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以古罗马晚期贵族的腐败、淫乱、没落等内部机制的老化为由，说明这一消亡的必然性。但是，纵观全人类历史、高度发达的文明似乎都与腐化堕落同步。中国的两汉文明，到晋朝业已腐朽得可以了，纵欲享乐，苟且偷安，荒于酒色，不恤政事--这史书上的记载已够多的了，恐怕比古罗马晚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号称文明鼎盛的民族，由于其无可避免的腐朽，终究要为野蛮民族所战胜。难怪恩格斯说过，一个文明而腐败的民族需要野蛮民族给其注进青春的血液。
但是，华夏文明并不曾像古罗马文明一样一朝覆灭，相反，却延续下来了，一次又一次同化了南侵的蛮族。所以，光以内部腐朽机制为由断言文明的覆灭，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从地缘历史上而言，当蛮族打到了西欧及小亚细亚，古罗马文明是否没有退路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有不同，例如，当罗马帝国权势达到顶峰之际，当时的作为一个特殊的希腊化国家，在一百多年里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中世纪蛮族统治下，古罗马就没可能保留任何一小块“飞地”么？
请注意，“飞地”之意义！
无疑，历史上的古罗马，没有这样的“飞地”，或者说，历史没有给它这个机会。
而中国呢？
曾被一度描绘为瘴疠之地、鬼气森森的中国南方，却一次又一次成为了客家先民躲避战乱的天然屏障，成为了古代文明一块又一块的“飞地”--那么，客家人上千年迁徙的意义，就应当在这里寻找。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而且是作为上层知识分子--衣冠士族的迁徙，使得有可能中断甚至覆灭的华夏文明得以维系与延续。
这个结论似乎下得太早。
而且，作为华夏文明的维系与延续，有着众多的历史原因。那么，作为客家先民的南迁，是否能作为这众多的历史原因之一，甚至作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光凭此还不足为据，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与分析。
我们首先还得从“飞地”论证起。
所谓“飞地”，在这里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精华部分，在难以抗拒的战乱或灾祸面前，不至于被彻底摧毁，至少有所保存，从而在灾难以后，继续辐射出它文明的热力，使四邻受到影响，得到开化，从而又重新恢复其活力，蓬蓬勃勃地重新振兴起来。中国话说的“火种”的意义可以说相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埃及作为古希腊文明的“飞地”保存有上百年，在古罗马为希腊文明完全同化后才消失，不能不承认其具备深远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南方，作为中原士族避难的“飞地”，便形成了古汉族不可摧毁的“火种”，在大难以后，又重新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与征服者的征服路线相反，开始了反征服。以软性的反征服克服了硬性的刀光血影的征服。
也就是说，蛮族完全摧毁了古罗马文明，使其片甲不留，然而蛮族却未能完全摧毁华夏文明。其有力的证据是，作为汉族的一支先进的民系，在战乱中大规模南迁，保存了自身众多辉煌的文明成就，找到了自己的“飞地”。这支民系，便是客家--这正是客家人对华夏文明的杰出贡献。
当然，未被摧毁的尚不仅仅是民系，还有其他。但如果缺乏一个民系的实体，其文明的精神成果也就难得以实存。虚幻的寄托毕竟不足以构成历史。凭此，我们不难发现，秦汉时代’尚是偏僻的江东一带，经过六朝，尤其是东晋及宋、齐、梁、陈之南朝四代约三百年的振兴，农业、运输、通商等等，均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上古以北方、中原居多，而几经大迁徙之后，便逐渐南移，中古由北多南少，至南北均等，到最后，则南方居多了--试数数唐、宋、明、清的历史文化名人，便一目了然，这更是最有力的证据。从此“江南多才子”便成了不可移易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南下避乱得的是“飞地”，文明的重新勃发、扩展，就不是一角“飞地”的问题，整个江南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直到现当代，则更为明显。因此，绝不可以低估“飞地”的辐射作用--也就是作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的作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一部新的世界史
前面已经提过，文明与腐朽每每是同步的，所以，野蛮战胜文明则是因为腐败的内应，而野蛮一旦为文明同化，亦会一般迅速地腐败下去。这点，朱熹亦有所论及。他在批注《诗经·北风》中就一反他人的解释，认为“卫国以淫乱亡国，未闻其有威虐之政。”当然，这一解释与他力主严刑苛法不无关系，但毕竟道出了一番真理。亡国者，皆内乱也。内乱者，无不因统治者淫乱、国君昏庸……作为客家先民，晋代的衣冠士族，当然是亲历了晋代士族的荒淫、腐败与没落，所以他们才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为了维系这一民系的延续，形成了其独有的传统，即重耕耘、重教育，耕读传家；讲节俭、讲勤奋，尤其是轻浮财、薄商贾--当然，这已有了偏执之处了。既维系了自身却又限制了自身。可这种“卧薪尝胆”的自新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客家人千年迁徙的奔波中，去弱图强，其面临的残酷的打击绝非别的民系可以比拟，不形成这样的传统，早就在历史上寂灭了。
如果说，作为研究中国史与客家学的学者，没有把客家先民的大迁徙同世界民族大迁徙联系在一起，这无论在规模上（辽远的地理空间距离与规模空前的人群群体）还是在时间上（均在相同的两个世纪的间距之中），那么，这是不应有的“短视”。今天，应突破这种史与史之间的局限了。同样，撰写一部新的世界史，在写到“世界民族大迁徙”这一章时，如果不把同时发生在同一块大陆另一方的客家先民的大迁徙写进去，那么，它就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势必造成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回答在同一历史遭际中古罗马文明为何会覆灭而华夏文明却可以得到维系的问题。
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还可以触发很多世界史上没有涉及到的重大问题，如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同步与分道扬镰，时差与影响，等等……
新史观
一千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那种有可能导致一个民族灭亡的恶劣环境，包括自然灾难、战乱等等，在客家先民来说，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严峻的考验--这种视灾难、不测、厄运为考验的独特的民族心理，使得这支民系具有一种坚忍的生存精神，忍辱负重而不自暴自弃，在逆境中不是分崩离析而是增强了凝聚力，进一步塑造了自身的性格与完成了自身的形象。
历史学家总是不断地证明，维系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他们以往共同光荣的伟大的历史与传统。而现在，这一理论，却已渐渐显得陈旧过时了。新的史论已经在证明，存在的生命力，不是凝聚于过去而是寄托于未来，对于未来可靠的保证。他们以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时，科西嘉当时并未划于法国，关键在于拿破仑给了法国一个可信的未来为证。苏联的解体，则在于戈尔巴乔夫未能给这一联盟以未来可靠的保证，让各加盟共和国从中看到其共同的利益所在。
对于客家先民来说，无疑，其迁葬的习俗，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勘舆术剔除其迷信的一面，正是可以看到这种民系的心理寄托所在。当然，重族谱的记载，尤其是以郡望自矜，似乎是一种贵族意识在作怪，但其指向却还是在于未来--教后世子孙不要辱没了祖宗。在远离故土的上千年的迁徙中历尽了千磨万劫，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动荡、大转折中一度扬起了生命烈焰的民系，对其来说，更重要的是未来而不是历史的证明--大迁徙所要寻找的不正是未来的发展么？九葬九迁，十葬万年，连祖先的尸骨也一样护着后代去寻找未来。由此，形成了客家人不保守、好开拓的更鲜明的特征。
所以，维持这一民系的最大的凝聚力，则是在于这个民系对未来不竭的追求，要不仅成为历史的骄傲，而且成为未来的骄傲--这对一个民系性格的浇铸，无疑是有着难以估量的热力，以及成型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