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26日，作为对中央红军攻打长沙的报复，国民党在杭州陆军监狱一次屠杀了共产党人19名。云居山上有他们的大型群雕像。你看那正和难友告别的，是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瓒；你看那光着脚的，是工人出身的省委书记徐英，临行前他正拿着一双布鞋蹲在牢房门口，看守开了锁，叫“徐英开庭”，徐英不慌不忙地穿好鞋子，说：“叫枪毙好了，为什么要说开庭呢”；你看那绑在十字架上的，是永嘉县委书记，温州城内名医王屏周，因在狱中任医役而开辟了党的地下秘密通道，他是一个点名拉出去的，这条好汉一把推开前来架他的狱卒，高呼口号大步流星走向刑场；你看那两个全身脱得只剩短裤的年轻人，他们是南洋巨商之子、任杭州中心县委书记的李临光和四川巨商之子、有着一位在国外留学的美丽的女画家爱人的杨晟，为什么这两个有产阶级的叛逆，以最无产阶级的方式走向殉道场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难倒不是对他们曾经所属的阵营的最后叛逆吗？
宁波象山烈士诗人殷夫曾有诗言：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
交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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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终于是交了战火的最后时刻了。你看那文质彬彬心有所怀的年轻知识分子，他是贾南坡，他的妻子此刻正关在同狱的女监中。这个大地主的儿子，这个上海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在三年的狱中生活生涯中，竟写成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你看那伏地疾书的宁波奉化籍人裘古怀，他写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亲爱的同志们，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国民党匪徒正在秘密疯狂地屠杀着我们的同志，被判重刑的或无期徒刑的同志，差不多全被迫害了！几分钟以后，我也会遭到同样的被迫害的命运。
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在监狱里，看到每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任何一点恐惧，他们差不多是象去完成工作一样跨出牢笼的，他们没有玷辱过我们伟大、光荣的党。现在我还未死，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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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古怀与沙家兄弟曾有往来，而宁波鄞州塘溪沙村的沙氏家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家族。沙氏五兄弟中，老大沙孟海，家喻户晓的一代书法家；老二沙文求，著名烈士，曾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宣传部长；老三沙文汉，浙江省省长，1957年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右派；老四沙文威（史永），现中国政协副秘书长；老五沙季同，共产党员，油画家，在延安时遭康生迫害逼疯致死。沙氏五兄弟的命运史是一部壮怀激烈，引人入胜的史诗式传纪。我们最能在这样类型的大家族中直接看到中国革命的脉落，它的气势，它的转折。他们每个人的不同命运，都是革命的一段主流或一段分岔，一段低潮或一段胜利。中国式的革命往往也是家族共同参与的革命，比如毛泽东、蔡和森、夏明翰家族，比如沙文汉家族。
那么，哺育了他们的土地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了鄞县大嵩区沙村沙文求烈士故居。这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堂堂正正的院落，举目望去，满目青山，一片长空，天地正气似乎特钟秀于此。故居中有文天祥《正气歌》手书一幅：“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屋后又有极高银杏一株，为沙氏兄弟所栽。也不知怎的，站在院中，恍兮惚兮，竟遥思到了杨家将岳家兵。沙氏兄弟父亲为医，早逝，母亲陈岭所生五子，除老大早早工作培养4个弟弟读书、自己也成一代大书法家之外，其余四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敌人曾抓其幼子季同，逼老太太招供，还扬言要把季同装到麻袋中沉河，老太太说：“你们杀我一个儿子，还有四个儿子要来复仇！”老母亲豪言壮语怎不叫我想起佘太君。
沙文汉与暴动专家卓兰芳在奉化搞过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暴动后，自己被通缉，五弟被绑架，家被抄劫，兄弟五人弄得四分五散。正在广州革命的老二沙文求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老大沙孟海写信道：“我们这次破家，实在是一个死沉沉的旧家庭之更新底纪元，使我们的兄弟脱离沉闷的家庭，而奔入社会的或历史的‘中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的意义上有重大价值，而且在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上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好一派大英雄气概。
他的三弟沙文汉，在我们浙江省，一度是个神秘的人们不敢公开议论的人物。一个省长，一个25年入党的老革命，却被打成了中国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有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岳母，陈修良的母亲。这个宁波富商的遗孀不安安耽耽的过她的太太生涯，偏偏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在危急关头抢救革命者，被众人誉为“众家姆妈”。“众家姆妈”因为倾向性太强，光天化日之下为共产党通风报信、收尸入殓，国民党便把她也抓到陆军监狱里去了。幸亏她还有几个钱，总算被保了出来，60年代初她还活在上海，经历了女婿沙文汉被打成党内最大右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劫难。
