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
不妨看看如今客家地区谢氏人家的族谱：
--周宣王封姜太公后裔申伯于谢邑（在今河南境内），后代以封地为姓。谢氏为南阳、陈留望族，因而，客家谢姓名其宗祠为“陈留堂”。
有联云：
鸟衣望族，凤羽名流。
谢安、谢玄，也是谢邑人，亦是陈留、太康一带的望族。客家先民中认这位先祖，自是有根据的。及至族谱中，又有“宋景炎年间，有江西赣州之宁都谢新，随文信国公（文天祥）勤王，收复梅州，任为梅州令尉，遂定居，为梅县兴宁谢氏之始祖。”
一直到现代，抗日战争中，在上海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领导者，便是来自梅州的名将谢晋兀。谢晋元一时威震天下！
至于其他姓氏族谱中，则有：一一巫氏：五世诚希公，原籍汝南，因五胡云扰，太元九年，迁江南；
--温氏：……逮东晋五胡乱华，怀愍帝为刘渊所掳……我峤公时为刘琨记室，晋元帝渡江……峤公奉琨命，……上表劝进。
--张氏：十五世韪公，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南徙，寓居江左……
赖氏：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粤有卓讳者，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
一刘氏：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之裔，亦迁屋于江南。
一林氏：晋永嘉之乱，林禄贿晋元帝南渡。太宁年间授晋安（福州）郡守，遂留居福州。林则徐便是林禄之后……
胡氏：晋永嘉之乱，胡氏南迁。唐末，八闽定居汀州宁化、长汀……
可以说，除开谢氏外，每一姓氏，当年南渡，自有一番悲壮慷慨之举--怀着守护汉民族的正统，不惜赴汤蹈火。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晋室南渡，各名门望族，竟相继用谱牒记下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了……
百万身家可以不要，一块祖宗牌位可是要随身携带的，至死不可以丢弃。
连辅佐苻坚统一北方的名相王猛临终时，亦劝苻坚不要图晋：“晋蚤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可苻坚呢，这正说中了他的心病，偌大一个中国，虽然自己已占去大半，与他族打交道，足可以正统自诩。可与东晋相比，他总觉得有点那么名不正言不顺。
东晋再弱，南朝再僻，却总是中华正统--这一心态，传至后世，也便是客家人至死抱住的信念了。这便是他们以古汉族自居的最终依据。
袓宗牌位
在后来的客家人的文学与戏剧作品中，总免不了有主人公或是显贵，或是一位普通女子，要冲进烈火熊熊的故宅，或被胡人正在劫掠的屋中，去抢出家中的祖宗牌位，义无反顾。那仿佛是一个家族的命根子。
这一“神话原型”，自然是出自于五胡乱华之际。
当时的汉人仿佛预感到，此番来自北方的浩劫，已不知有望无望可返回家园了土地是无法带走了的，可祖宗牌位却不可以留在故里遭受凌辱。
大有一去不返的悲怆！
带走了祖宗牌位，也就带走了根。
这里面包含的人文意蕴，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得尽的。
作为中华民族，祖宗崇拜是古已有之，对祖宗牌位的看重，自在必然。世界上，如此重视祖宗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当首推第一，以至人家说我们没有神的崇拜，却有祖宗的崇拜。
而在汉族中，如此重族谱，如此重祖宗的牌位，却没有与客家人相比的--尤其是在今天，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其他民系似乎已把这看得比较淡薄了，不少地方也早就没有了供奉的祖宗牌位，而客家人的族谱仍那么完整，对祖上的荫庇仍那么津津乐道。
为什么？
是当年民族大迁徙留下的巨大历史创伤，以致千年不愈？所以，才把当年“抢救”祖宗牌位那一刹那产生的仓惶、失落，化作了一个民系千年的潜意识！
是一个民族太辉煌的过去个有着老子、孔子、墨子这样辉煌文化的民族，是不可以有丝毫的悖逆与游移，祖上的光芒仍一直要投射到后世的驿道上！
也许，是二者的结合，才如此强化了客家人的这一意识。从而也作为这个民系的凝聚力。
客而家焉
然而，作为客家人，却恰恰又有悖于古汉族的某些迄今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人说，中华民族的黄皮肤，本就是这片黄土地所育化的，有永远化解不开的情结，一方故土，是须臾不可舍弃的。因此，直至今天，除开客家人外，整个汉族人的“安土”观念仍处处可见。高原上，哪怕打出口口深井已不见水了，人们无水可用，却就是不走；峡区，要修水库，真不知要费多大力气才说得动老人离去，有的人甚至宁可淹死在故里。
但客家人不！客而家焉，到哪去，哪就是家，甚至在哪建起自己新的家园、新的城市。东南亚有句名言：客人开埠。
他们总是能在新的安居之地开垦出新的家园，而不会又重新寻回自己的“老家”--老家在何处？那仅仅是族谱上的记录，百家姓上溯源到的“原生地”。
更有甚者，客家男人均以厮守家居为耻，到时候自己不走，也会被父母或者妻室撵出家门去闯荡天下。
也许，当年民族大迁徙中，他们对返回故园便已经绝望了，所以，他们当日已不奢望重新归去，这才抱住一块祖宗牌位，舍弃了生他育他的土地，远走他乡--这种绝望，在千年大迁徙中，也同样化作了一种潜意识，恒久不易，祖辈相传。
所以，汉族人的“安土”观念，独独在这么一支民系中荡然无存。
他们走了，不能有任何的眷顾，也失去了重返的希望，那么，惟有把新的建树，留给前边的征程，留给未来--而这，哪怕需要百倍的努力，哪怕从无开始，甚至付出巨大的牺牲。虽路途险恶--但是，祖上的荣誉是不可以辱没的，所以，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守护与开拓
由此，在这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中，开始淬炼出了客家人或客家先民一种也是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
