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移居台湾渐趋成功，至17世纪止，持续约二百佘年到17世纪中叶，荷兰人与台湾岛酋长的交涉，由客家族（群）交涉，他们与中国人毫无差别，对台湾的物产与外国的交易也出了大力。
这就证明，客家人拓殖台湾，与宋末大批“政治难民”渡海是相关的。我们还可以在东南亚找到类似的证明。庄国土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书中，根据大量西方留下的史料所得到的结论是：
在欧洲人经营南洋初期，华人具有3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携带欧洲市场所需的中国商品；他们是欧洲人得以立足南洋地区所需大部分生活用品、技艺的供应者；把当地产品纳人世界市场有赖于华人的中介作用。
正是华人贸易和开发南洋的重要作用，使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实施对南洋的统治，开始时不得不对华人采取“怀柔政策”，可一旦得逞，便又采取“排华”乃至屠杀手段。
这里的华人，自然包括客家人在内。
根据上面的结论，客家人当在15世纪左右便到达了台湾，并在这前后，也到达了南洋--这已有更多的史料为证。
由于明代的禁海，活跃于南洋及东南沿海的华商，包括客籍商人，不得不变成“海盗”，“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我也曾在《千年国门》一书中指出，远在明代中期，由于禁海，方造成“匪患”，朝野惊呼，不得不“因其势而导之，弛其禁而重其税”。于是，沿海各地，一旦禁海，商即为盗，而一旦开禁，盗亦为商。这一局面，在中国持续了好几百年，往复循环，周而复始。
因此，明朝中叶之后的嘉靖及万历年间，活跃于大陆东南沿海的大海寇，有不少客家人，这主要为闽西南与粤东的客家人。颇出名的，有林道乾（嘉靖四十二年，即1563年到台）、林风（万历年间，即1574年），其中，林风还带了约一万人渡海上台。
这里，我不想考证客家人最早到台的时间前后，而是想说明，作为宋朝的“遗民”，客家人及其他人到达台湾，或活跃于东南沿海的“亦商亦盗”们，他们是怎样一脉相承着唐宋作为海洋大国的文明精神的！
郑和七下西洋，如前所述，乃是“海洋大国”的余绪。那么，后来同样是郑氏--郑芝龙、郑成功所建立的“郑氏海上帝国”，当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绝响”了。
正如不少史家所证明的，在郑成功的部属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客家人，其得力的部将刘国轩、咨议参军陈永华均为客家人。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这里不再重复。引证上述数据，只是证明，客家人也是这个“海上帝国”的主要成员。
郑芝龙于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首领刘香而实现了海上统一，无数华商在其麾下出征远东海域，台湾南部的诸岛则是根据地；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华商便成为曰本海外贸易的承担者……这一切，奠定了日后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基础。
至此，一个以海洋商贸作为其经济根基的“海上帝国”便得以形成。郑成功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他主宰下的这个帝国，当是唐宋以来海洋大国的最后一个“飞地”，也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绝响”！
清兵入关，最后逼降郑氏后人，意味着作为华夏文明的海洋大国传统的最后断裂。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中国历代最登峰造极的，所谓的“康乾盛世”复活的是农耕文明的传统，最终把一个东方最发达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最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台湾也在19世纪末再度沦为他国的殖民地。
当然，历史不可能作“假设”。
但是，要是宋王朝没有厓门的“滑铁卢之役”的全军覆没，仍有可能恢复面向海洋的立国经济政策。要是明王朝不从南京迁都北京，要是郑成功攻打南京不遭败绩，以其金厦基地发展，仍有可能恢复海洋大国地位。要是……
也许，我有太多的想象与罗曼蒂克，历史不会允许这些想象与浪漫，历史就是历史，铁铸似地已不可移易了。
但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多少得到了印证--
客家人作为“海上帝国”的一部分，同样也具有海洋文明精神。
虽说他们被迫为寇--可作为寇的“反骨”不也正是客家精神的一部分么？
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他们才在近代史上一啸冲天，重新改写了中国历史。
生态群落
