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文化史观》问世之后，我一直在思索，历史着作应当怎样写？尽管《中国文化史观》的“不拘陈说，勇于立言”（张磊语）已为史学界所认同，可对该书别开生面的理论激情的抒发，仍有人不以为然。这部《客家圣典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也面临同样的命运。人们公认它把客家学的研究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这是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共识，可对于它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却还是有不少人持保留意见。时下的看法是，史学着作应当是严肃的、冷峻的，不应该掺有感情色彩，更不可以调动艺术手段，否则，便太离经叛道了。
把客家学研究置于世界范围之上，从而填补了世界民族大迁徙中所缺的另一半。将文化迁徙激活的客家式的命题，提升到哲学的、人类学的理论高度，把客家民性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等，应当是这部史着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读者首先表达了对这部史着创新意识的热忱欢迎，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初版即已告罄，再次印刷后，仍供不应求，今天，终于又再版，扩充为图文并茂的新本，列入了浩博的百卷《客家文库》之首。
这让我想到了本世纪的大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在一次演说中所说的：
历史--我将这样坚持认为，就像人们公认的诗歌的情况那样，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向往的一部分。如果历史要起到这种作用，它只能通过迎合那些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的兴趣才行。
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到某部刚出版的古代史中，将一个历史人物写得极其枯燥无味。而在较早的史学家吉本的史学着作中，却写得栩栩如生。这让我联想到了《史记》，无疑，这是一部极为严谨的史着，但在司马迁的笔下，无论是事件，如鸿门宴，还是人物，如项羽等，无不写得生动精彩。是什么时候，世界与中国的史着，竟渐渐变得枯燥而苍白，反而标榜其严肃与学术化了呢？今人为何不可以在自己的史着中，在学术的殿堂独抒一下性灵，让这严肃的领域增加一点个性色彩呢？
因此，我觉得，罗素所说的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说历史着作不仅应有科学的严谨，更要有艺术的激情。也就是说，要充分调动艺术的手段来把历史传达给读者，引起读者对历史、对人性的关注与兴趣，这才可能实现写作这么一部历史着作的目的。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偏重于科学论证，严肃冷後的史论。不过，在今天，强调一下历史亦作为一门艺术的论断，对于史学走向人民大众，让广大读者更容易接受史学中的科学论断，岂不是更好一些么？
《客家圣典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一书，正是在历史着作的写作中，作出这样的努力与尝试之作，虽不敢说开一代之新风，但多少给沉闷的史学界拂进一缕清风，也就无悔无憾了。
谭元亨1999年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