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慷慨悲歌: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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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谭嗣同与李闰

19岁的时候,谭嗣同结婚了。在当时,儿女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决定的,所以谭嗣同和妻子李闰在成婚之前没有见过一面,不过他们婚后却十分恩爱。这有谭嗣同送给妻子的一首诗和诗前的小序可以证明——“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频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

迦陵频迦是一种传说中的鸟,唱歌的声音非常美妙动听。这段话至少表明:一、结婚15年,谭嗣同依然记得四月初三是结婚纪念日,并特意写诗送给妻子作纪念;二、他们夫妻情投意合,就像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三、不仅是这辈子,他们还希望以后生生世世都能生活在一起,双双修得更大的福缘。由此证明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这种情况在传统包办婚姻中是很少见的。

那么,谭嗣同和李闰为什么会这样夫妻情深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门当户对。这里的“门当户对”,不是说不同阶层的人在人格上有什么不同,是说从小受到的家庭影响不同,相同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夫妻在婚后,相对来说要更容易融和、和谐。谭嗣同和李闰就是门当户对。李闰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寿蓉(字篁仙),非常有才华,是著名的“长沙才子”,所写的诗歌、文章都很出色,尤其是写的对联最受人们好评,被评为是“词绝意新,境界似春花秋月”,意思是李寿蓉所写的对联词语绝美,立意新颖,意境含蓄美丽。比如,他曾在武昌湖南会馆题下这样一副对联:“将相功名,开湘楚数千年未有之局;衣冠人物,泛洞庭八百里交会而来”。意思是:近代湖南涌现出许多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从而开创了湖南历史上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局面;这些杰出人物就像湖南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水一样,从四面八方相聚到了一起。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把近代湖南在湘军兴起后人才辈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状况生动贴切地描绘了出来。所以李寿蓉和曾国藩等人一起被称为清末湖南的六大联语家。

李寿蓉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担任过户部主事等官职。主事是正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处长。虽然官位并不高,但李寿蓉做事很认真,所以后来被封为荣禄大夫。荣禄大夫只是一个荣誉官衔,并不代表实际职务,只是对他办事能力与态度的肯定。李寿蓉在户部任职时,恰好和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同事兼老乡,而且志趣相合,所以交往很密切,并为自己的子女定下了婚事。

李寿蓉是很喜欢谭嗣同这位未来的女婿,认为他志向远大,才干出众,今后能成就一番事业。而谭嗣同对岳父也十分敬重,他后来曾回忆岳父对自己“恩礼绸至”,十分关照,并且称岳父家是“内外群从,率皆豪俊。登山临水,觞咏不绝。剑客奇才,献技在门。一童工书,一仆善棋,府史吏卒,傲脱不俗。所谓买菜者皆有六朝烟水气矣。”大概意思是:不仅岳父一人才华出众,即使是岳父家的仆人也都各有所长,有的长于书法,有的善于下棋,即使是买菜的也像魏晋南北朝的士人那样,很有文化气质。

中国古代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士人风流潇洒,是典型的文化人气质,所以谭嗣同说岳父家的仆人有“六朝烟水气”。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李闰,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不仅从小知书达理,而且非常贤惠。婚后谭嗣同常年奔波在外,李闰把家里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谭嗣同曾在送给妻子的诗中写道:“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十五年来我们志同道合,而侍奉亲人、抚养子侄那就全仗你的贤惠啊!

除了门当户对,谭嗣同和李闰的婚姻能够幸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谭嗣同与众不同的男女观和夫妻观。谭嗣同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也就说男人和女人都是天地间的精英,都可以成就大事业,两者是完全平等的。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可算是最进步的了。谭嗣同还主张“夫妻皆朋友”,丈夫和妻子应该没有尊卑高下,而是平等的朋友。在当时的中国,有点地位有点钱的男子娶妾,也就是娶小老婆是很平常的事,很多人还先后娶好几个,所以晚清民国期间的名士辜鸿铭曾说过“男子就像茶壶,女子就像茶杯,一个好茶壶就得配上好几个茶杯”这样的歪理论。谭嗣同的父亲就一共娶过三房小妾。但谭嗣同始终提倡一夫一妻的婚姻,虽然他是巡抚的儿子,而且才华横溢,却一生未曾纳妾。

谭嗣同和李闰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不到一岁?就得病夭折了,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过孩子。中国古代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规定男子可以休妻的“七出”之条,第一条就是“无子”,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能被赶出家门的,不过李闰没有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尤其与当时其他人不一样的是,谭嗣同并不要求李闰单纯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他还要妻子做一个有思想、有眼光的女性。他曾经送给李闰一副对联:“为人树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意思是做人要有骨气,要有像铁一样硬的脊梁;还要尽量多读书,使得自己的眼界像无边的海洋那样开阔,这里的“把卷”就是打开书卷读书。正是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谭嗣同对李闰是很尊重的,维新运动兴起以后,谭嗣同又鼓励李闰走出家庭,当起了女学会的董事,创办女子学堂,和男人一样做起事业来。这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那是很超前的。而李闰呢,由于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从小写得一手好诗文,而且“慷慨有丈夫气”。婚后不仅将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让谭嗣同不必为家庭事务担忧,而且十分理解丈夫的志向和事业,称得上是谭嗣同的妻子、知己与朋友。夫妻俩自然也就相敬如宾,关系融洽。

其实,说有缘分,谭嗣同和李闰也真算是有缘分:他们是1865年同一年出生,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北京,而当时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和李闰的父亲李寿蓉又恰好同在户部任职,这才促成了谭嗣同和李闰的姻缘。

除了对妻子一往情深,谭嗣同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一个挺有情趣的人。他弹得一手好琴,曾亲自监制了“残雷”和“崩霆”两架七弦琴。据史料记载,某年盛夏,谭嗣同家宅院里的两棵梧桐树被雷霆劈倒一棵,谭嗣同便以梧桐树的残干请人制成两架七弦琴,分别命名为残雷琴与崩霆琴,并亲自撰写了琴铭。残雷琴的琴铭是:“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大意是:霹雳一声巨雷划破天空,好似一把大斧把梧桐树的枝干斩断劈折。历经苦难的它现在终于成为做琴的良材。然而即使这样;又怎能磨灭它百年沧桑的心志呢?听这琴声如泣如诉,呜咽哀鸣的声音响彻着千古。崩霆琴的琴铭是:“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意思是:从霹雳折断梧桐树开始,到我将它做成了琴结束,这些行为都是无益于梧桐树却有益于琴的产生的。梧桐树历经劫难而终成良琴,并发出警世的琴声,铭文其实也表达了谭嗣同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个人的心志。崩霆和残雷两架琴后来伴随了谭嗣同一生。

谭嗣同年轻时就爱好习武,常常在清晨闻鸡起舞击剑;同时也好弹琴,常常以琴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剑胆琴心”的雅号。这个雅号很贴切地反映出谭嗣同刚烈坚毅而又情感丰富的性格特点。传说1898年谭嗣同离开浏阳准备到北京参与变法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和李闰在烛光下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用琴声表达依依惜别的感情和准备为变法殉身的决心。

总之,谭嗣同是高官子弟,有个性的读书人,还是纵情江湖的侠士,真正的大丈夫。这么多身份集于一身,足以称得上是一位“天下奇男子”了。而后来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又使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身份——维新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