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生前还为当地人干了不少善事，如发展林牧业，文教与卫生事业，乃至国内救灾捐助等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所以，他被葬于山洞后，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拜祭。后来，又建起了“大伯公庙”，把他视为人们的“保护神”。--他的事迹，几欲可与神农尝百药相媲美了。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客籍人士对这位开发海珠屿的先辈十分崇敬，于是，一座又一座的“大伯公庙”不仅在海珠屿，而且在马来西亚，及至于整个东南亚，也都建了起来。在“大伯公庙”的庙碑上刻有：
五属之侨（现梅州五县）凡有所获，不自以为功，而归功于大伯公。
人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便会说去求大伯公吧。”从而便可排除万难，步人坦途了。
与其说是客家人在“造神”，还不如说张理的事迹，足可以与神相媲美--这也是中华民族尤其是客家人的美德所至；在这个意义上，客家人在海外供奉的，也正是这种开拓精神的传统美德。海外类似的神话自然还有不少，以上三则当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了：它们集中表现了客家人在海外荜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他们在国内千年迁徙、万里颠沛，敢于进取、敢于开拓的历史业绩中升华而来的，并在海外得到了发扬光大。
卓谋、罗芳伯与张理，无疑都属于临危不惧、敢于绝处求生的开拓者的典型。当然，其新的意义与价值，则在于他们在海外，在一个全新的也是更为艰险的环境中开拓一片新天地。
彼岸世界
茫茫无际的大海，总是给人们带来对彼岸未知世界的种种幻想，美丽而又浪漫同时，也带来恐惶不安以及重返故园的愿望，这却是实在与本分的。大海，赋予生活在坚实的大地上的人们的想象，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位出海开拓的客家先驱，才被赋予那么多的神话色彩。
有人称中国人关于海的神话非常贫乏，中国人不接受海所唤起的浪漫幻想，从而没有诞生以漂流为主线的英雄叙事诗，神话中也就没有类似奥德赛式的人物。无疑，这是没有接触到作为中华民族中最优秀的一支民系--客家人上面这些海外漂流、开拓，并产生自身的神话的历史而妄下的断语。
客家人，有丰富的海的神话--虽然他们本是最标准的内陆民系。
其实，在海外，不仅仅上述三人，就是整个客家民系，本身也是一个神话。流传于东南亚的，有这么一句谚语，这便是：客人开埠。
这就是说，任何蛮荒之地，只要有客家人来到，是必能开辟出一个城镇来的。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总是能从无到有，化腐朽为神奇，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家园！
这难道不是神话么？
三则故事，也无非为“客人开埠”作一个铺垫罢了。
客家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回答这个问题，行文至此，应该说是很明了的，客家人重义气，重情分，重信用或然诺，有着较之其他民族更强的凝聚力。面对困难、灾荒或不测，更能抱成团，齐心合力，共同奋斗一这些，我们在卓谋、罗芳伯、张理的传说故事中可以说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一盘散沙，各顾各，各奔前程的话，是不可能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去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
当然，客家人的理想主义、对未来的执着与自信，认为能凭自己的努力克服重重阻难，走向成功与胜利--这作为精神支柱，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务实的民系，也是一个有理想色彩的民系，二者结合得是相当紧密的。现实的三位开拓者，成为理想中的神话人物，设庙立祀，当是顺理成章的。
卖猪仔
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设庙建寺，也只是寄寓一种良好的心愿。客家人后来的出洋，应当说，大多数客家人的出洋，都是一部充满了苦难与辛酸的血泪史，全然没了当初的浪漫与神奇。