沙文汉命运坎坷，开除出党后忧郁成疾，他曾写过一首《病重有感》诗：莫说沉疴久未愈，但看形影日枯衰，孤灯夜永油将尽，老马路遥力不支。
梦里少年忧意气，望中功业岂狂痴，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1959年他给夫人陈修良写信，陈修良也是大革命时期党员，曾任南京市委书记，当时在嘉兴下放劳动。信中说：我已经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只好去研究死人的政治——历史，或许可以借到史料。
1963年，他完成《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作为对党和人民的献礼。这个献礼太艰苦卓绝，耗尽心血，终于病危，临终前两天，“右派帽子“摘掉，他道一声“谢谢，”再也说不出话。于1964年1月2日逝世，时年55岁。
文革开始，他的墓地却被砸了。经济学家孙治芳在首都医院抱病给党中央写信，为沙文汉申诉。1983年，也就是整整20年之后，沙文汉的生命献礼才总算被献了出来。写这一段历史我又感动又难受，心情十分复杂。我太年轻，还不能进入那种党不要你了而你却非要党不可的高尚境界。但另一方面我也为沙省长感侥幸，他没活到66年，要不象盖叫天那样被装在垃圾车里游街，他怎么活下去！沙文汉天性刚烈，少时为了改掉火气太大的毛病，常常跑到厕所里面壁制怒。但是他这样一个革命的能书善画的知识分子干部，又戴高帽又坐“飞机”，恐怕面对什么也难以平息耻辱吧。
还有老四史永，早年参加地下组织，进入我党特别行动课活动，解放后反复审查一直不予信任，直至三中全会以后才解除怀疑。呜呼！前些年台湾一家杂志，竟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且看沙氏兄弟今日之下场》。写文章的人不可能了解革命，革命是要含冤受屈的，含冤受屈了还革命，那才叫真革命！
1992年中秋前夕，我从杭州火车站出来，匆匆放下背囊，便直奔南山公墓，谒我父亲之灵。中国人并无中秋节谒墓拜访亡灵的传统，这个传统，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
1949年5月3日，一个在省电台当播音员、名叫王廉芳的年轻的地下党员见南下部队进了城，欣喜若狂地跑到浙江广播电台播音台欢呼：“杭州解放了！”
我父亲就在这一声“杭州解放”中从北方来到南方杭州，而我的母亲也随之从宁波乡下老家穿过乱坟岗来到省城。然后，他们在“杭州解放”中相识结婚，然后，在“杭州解放”中有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命运就这样无可选择地和革命联在一起。
迷人的西湖在晨曦下静静发光，任何一个来此眺望的人都不会忘记这美貌动人的姿色。在父亲的灵前泡在了一杯芳香袭人的龙井茶。啊，久违的龙井茶，从您的角度而言，革命，不就是要让这种王公贵族才能品尝的香茶成为普天下劳动人民都有实力品尝的佳茗吗？
烈士墓地一片寂静，一派祥和。
瓦雷里那首《海滨墓园》中的诗行不禁涌上心间：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二：革命与命运
十八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告别的了阶段斗争的时代，进入了和平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存“革命”的意义，因为百年家国的历史主旋律，正是革命史。而对我们这个小家庭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也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脉之始。因为如果没有革命，父亲就不会从一个北方穷山村专门制做土盆因此村名也叫“土盆”的村子投身革命军队，从打鬼子开始，八路军，新四军，野战军，解放军，一路打到江南，而您也不可能以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学女学生身份、抛下大家庭，只身投入革命；然后您也不可能作为学员在华东军政大学与父亲相识；然后父亲也不可能做为大队政委和作为学员的您谈恋爱；然后你们也不可能结婚，自然也不可能有哥哥，我，妹妹和弟弟。如此推论下去，感慨不已：原来对我们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言，如果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对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小家庭而言，如果没有革命，就没有我们这些构成小家庭的生命个体。
母亲，作为一个革命的亲历者，以您为代表的家族中一部分进步青年投奔革命参军入党的时候，也正是您的大家族中另一部分“反动分子”遭灭亡的时候。因此，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革命和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关系：原来，中国革命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族而言，就是一部分亲戚追打另一部分亲戚。
曾经有过多少活生生的关于革命与命运的故事啊，为此，我曾经写下过一些这样的文字：即便从前，江南的河湖港汊旁亦并非只有浣纱的女子。耕读历来是江浙一带乡风，某些沿海的乡镇，或者靠近城市的乡村，女子也是要读一点书，并且也不尽然是在女红之余的。这样的乡村女郎，与城里市民阶层中弄堂里走出的女学生和大都会出身优越的洋学生，于书卷气外，便多出一份乡下的水气。六十年前人世剧变的时代，她们的命运和中国一切人的命运一样，是个个不同的。因为知道一些书上的事情，她们懂得了思考与想像，其中演绎的那些勇敢的浪漫故事和其后的悲欢离合，是一点也不亚于城市里的知识女性的。现在我便来讲上那么几位。
从一个名叫谷雨的女子说起，因为她是她们几个当中最大的，那年也就十七岁。谷雨之下是十六岁的慰轻、十五岁的仲秋和十四岁的夕烟。她们中有同一父母的，也有堂表姐妹的，但都属同一大家族中的女子，且都在一个乡村新学堂中念书。
慰轻的父亲是这一带有名的乡绅，办了一些新学甚至报纸，这几个女子就读的学校便是他出资做的校董。乡绅并不常在乡间出现，因为在别处有着他的另一个家，虽则他是十分痛爱他的这个大女儿的，但女儿之慰终究不够，于是才有了沪上的另一份情。好在乡下的黄脸婆是名正言顺的搁在厅堂里的，在那个年代，对这一阶层的人来说，如此行事乃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但乡绅毕竟留过洋，于心里多出一份人道的不忍，便移情到女儿。或许正是对大女儿的这份关爱促使他办了这份乡学，这几个女子便每天相约去二里路外的学校就读。
她们都非常美丽，我敢起誓我这话是真实的，那一带的女子有两种鲜明的不一的特征，或者细眉长眼，白晳苗条，或者浓发浓眉，睫毛密集，明眸皓齿。这四个女子中，谷雨和夕烟属前者，慰轻和仲秋属后者。她们结伴而行在乡间的阡陌之间时，是此间农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