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证
客家人一辈辈从苦难、恐怖、蛮荒里徙过，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为防止灭种绝族的努力--虽然只有生存为目的，难道不是非同一般的崇高么？
于是，你也就又重新踏上有先祖留下足迹的山径--没有驿道，更没有今日的柏油道与高速公路，这山径每每在一两年间还会为野草所淹没。于是，同一代人甚至还得反复在一个地方好几次开同一条路，除非这条路终于被踏得寸草不生。没有怨恨，没有悔过，没有狂热，也没有沮丧，一代一代人地走过去了，一万十万人又走过去了，最后是几百万人，上千万，甚至更多人，就这么走出了一个民系，这么一个民族的主干来！
研究世界史的名人们说过：不了解犹太人，就不了解世界。
那么，研究中国史的名人可否说过：不了解客家人，就不了解中国！如果没有人说过，那就由我来说吧。可不，惟一纵贯了从中原到岭南如此辽阔的中国故土，而今已纵贯了自非洲到美洲如此浩翰的整个世界的客家人，在漫长达上千年的迁徙，岂不应是世界及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重大聚焦点？岂不是华夏文明伟大的代表性民系么？光凭他们上千年来始终能保住自己的“民系边界”及中原望族的认同感这点上，在世界史上已是奇迹了。
奇迹在于，当古罗马征服希腊后，适得其反，却为希腊伟大文明所征服，于是便有了古罗马文明。然而，古罗马却没能敌过蛮族的入侵而全军覆没，古罗马文明由此终结，陷入了千年黑暗。而同样的蛮族--甚至是同一个蛮族的入侵，华夏文明却没有绝灭，竟随同中原望族的南渡并形成“客家”民系而在江南、岭南得以延续，华夏文明没有同与之齐名的其他三大文明一同归于覆灭的命运，很大一部分功劳不能不归于这个民系的保存，迁徙与发展及崛起。反复强调这一条，绝不是无意义的。
这离开了故土的上千年的迁徙，却历尽了千难万劫，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动荡、大转折中一经证明了自身生命力的民系，在教育被毁、大学停办之际，可否又一次经受起了考验？有人说，文明与腐败是同步的，所以，野蛮战胜了文明是因为有腐败的内应，而野蛮一旦为文明同化，势必一般腐败下去。
但客家人却提出了反证，以自身的勤俭、重伦理、重教育、重耕耘、重文化，证明了腐败绝非一般规律！
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
是因为这种迁徙--流动，避免了腐败！
流水不腐、户枢不蠢！
不管怎样，都得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已是历史的使然。
心路历程
文化迁徙激活的客家式命题
地域上的大迁徙，也同禅带来思想与观念上的大迁徙，他们像是溢出堤岸的洪水，自己的天，去寻找新的生存土壤。就这样，一遂串的客家式命题，便应运而生……
形而上的民系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
我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而明天又会变得怎样？我将拥有一个确定的无限美妙的未来么？
这似乎是每个民族、民系乃至每个人，都会在行进中不时叩问的问题。而客家人，也许是问得最多，问得最紧迫的。
远在两百年前，也就是清代嘉庆年间，在粤东博罗、东莞，土客械斗，打了个天乌地暗，山河失色，血流漂杵，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下来。目睹这一惨烈悲剧的一位教书先生，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终于守不住沉默，召集门人，说，我是客家，你是客家，我们都是客家，几十上百年来，我们纵然为饱学之士，却总为土籍侮之为‘獏獠’、‘仡贼’，以为我们是不开化的种族。其实，我们本自中原而来，乃是衣冠之后，只因千年战乱，才辗转迁徙，来到这南夷之地……
他滔滔不绝，讲出客家的来源，讲到客家语言、风俗、习性种种不同的缘故，于是其门生记下了笔记，收入了《徐氏族谱》之中，第一次为客家人正名。
这位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厓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九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间隔，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粤边境，毗连千数百里之地，常有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
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嘉应宋芷湾检讨、又曲江周慎轩学博，尝为余言，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无多也。”
自徐雒曾打破沉默以后200年，对于客家人来说，也仍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所受到的诬蔑、贬抑、歧视，非笔墨所能形容。直到今天，仍有人撰书立说，否认客家为中原汉族。笔者在写此书之际，仍有人轻蔑道，你怎么为客家佬写文章呢？
