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江西兴国的北京大学博士，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是这么说的，“父亲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木匠。我父亲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对现实社会充满一种反叛”。进而谈道，“伯父用祖父受欺的故事激励我”。另位来自闽西北将乐的一位博士，则讲到“那没见过面的雇农爷爷是一条很讲信用的好汉，借别人的钱物向来都是按时归承的，尽管家徒四壁。在我爷爷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伯父和父亲从小就很懂事。伯父以类似‘族长’的身份在村里当干部，村里有什么事他都调解，一般情况下别人也都愿意听他的，当然他也有这个能力。”
由此可见，客家男人同样绝少封闭性，有冒险精神，敬业精神，不无野心，敢作敢为。同传统汉族男人拉开了不少距离。如此，不难理解，在近现代中，涌现出那么多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
我们再来看客家女人。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得太多了。这里，只重点讲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
在万家寨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
（男人）成就的取得，妇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妇女忙一家的吃穿，赡养父母，教育子女，为男人巩固家庭后方。可是对她们的牺牲却鲜有人提及，过去在祭祀场合唱诵祭文时，都不把女性的名字念出来。客家妇女在一个家中承受的重任，远远超过汉族的其他妇女。除开家务外，全部的农耕也都得由妇女承担，甚至连建房子之类大事，她们也得挑大梁。客家妇女的能干，是全世界出了名的，连当年在中国招募劳工的洋人，也都要大脚的客家妇女。
来自兴国的那位博士，就动情地讲道我妈妈老是把那些在她碗里的萝卜丝吃掉以后，一声不响地把米饭拨到我碗里。我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吃萝卜丝掺饭，是贫困山区无奈之举。“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她对很多事理都非常通达，非常明理，非常有智慧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我第一次拿回奖状的时候，我爸爸特别高兴，把奖状贴在大厅墙上的正中间，然后我母亲就说：‘哎n牙！你不要贴这么正啊！他肯定以后还会拿回来的，到时候你就没地方贴了’。后来，真让我母亲说对了。”
另一位来自闽西北北大的博士，则说到他对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任劳任怨”，他说，“我妈从来不跟别人计较，她对人特别好，比如我们家有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好菜好肉什么的，因为家里比较穷嘛，很难吃到的，她就把它留给客人吃。我母亲说：‘客人来我们这里不容易’……”
这些也令我回想起同是客家女性的母亲，凡是送人的礼品，必挑家中最好的；坏的，则留给自己用。她总是这么一句话，不要欠人家的什么，也不要让人家觉得欠你的什么，你才会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坦坦荡荡。
过去，女性尽管主持着一家大大小小的事务，是个大总管，但董事长永远是男性，妇女地位仍是卑微的。但是，由于她们的任劳任怨，尤其是危难中的出色表现，她们总会赢得社会的敬意，特别是后一代的拳拳之心。这一来，她们的社会地位，在家庭中的举足轻重，日益凸现了出来。
正如今日大家所知道的，客家女在中国女性中，已经有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并且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我见到活跃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客家女性，一个个能干、活跃、热情、泼辣，能独当一面，很有事业心。因此，她们在家中卑微的地位，早已经有了改善，过去的“等郎妹”、“童养媳”的悲惨遭际，也已经不再有了。
家教之维
客家人在“聚族而居”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作为一个重教化的民系，家教摆在第一位，当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且不说客属地中的情况，只讲一位客家的后裔，而今已名闻天下的一位学者、作家近来关于家教的有关主张。
她便是韩素音。在其新着《明天的眼睛》中，一开始便强调“在教育的起始阶段，家庭也是起始的文化工具。”鉴于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网络教育或远程教育的出现，“必然导致我们重新考虑全世界范围的教育”，她认为，“在利润之外，应该发现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所以，她大力呼吁：
“重返家庭教育”！
正是这一条，客家人优秀的教育文化，给今天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如韩素音所言：“自从教育可以远距离进行以来，我就认为，学校已经不再是那么不可缺少的了。有了电视，学校可以搬到家里……明天，一切都可以在家庭范围里进行。”而重建“家庭集体”及在家庭中的道德教育便愈加突出了。
韩素音是跨东西方两大时空的大学者、思想家、史学家兼经济学家，对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相互影响是有真知灼见的。
