的积蓄，积极的回旋。
惟有这种蛰伏与回旋，方可找到更新之路，涅盘之路。
尽管这一话题太沉重，忍辱负重几乎成了客家人的一个别名。但设有这种沉重，又怎么能被激活，能崛起，一陈冲天呢？
举一反三，我们可说的还有很多。
没有这么一个回旋于华夏古国南北的这么一个巨大的族群一一当今它已有近亿之众，我们又怎么能把这个古国文明的内部看成生生不息、转换不已的活体呢？从外部看，黑格尔早就断言中国“还在世畀历史的外部，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直到20世纪年代，一位法国作家拿和珅与林彪作比较，在他写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卡庇托山，是罗马的一座小山，它的西南角上沿台伯河处有一块岩石，叫塔耳珀伊亚岩石，古罗马时把犯罪的人从这里推下去堕崖处死。
显然，后者未能预见到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的巨大突破，仍认为中国的今天还会“反对赢利、反对商人、反对外贸、反对外国人的来到、反对一切不是来自这个制度的创新。”殊不知，正是他70年代看到的中国，早已蛰伏了今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旦打开了大闸，大潮便不可遏止。
黑格尔也一样，他未能看到不久便发生的鸦片战争，其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客家人的存在，中国一系列的历史变革，尤其是千年帝制的被推翻。当他们用孤立--停滞--固化来表述华夏文明的模式时，是无法看到这个文明之内自我更新力量的蛰伏一回旋一激活的。这三个词的相互对应、关联或抗衡，无疑是颇值得玩味的：
孤立--停滞--固化（或老化）
蛰伏--回旋--激活
第一种形态，可以说都比较相近，孤立与蛰伏一下子是区别不开来的；可第二种形态则截然不同了，但在外部却未必看得出；而最后一种形态，可以说是相互对抗的了，一方是无可挽回的老化与衰亡，另一方则是重新焕发出生机。中国，或者说华夏文明的演进，将愈来愈证明后者的科学性，这不独独是客家民系这么一个族群的模式，只能说，它以自身揭示出了华夏文明真正的一面。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华夏文明的全息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