这种植根于深深的历史土壤的偏见乃至嫉恨，恐怕不是这个世纪所能清除得了的。
纵然在这一百多年里，客家人为了自尊、自立与自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写下了一部惊天地、动鬼神的反抗史、解放史与自由史，但他们到底争到了相应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尊严与否，却还不能不打个问号。
作为千年历史的受难者，作为客家人自身，是否走出了心狱，堂而皇之地争取作为中原本土主人的权利--尽管他们有着这样强烈的意识，也同样得打一个问号。他们太能逆来顺受、太能忍辱负重，太强调积极而适度的行为，谨守诫训--承载着太沉重的历史。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横逆与灾难中倒下了又重新站起，以免遭天绝。而他们适度的自缚，又使他们一度又一度苟安于周围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中--正因为这样，他们蛰伏得太久了，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无望的挣扎，如宋末同帝焉沉海，又如明末眼睁睁看袁崇焕死节，后来又去“拜太阳”……他们是否太相信上苍的报应？以至占卜、勘舆之术，在他们中间有着传统的笃信。客家文化史，当是这么一个民众惨遭摧残、戕杀之中演绎的文化史。它的神话、传说、典故种种，是给一个几欲沉沦的民系注入的生命激素，或者，是刀斧落处冒出的树胶--那是血泪之结晶。因此，追溯这么一个民系的文化史，不可以拘泥于种种的考证--在未被认识或承认之前，又何来文字的历史记录呢？而要善于发掘、组合、分析来自民间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作为客家人所独有的、特异的、与众不同的思想，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行为背景种种。它不仅有异于其他民族，也不同于整个汉民族中的其他民系。--事实上，大迁徙本身就提供了这样的行为背景。
尽管我们多少可以认定“葛藤坑”时期是这个民系最终形成的日子，但这多少还是处于一种形而下的历史论断中。事实上，迄今为此，客家研究，从我接触到的大量论着、文章来说，还是停留在形而下的阶段，哪怕是对客家精神的研究，也都太拘泥，太“实在”而失去不少文化学、人类学诸方面的价值。这本是一个气性很高的民系，对其所作的研究，也应有形而上的进发与高度，否则，便是轻忽了这个民系。所以，这里从全球的广阔视野中去俯瞰它，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去把握它，也正是要作这种“形而上”的努力。
早在1936年，也就是60多年前了，着名文化史学家、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临川音系》这部论着中，便已指出：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後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一半。
要加以彻底研究，固然说明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已成为了一个“问题”，骨鲠在喉了。--研究它的时机相应成熟了。但可惜，后来，尤其是近40多年，这个“问题”也就不成为其问题，没有人去研究了。客家学似乎又沉寂下来。
两种学问
人世间的学问，似乎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冷静的，须外科医生操手术刀一样，精微细致，丝毫粗放不得，如逻辑学、认识论之类。可另一种，则是须臾也离不开激情的，如文化学，如历史、哲学，激情可以触发灵感，激情可以发现规律，激情可以雉锋雁想那么，作为一部客家文化史，无疑是需要用激情去照靡它的，让这一形而上的心灵史，得到激情的助燃。--既往的苦难，总归是可以召唤起人们心中的由衷之情的，同时点燃那已死寂了的历史。
也许，处于“形而下”状况，是与世纪太多的历史任务有关。人们来不及沉下心来思索，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甚至一个运动未定又是一个运动--这种思想上的浮光掠影，仓促忙乱，是难以把持住其命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瞬息的停留，至少去沉思那么一个问题呢？我们完全可以恪守对于客家人所持的信仰与理想而一往深情。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守护住自己文化疆界但又富于开拓精神的民系来说，今天所需要的，难道不正是对自身更深的认识以适应一个开放的世界么？
对于一位老迈失聪者来说，如果出门迷途，惟有沿原路回到起点，再重新校正一下自己的路线。但客家民系不是、也不应是一个老迈者，它虽然是古汉族的活化石，可这活化石却至今仍朝气勃勃、生机旺盛，不如说它是一个古民族的新民系，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再生机质形成的新的肌体。
更何况，它没有原路可以走回去了，离开中原之后，他们到了东南沿海山区，更远的，漂洋过海，遍及世界各地。--只有立足于今天业已去过的征途上，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这便是他的命运，无以改变的命运！