随着中国日益积弱，到近代，更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客家人的外出，尤其是上南洋与美洲，便日益失却了理想的亮色与浪漫的旋律--因为，所到的彼岸，更早早沦为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统治的殖民地了。
这样的外出，用规范的字眼来称，叫“契约劳工”。这是一个中性的词，“契约”二字在今天也许会被人视为天经地义，名正目顺。然而，当日，却被南方的老百姓一语道破，称之为”卖猪仔”。
也就是卖身，去当牛做马！
那个“契约”，也就成了“卖身契”--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人的尊严。“身”这个字眼，在中文中包含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含意。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以炮艇与刀枪，在血泊中占领了东南亚、整个南洋群岛与美洲。为了搌取殖民地的财富，他们需要大批的劳工。而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最好的劳工或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
于是，他们不惜以种种手段--欺骗、拐卖、掳抢，在中国搜罗一大批劳工。这些人，有的仅仅几块银洋便卖了身，有的只是受骗，天真地以为到了南洋便可以发达，有的干脆就是被抓走的，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当时，设在广州、汕头港口附近的客桟有30多家，均是为洋商代办“猪仔”的客行，它们也就被老百姓称之为“猪仔馆”。客家人被卖“猪仔”出去的绝大多数人，均是从这样的“猪仔馆”中出去的。
被卖的“猪仔”是丝毫没有人身保障的。他们甚至被人赶到一起，用网吊到货轮上面--本身就是被当作货物，并没有当人看。
而几十几百人，全挤在底舱里，给的食物又少又粗，几乎无法入口，也不让上船面上换气，拉撒吃喝全在封闭的舱中……这种惨景，已非笔墨所能形容了。因此，大海上，几经风暴，几经烤晒，能活下来的人，每每不多了。死了，无非就往大海中一扔便了事。华人，在白人殖民主义者眼中，也只是形同牛马罢了。笔者曾见过一个资料，殖民主义者将一位华人塞进一个油罐里，推倒在山坡上，滚动着，听华人在罐里的惨叫以取乐。客家人，由于穷，卖猪仔的多，有的一辈子被卖上好几次。
19世纪初，便有文字记载这种“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猪仔”。
而鸦片战争后，臭名昭着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及其后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更把这种“卖猪仔”合法化，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华招工，即“契约华工”。
于是，这一恶行更愈演愈烈。
冤死船中、抛尸大海的客家人，更是不计其数。
这时的“过番谣”，也就满是泪水满是血，让人不忍卒读。在此选上几首：
至嘱亲友莫过番，
海浪抛起高过山；
晕船如同天地转，
舱底相似下阴间。
就算熬过了大海这一关，还有，到了南洋做工，更苦不堪言：半夜三更就起床，
带工催促乱忙忙。
三百六工足足做，
总嫌夜短日子长。
很多人以为“南洋客”有钱，可又有谁知他们的凄凉与可怜呢？
想起过番更孤凄，
水蟒准席搭准被。
转来大家喊番客，
几多雕凉谁人知。
水蟒，即浴巾的俗称。雕凉，即受苦受难。
于是，深知内情的客家人，都千方百计劝阻自己的亲人不要去过番，除非生活所逼，走投无路，才去走这条十去九不回的绝路。
劝郎谣
有这么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松口附近，因地主放高利贷，利上滚利，有家穷人无法偿还，万般无奈，只好选择下南洋的路，别离骨肉……眼看便是生离死别，妻子追到了码头，向丈夫唱道：
丈夫瞒我出南洋，
下汕去入猪仔行；
秤子无砣无法使，
妹子无郎家难当。
丈夫站在船头，回唱道：
回头望妻在码头，
几多悲伤几多愁；
棒打鸳鸯分两地，
不知何日共水游。
妻子身子趋上前，哭诉道：
塔下潭水滚滚流，
水中鱼儿逐浪游；
望见船儿水上走，
倨令眼泪似水流。
丈夫叹了口气，申辩道：
雕子无羽难过山，
鱼儿无鳍难上滩，
树头不硬难烧炭，
阿哥不穷不过番。
妻子仍苦苦相劝：
穷莫走来冷莫动，
我愿嫁郎不怕穷。
人情好来饮水饱，
郎去乞食妹挽留。
如此深情，不能令丈夫不动心，可他也实在是没办法：柑子跌落古井心，
一半浮来一半沉：
归去只有寻死路，
过番难舍妹深情。
故事的结局如何？
一说是船还是开去了，丈夫一去不复返，妻子年年在码头唱《十望亲夫》，泪水也流干了。
一说是丈夫终于捡起了包楸，跳下船头，踏浪归来，与妻子共患难，后不知所终。
字字听来皆是血！
隔山娶妻