他们不仅仅是流民，是逃难者，只为苟且偷安，他们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最后的守护者，也是一个新的前景的开拓者--他们既是过去，又是未来。
于是，在他们身上日渐表现出不屈不挠、万难不屈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上又是如此重要，无法予以分割开来，以致作为一种民系的性格而呈示在整个世界上。
对过去的执着，对未来的坚信--着似乎有些虚幻，没有了土地的根，只有一个牌位，这牌位于后世的儆示。
但对客家人却是无比的实在。
侨置郡县
无论如何，这次民族大迁徙，是作为历史创伤还是作为一个“凤凰里盘”式的再生，它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都是具有巨大的意义。
它不仅对民系这么一个个体的形成，是实实在在的一段历史对于塑造这个民系的历史形象、形成这个民系的整体性格、高扬这个民系的精神力量……都是重要的“酵母’，！
无论把客家先民的历史怎么往前追溯，这一段，都如煌然的、巨大的里程碑！
在躲避来自落后民族的奴役之后，等待南下的客家先民的挑战也同样是严峻的。
无疑，他们都自认为自身在新的困境，也是巨大的历史考验中，承担了一个古老民族--汉族的命运。
人们不难发现，东晋、南朝，不少地点，均是“侨置”的，如齐鲁有东莞，陷落后，东晋则在江南亦设一个东莞郡，后来才废掉。但不少地名，却沿袭下来了。所以，如今南方，每每可以找到当年北方的古地名，乃至长安这样的大地名都有。
这种“侨置自然反映了一种心态，--是随遇而安，还是不忘国耻？
不管怎样，客家人的很多信条、准则，例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重教育、重文化，等等，均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浪迹天涯、孤立无援，须要有一种精神力量维系时产生出来的。
这便是他们千多年来，坚守自己的文化底线的一个重要答案。
对于他们，这一艰难岁月，可以说是始于五胡乱华之际，但在尔后一千多年中，同样严峻的考验仍旧不绝而来--来自北方的军事压迫，从来是这个古国最大的忧患，而他们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向南迁徙。
直至抵达这片大陆的东南沿海。
正是这一次又一次来自外部的压力，没使他们被压碎，把外压转化为内耗，相反，却增加了巨大的凝聚力，使他们更有效地团结在一起，有一个一致的认同--至少，在语言上：祖宗言。
正是这种不断的压力，不断的凝聚，使南下的汉人当中的某些群体，渐渐有了很多共同的东西，尤其在语言上的认同，加上对祖上的共识，以及共同的命运与遭际，共同的千里征途，共同的血与泪……
于是，一支独立卓行、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民系，便在这种外压与内聚中，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中，成功地、当然也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
这便是说，作为客家民系，就是这么从历史的迷雾中脱颖而出，轰轰烈烈地诞生了，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古汉族的行列中，卓然而立了！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征途，共同的历史与命运，共同的史识与对未来的期许，催生了这么一支奇特的、桀骜不驯的民系！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至于人家几时认识并载上史册，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关键在于存在！
隐与显
可以说，如果仅仅只有“五胡乱华”的一次民族大迁徙的压迫，仅仅那么一次，也许还不会造就出这么一支民系。然而，纵观中国一部历史，自北而南的，来自蛮族或落后民族的军事或武力的压迫，几乎是成周期性地几百年来那么一次，这就不能不激发起一个古老的文明民族的自尊、自强与自立了--也正是这种背景下，客家民系由隐而显，由支离而壮大，最后终于不得不让举世瞩目：这，不仅是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的问题，也是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等的重大课题。于是，客家人，也就成了当代世界文化的一个特异的组成，远不是经院的学问可以解答得了的。
正统的维系
没有淝水之战，也就不会有后来南北朝的对峙。可以说，这次大战，最终阻遏了胡人的南侵，为后来南北朝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它不仅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晋与后来的南朝宋齐梁陈，无疑都被视为汉民族的正统，被迫撤到江南一带的中原士族，也就相当地维系住了自己的文化不至于像古罗马文明一样在一个城中归于灭亡。随后勃兴的江南文化，包括唐宋时代，也正是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淝水大战--奠定了基础。
逃亡的流民，可以在南朝得到休养生息，从而让自己的文化辐射回袓居的北方--军事南征，文化北伐，似乎已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争的规律。中国的文化中心，就这么一度被压迫到了南方。