没有休止符；
没有永久的驿站！
只有在崇山峻岭上崎岖的小路；
只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航线；
只有永不休止的脚步……一旦回首，那便会教摩菲斯特同浮士德订立的契约生效--毁灭！
老外的中国命运”
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比万博士，曾给汤因比写过一封信，信中曾提到：
你知道麦考莱的“历史”论文吗？他说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蛮族的入侵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打破了僵化的局面。“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
那么，麦考莱又是怎么描述“中国的命运”的呢？原来，他是这么写的：
……在这个天朝里，好几百年过去了，什么也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在那里，什么政府，教育，整个的生活制度全变成一种繁文褥节；在那里，知识本身都不知道什么叫作进步，什么叫作发展，而只是像把才能埋在土里或把钱财藏着不用一样，经验既不起促进又不起挡道的作用。
他把“中国式的文明”说成是“巨大灾难的危险”，“这个灾难比许多国家时时遭到的那种蔓延迅速的、流行病式的、大批死人的疾病还要可怕这是一种拖延的、迟滞的、瘫痪的漫漫长夜的存在。”
当然，他是把清朝的260年统治当作了整部中国的历史，而不是把清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把中国业已腐朽的文明来了一个200多年的回光返照；他没有看到中国在明末与世界是同步的，在这之前的宋朝甚至还走在世界前头。如果不是某种历史的“意外”，中国文明有可能在明末得到更新与启蒙，尤其是存在着一支善于在迁徙中把持自己又不断进取的民系。历史上的“意外”总是避免不了的，每每要走向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明末的启蒙思潮中断便是如此。中国又只好付出几百年代价去重新认识这种腐朽，去寻求再造与更新。而这几百年，把中国人的那种情懒、守旧、安分、自虐……种种劣根性的东西或行将就木的腐朽，竟一再加以了强化，以至外边认为中国人就是这样。
殊不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另一种中国人--18世纪来到中国实地考察的人文学者，在南方就是这么惊奇地发现了。
其中，就包括客家人。
客家人，并未随着文明的衰落、腐朽而一道无可救药，自然，更不会追随清廷又去把这一腐朽来个重演。在大迁徙中，他们不断在淬炼自己，以求得凤凰涅盘，从而去促进整个民族的更新与复兴。
20世纪史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大遒汜兮
那么，客家人又是怎样作为一个古老民族肌体上一个新生民系的分支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被视为东方最大思想的代表--老子，便在他的《道德经》中说：
大道汜兮，
其可左右。
历史，总是允许其出轨或意外的。偶然性及出格，或许更符合“大道”--也许正是一种自由精神，或庄子说的“天放”，像水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客家人也许就是这种“意外”，从而赢得了这种自由精神。他们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被抛离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地理上的中央，但却获得另一种生存与精神发展的空间，而他们仍不失为曾是“中央”的主人。
他们像是泛（泛）出堤岸的洪水，凭着自己的天性，去寻求新的生存土壤，哪怕一路上危机四伏，雷电交加，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是，一经泛出，便再也不会回头了。
大规模的、而且是长时间的迁徙，本就包括有一种文化上的变迁，这是毋庸置疑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
客家式命运
当观念与情感，面临着巨大的历史变动，尤其是在空间上的巨大距离一也就是在时空两大方面均无法守常之际，势必发生剧性的冲突，甚至可怕的碰撞：血肉横飞，生离死别……这不仅仅是文学的题材，更是文化史、人类学的热点。
作为客家人，内陆古老文明传统的负载者，来到了尚是一片空白的南蛮之地，后来又面临海洋文化拂来的熏风，他们所取的是怎样一种态势？每每在这个时刻，沉沦感总是要压倒进取心，慌乱每每要取代有序，不是谁都能把持得住自己的，更何况等待的是一系列挫折、失败，很可能是最后的毁灭。--有多少民族正是在这种历史变乱中消亡的！
地域上的大迁徙，也同样带来思想与观念上的大迁徙--无论怎么固守既往的文化，也总免不了有所淘沥，传统在剥离旧体，价值观也必然在嬗变。例如“安土重迁”这种在古代中国可谓定位不移的思想，也已失去了意义，退守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