在《过番谣》中，有着众多的种类，诸如《劝郎莫过番》、《阿哥出门去过番》、《十送郎》、《十寻亲夫》、《亲哥过番两分离》、《番隔唐山万千里》、《去就容易转就难》、《去到番邦又样般》、《回头不见嫩娇莲》……可谓数不胜数，皆是血泪泡出来的。也有另一种凄苦的--这就是客家人称的“隔山娶妻”。
由于回不得家乡，在外又成不了家，只好托人带回照片，只要哪个妹子相中，也就随来人在第二年一同下南洋去成亲了。
于是，也就有了另一类“过番谣梅州行下系头塘，
三斤樵米九斤糖；
年三十晚蒸甜板，
唔熟唔敢搭郎尝。
表面上说的是甜极还没有蒸熟，不敢叫来人--即水客捎出去给郎尝，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说，妹子还未长成，暂时不能与之成婚。运用这种耐人寻味的手法，自是另有一番苦衷。
“契约华工”，签约时，一般是三年五年，而这三五年的工钱中，还得扣除当年支付出国花去的费用，说是期满后，还清债务，便可以自谋生路了--坐底舱死了人也得照样付费，其冷酷程度实在是太可怕了。可以说，还不债了，这三五年是白干了，只挣得个空身人。摆脱了契约，才可能真正去挣点钱，起早贪黑，夜以继日，才换回回国的路费。但这还是不够，总不能两手空空回家转。于是，又得熬上许多年……一般来说，凡是熬过来，活着的华侨，至少也得做上10年左右的工，十七八岁“卖猪仔”出来，到30岁才能回家，去娶亲；而后，又再到外干上几年，待资金充裕，才谈得上回乡接上妻子，让妻子跟去定居。
来来去去，人就年近不惑了。
这还是幸运的。
有的，也就永远回不来了。
他们的遭际，显然要比早几个世纪出洋的客家人，要悲惨得多！
纵然如此，他们也得去，山歌也劝不转：
讲起过番倨讨饶，
挑等锡泥过浮桥，
千转过得千转好，
一转失脚命会天。
生命就是这般难以承受之轻！
南洋掘”金山”的神话，到了“契约华工”身上便彻底地破灭了。
他们用血汗，换来了殖民主义者手中的滚滚银洋--掠夺者不仅掠夺了当地的资源，也掠夺了华工的血汗与生命！
岁月漫漫，只有“过番谣”还在凄苦地唱着，流播着，伴随着海风的腥味：
想起当日过番客，
黄莲树上挂苦瓜。
黄莲树下埋猪胆，
从头苦到脚底下。
何以用“猪胆”喻苦，因是“卖猪仔”么？
头脑中的沃土
在深痛的历史创伤中，在无以描绘的人类痛苦之中，一个民族或民系，要修复与弥合已有过的创口，绝非易事。有时，这样的创口，会造成畸型、变态与瘫痪--这样，便等于死亡。事实上，已经有过这样消亡了的民族、毁灭了的文明。这已如一面血染的山崖，骇然地立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我们不必去--列数这样的民族与文明。
如同当年没有在世界民族大迁徙，即中原的“五胡乱华”中沉沦与寂灭一样，客家人在海外也不曾因这种“卖猪仔”的残酷暴行而被摧毁并消失。他们总是有一种奇迹般的再生能力，能及时滋养自身，调整自身，如同在千年飓风袭击下仍能屹立在海岸上的椰子树一般，始终保持伟岸的身躯。
无论到了怎样的荒芜之地，他们都能让那里长出嘉禾茂丼。人们惊叹：客家人的脑子里永远有着肥沃的土壤，当这一土壤连接到任何地方，再贫瘠也同样可以肥沃起来。--这实际是说，人的观念意识，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每比有形的物质力量更为强大，而且，它本身就能创造出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一个民族或民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观念的力量，每每便左右着自身群体的兴衰。
于是，“过番谣”的凄凉虽仍伴着海风飘来，但客家人的自强不息，已多少冲淡了它……而他们在巨大的历史创痛下，又更为亢奋地编织起了新的神话，自然是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的神话。
叶落归根
开始，无论客家女怎么劝漂流的丈夫“番邦赚钱番邦使”，客家人头脑中永远有着自己的故国，自己的故园，总是忘不了“叶落归根”。他们节俭每一文钱，储存起来，一有机会，便托“水客”带回家中，自己没有了，再去赚！所以，在南洋，在澳洲，那些殖民主义者，也包括被流放的白人苦役，竟“发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华人把钱都赚走了，拿到中国去了，而不似他们花天酒地在当地消费掉。于是，便又激发起了一起又一起的反华排华的浪潮。--时至今日，这种浪潮仍未平息，究其根由，也是认为华人经济太发达了，钱都到了华人手上。这与当年简单的理由仍旧没有多大的区别。几百年，还是同出一辙！只是表面上总是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时，文明社会与野蛮时代，在某些本质问题上仍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