包括最南边，岭南一带，也成了“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葛洪在罗浮山炼丹，与道教的出现，菩提罗香林塑像达摩在广州舍筏登陆--而今上下九路上还有他登陆的碑志--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都是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发生在南朝时代。因此，淝水大战对在中国南方保存、滋养与发展汉文化并融合各种文化起到的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会过分。
华夏文明就此保存下来，延续下去了，这一年，决定意义的一年，是公元383年，即东晋太元八年。
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410年，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库斯攻陷了罗马，从而最终导致了古罗马文明的最后覆灭。在同一时空四五世纪之交与欧亚大陆之上，两种文明在面临同一个浩劫之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不能不从中去思考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命运。
罗马没有退路。
而华夏文明呢？
我们不妨再作一次更深层的探究。
欧亚大陆
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是在4世纪初至5世纪之间整整一个世纪。说第一次也许太武断了一点，因为一部中国史，几乎是一部北方蛮族南侵，入主中原的历史，原来中原的文明士族，无不“北望长安”而嗟叹。这甚至可以从神农氏炎帝南奔算起。不过，作为最大规模的迁徙，自然是“五胡乱华”之际，所以史书才有最明确的记载，说“第一次”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这次民族的大迁徙，历来我国的学者们只注视于东亚这片大陆上作为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不曾扩大自己的视野，放眼整个欧亚大陆上。如同西方学者，只注视西亚与欧洲一样。
无独有偶，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有一个民族大迁徙的记载--而且就发生在西亚与欧洲。其发生时间，完全与东亚的民族大迁徙一样，无论是起始还是终结，都几乎一致，顶多只差个几年时间。
无疑，影响历史大进程的，首要的毕竟是自然因素；而政治、经济诸因素虽说过去被说成是第一位的，但细究起来，还是不得不退居其次。某些政治、经济因素本身就是自然因素所变易而来，只是在历史上作为显性因子而已。
4世纪整个世界的民族大迁徙亦是如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格局。而首要的肇因却是：欧亚大草原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逼使在那里世代生存的匈奴人南侵与西进。
于是，北匈奴人骑着战马，越过了欧亚大草原，从中亚经里海进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征服了阿兰人、东哥特人，紧接着，又横扫了黑海北边的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则横渡了多瑙河，摧毁了罗马军团，末了，竟攻克了罗马古城，劫掠了三天三夜……在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古罗马文明寿终正寝，漫长、蒙昧的中世纪千年黑暗时代降临了。
与此同时，在东亚，八王之乱后，便是五胡乱华、同样是匈奴人--在这边是南匈奴人，也离开了故土，出兵攻陷洛阳，不数年，又尽取幽、并等州，控制了淮北，整个中原已落其手。而东胡族鲜卑，在匈奴衰落后，长驱直入，尽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氐羌族，则趁机占据关、陇，驱兵东进，复胜鲜卑，西取凉州，南临淮水……
那边，古罗马文明万劫不复。
这边，华夏文明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使用了“严峻考验”的字眼！
“飞地”
五胡乱华，东亚民族大迁徙，便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规模南移--而这次大迁徙的结局，便与欧洲古罗马文明覆灭的结局却大为迥异了！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古罗马文明的覆灭。在这次覆灭之前五六百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揭开了罗马帝国在东欧及小亚细亚的历史。它从一个城邦发展为世界大国。
希腊文明似乎被蛮族扑灭了，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其《通史》一书中不得不说：“我认为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人们都在探讨，罗马人为什么能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几乎使得全部有人居住的世界服从于他们的统治。”
但是，罗马征服了希腊化的帝国，而希腊文化却同化掉了罗马。优秀的希腊文明支配了罗马人的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希腊语竟成了有识阶层的语言。罗马作家用希腊文创作，罗马史学家用希腊语作史……总而言之，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这也是中国人常津津乐道的华夏文明的同化能力。
然而，这个延续有上千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未能再一次同化公元三四世纪民族大迁徙中摧毁了古罗马帝国的蛮族。从此，古希腊罗马文明寿终正寝，列人世界已湮灭的文明系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