我们也不难感觉到，她之所以如此推崇家庭教育这样一个传统，是与她身为客家人后裔分不开的。事实上，我们从她五卷本自传《我的根在中国》一书中，也可以读到她早年对接受家庭教育的记忆。
重视家庭教育，是客家人保持下来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以致海外的客子们也念念不忘。
至于客属地的文教传统，我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一书中曾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过，这里就不再复述了。客家人无论贫富，家中都视读书为惟一的出路，认为读书才能识事理，明志向，才能有出息。像前边提到的那位兴国出来的博士，在他上小学前，因家中无钱，他起床送父亲去干活时嘀咕了一句读什么书啊，读书皮吧！”就犯了大忌，惹得父亲满脸地不高兴。结果，第二天，他就听说找到书了，欢天喜地上学去了。
家庭教育，作为最起始的教育，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受用不完的。无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还是山冲冲里的小学生，都一般受益无穷。
“聚族而居”这一生存方式，同样地也带来了客家教育上独有的不寻常的气象。
因为是“聚族而居”，不仅集中了一个家族的物力，财力，而且凝聚了整个家庭的亲情，在这种情况下，能不对自身的前途予以关注么？而一个家族的前途，便与其后一代接受教育的程度分不开了。
客家人是有眼光的，他们拥有“明天的眼睛”，注目于未来。
而教育则决定了未来！
教育，可以创造神话般的奇迹，但又是最实在、最来不得一点虚假的。
当如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所云：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风俗，乃教化所成。“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邮焉刘禹锡语），“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古之遗训，客家人可是深知其要的。
而且，对于这个民系而言，并不是少数上层人物，而是从上至下，无不如此。
不少客属地，都专门由祠堂管理“学田”或“学谷”，任何人，不分贵贱，更无富贵，只要肯学，就由公用的“学田”或“学谷”负责他的求学费用。
1000多年就这么传下来了。
学田与学谷
“学田”与“学谷”的传统，对于客家人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以为，这也是自古以来汉民族为拔擢人才，奖掖后进，为维系整个民族的生机与活力而形成的一种打破门第，等级，贫富的自我调节、更新的机制，更是客家人在千年流亡，危难之中形成的一种“自救”之举个民系，如果没有高文化素质的滋养，优良的传统得不到传承，那么，无论曾一度多么强盛，都逃脱不了衰亡、老化的命运，这，已经为众多寂灭了的文明所证明。
我们不难看到，多少客家名人的脱颖而出，就是凭借这似乎是不经意的“学田”或“学谷”，--一而这，成了他们人生步向辉煌的最原初的“输氧”。
客家“大本营”一一闽粤赣交界地且不说了，客家若干腹地也不说了，我们只找一个边缘地带，那便是湖南的东部--
湘东地区，那里，沿罗霄山脉一线，从平江，浏阳至茶陵，炎陵（原名酃县）的山区，分布有百万之众的客家人。据地方志及名姓族谱上记载，他们大都是元末、明初时自江西迁移过来的。当时，当地百姓都支持陈友谅的起义军，打败元军后却不愿向朱元璋俯首称臣，结果，朱元璋称帝后，竟向同抗元的兄弟义军下手。陈友谅败走，朱元璋便血洗了湘东、粤北，十室九空……若千年后，客家人便来填补了这片地区。
如今，浏阳有三大方言区，一是湘方言，二是客方言，三是赣方言。
在客方言区，便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是胡耀邦、宋任穷、王首道、杨勇等等。
胡耀邦出身贫寒，祖父胡成浦，父亲胡祖仑，都以农耕为业，但同所有客家人一样，也粗通文墨，并参加过辛亥革命前后的萍、浏、醴起义及长沙暴动。大革命时更全家加入了农会。胡耀邦兄弟姐妹10人，其中五位早夭。胡耀邦3岁时，便跟着父兄上山拾柴，下地除草。
每天一大早，他就跟着哥哥，用树枝在门前的地坪里画来画去，原来，是在练字，画画，口中还念念有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胡耀邦的好学，得到乡学堂教师胡祖仪的赏识，于是，便破格让他进乡办的学堂“种桃书屋”发蒙了。胡耀邦入学时才5岁，毕业却是全班第。
正因为族里有-笔“学田”的收人，所以，不分贫富，只要姓胡，都可以入“胡氏小学”深造。由于胡耀邦成绩优异，所以，族里也专门有一笔钱，供成绩好的学生升上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今里仁学校）。--也就在那里，他与堂表兄弟杨勇。道，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在已经是秘密党员的陈世乔校长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
如果没有族里的学田，胡耀邦说不定只能终老偏僻的乡下，他哥哥胡耀福后来只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农民因顾家留下了。
至于王首道，他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为了母亲，为了博得母亲的欣慰，我在上初小的整个四年里，几乎是年年考第一……当时，浏阳乡下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族里祠堂有一笔资金可以资助族里的穷困子弟升学读书。但真正要获得这种优待，却是十分不易。因为，在那种年月，每个村中掌实权的都是些豪富人家，我由于年年考第一，好心的老师又极力推荐，正好族里一位绅士名叫王穗吾的，他从前家里也很穷困，本人也有些学问，懂得爱惜人才，加上父亲多方求告，总算取得了资助我上高级小学的优待。这就使我同时得到了上完高小，凭自己努力考取省城中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