根据上述引证的材料，早年以台湾为基地，活跃于远东及大陆东南沿海的客家人，当时为华商的一部分，他们从事的主要是海上贸易，所以，这个时候，台湾除若干商埠作为基地之夕卜，即便是荷兰殖民者手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垦殖。
直到郑成功率三万大军攻进台湾，逼降了荷兰人之后，大规模的垦殖便告开始。
据史料所载，即林衡道在《鲲岛探源》中所称：郑成功为解决三万军士的衣食生活，即行士兵屯田的政策，其中，福佬人负责开发台南和髙雄，而客家人负责开发下淡水溪以南的屏东平原，也就是今天讲的“六堆地区”。
从现在的不同族群分布的状况出发，有人认为，福佬人之所以占有沿海岸的商埠，而客家人仍只能到山地，是因为客家人缺乏海洋精神，更多地偏向于保守的农耕文明。
而进一步的结论是，客家人晚到，只好上山去未曾垦殖之地。
乍一听，颇有几分道理。
但认真研究，则并不见得如此。
因为，早期到台的客家人，当不是以垦殖为目的，而是与其他华商一道，以此作为海上商贸基地。作为华商的成员，他们更多的是海洋贸易的传统。
正如东南亚形成的民谚：
客人开埠，
广人旺埤，
潮人占埠。
客家人在开辟商港时，是立了头功的。凭这一条，便不可说他们没有海洋文明精神。至于后来，作为大规模的政府行为，他们被安排开发什么地区，是与族群的精神传承没有多少有机联系的，更与先到后到没多大关系，要说有关系，“开埠”者，是必为先到者。
但是，族群相对之间，却存在有“生态群落”的关系，如同针叶林与阔叶林各自在不同的气候带一样。
所以，客家人先到，开了埠，嗣后，其他人来了，搞旺了，并且把先到者挤走，占了埠--这种历史变化，并不罕见。
李允斐在《清末至日占时期台湾美浓聚落人为环境之研究》一文中，比较清晰地描绘了类似的现象。他是这么写的：康熙四十年，滥滥庄（河川地）无法容纳源源不断而来的客家乡亲，又因河水泛滥，津泉人的进逼，遂溯溪向凤山八杜地区拓荒或集资向该族购买土地，再向原乡招集乡亲来台协助垦殖。到康熙六十年（1721）时，屏东平原上已有客庄13大庄64小庄，主要分布于下淡水溪，东港溪、林边溪三大流域平原，即现今武治、长治、麟洛、内埔、竹田、万峦、新碑及佳冬等地区。在客家人向凤山八社地区开垦的同时，人多势众的漳泉人也向凤山八社所有的土地开垦。客家人在西边沿海岸集居的津泉人及在东边山区平埔族的包夹下，在高屏冲积平原靠山区的区域，形成一个长约70公里的，狭长生活领域圈。
读下来，三大族群的生态群落是相当明显的--这已是康熙年间，较晚一点了。那在这之前呢？
客家人尽管先到，也不可避免被挤、被夹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而客家人的反抗精神，仍未稍减。清末，日本借口琉球渔船事件派遣军队几番进攻台湾均遭到“六堆”（亦即滥滥庄）义军的坚决抵抗，并损失惨重。日军哀叹“六堆粤族义军英勇无比，难以取胜”。
最为闻名的，当为后来辛亥革命作为广东议长的丘逢甲。他是苗栗的客家人，日寇侵台时，他号召全体台胞，包括客家人一道，组织义军抵抗日寇的占领。战败后，到了大陆，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最后赴南京组建中国第一个共和政体的政府。
其间，还有头分人徐骧、北埔人姜绍祖、苗栗人吴汤兴、汤梅人、胡阿锦等，均在与日寇殊死作战中壮烈牺牲。
还有1914年在台北英勇就义的吴福星。
当初，辛亥革命，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与“反清复明”相衔接。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的海洋文明精神的再度激扬。--人们不难发现，参与近代三大革命，即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客家人无疑是主力或主力之一，如太平天国的洪、杨等，戊戌变法中的刘光第、黄遵宪等，辛亥革命中的孙中山、廖仲恺、邓仲元等等。台湾客家人亦紧相呼应。
融合认同
平心而论，特立卓行精神的形成，与自然淘汰或自然选择，是不无关系的，由外在的压力而变成积极的自塑、内聚，而非消极的自毁、溃散，这是极不容易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与外界以及不同民系的敌意、戒备心理，它也可能与孤独、孤芳自赏相邻，从而仍旧难以生存。
不过，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客家人倒是比别的民系要好相处得多的。
仅就在其周遭的民系而言，他们可能没有福佬人那么强烈的圈子意识或行会观念，一般人不易打进去。
也没有广府人那样，由于较长时间的商业运作，淡漠了人情，把什么都化作了利害关系或契约关系。
这里，并无意贬低这两个民系，他们也有较之于客家人强的一面--正反总是相辅相成的。
客家人热情如火，很容易把心掏给朋友。同他们接触，用不着抱任何戒备心理，很容易产生认同，绝无打不进圈子的感觉；更没有拒人千里之外，只讲利害关系的冷感。
他们重感情，重义气，重承诺，可以生死相托--这与传统中华文明并无二致。但他们在这基础上，却敢于开拓，敢冒险，敢为天下先，犯难闯关--这又与传统惰性分道扬镳了。所以，同他们相处，是君子之交，但非淡如水，只会日见浓酽，真情难却。
那么，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客家式的主题--也就是特立卓行与融合认同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