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宋教仁被刺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接到了袁世凯宣布政见的电文。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当天，孙中山便向参议院辞去临时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在辞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奠定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的这一决策，实质上是对袁世凯的妥协，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时代的要求来衡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可惜孙中山当时没能看透这个问题。但他对袁世凯还是有所警惕的。除了提出自以为很有效的三项办法外，他估计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便亲自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特使，北上迎袁世凯南下。
奸滑的袁世凯一面在北京热情欢迎蔡元培等人，一面又在北京制造“兵变”，借口北方不安宁，不能南下。接着，帝国主义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纷纷调兵进入北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张，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附议立宪派的意见。上海十多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
在帝国主义和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再次让步，连中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也迁就了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次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幸夭折。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就这样被卖国贼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南北“统一”了，但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统一了中国，而让地方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统一”了革命势力。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后，一心一意想投身实业建设，使祖国不断富强起来。他声明，今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致力于比政治还要重要的民生主义事业。解职后的第三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周游各省，走遍半个中国，到过很多城市和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号召军民精诚团结，万众一心，建设新民国，使人民免除痛苦，得到幸福。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不谋私利、不图名位的高贵品质。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8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24日，孙中山抵京。
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孙中山。他动用了天子出行的御辇，派了豪华的卫队，到车站迎候孙中山入宫。
接着，袁世凯又曲意相从地和孙中山进行了十三次会谈。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详细谈了自己对国内国外形势的看法，谈自己对国政大事的见解。每当孙中山讲话时，袁世凯总是洗耳恭听，待孙中山讲完之后，袁世凯又每每点头叫好，赞不绝口，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无反对之意，甚至连丝毫不满的神色都没有表露过。
有一次会谈谈到农业问题。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必须解决农民自身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孙中山原先以为袁世凯对“平均地权”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知道袁世凯在家乡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的高级将官也都购置了不少田产。谁知孙中山话音刚落，袁世凯立即以掌击椅，一跃而起，眉毛一扬，激动地说道：
“孙公所言极是，‘耕者有其田’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嘛！”对袁世凯在会谈中的这种态度，孙中山虽说不无揣摩，更非全信，但总体情况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觉得此次来北京很有必要，通过交谈，彼此了解。尤其是袁世凯一再当面向他表示对清廷专制的不满和对共和国体的拥戴，对民国大业的维护与热心，使他感到有了这个思想上的一致，那么对于国防、外交上的大计，对于各项民生实业建设，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孙中山根本没有看出袁世凯伪善面孔后的杀机，几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要黄兴也来京和袁会晤。9月9日，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决心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境内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稍后，黄兴也接受袁世凯政府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南北议和的前后，同盟会已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其它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25日这一天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是很满意，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务，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则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
孙中山对筹建铁路工作十分投入，几乎是全力以赴，日夜筹思，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10月4日到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完成了全国各地干线分布的设计，并着手筹措经费。
1913年2月，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实业和铁路状况，同时进行筑路借款等活动，偕同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前往日本访问，先后到达长崎、门司、下关、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地。
3月22日，孙中山一行兴致勃勃地在长崎参观。他们是昨天到达这个九州岛西北部的秀丽的海滨城市的。此刻，他们刚刚参观了三菱洋行的长崎造船厂，正准备出席长崎市长的晚宴。
孙中山时而低头欣赏公园里的绿树红花，时而举目远眺海面上沐浴霞光的片片红帆，舒心地微笑着。
“先生”，马君武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笑着说，“这次与您随行，在日本走了不少地方，我发现到处都有您的朋友。”
“是啊！我自组织革命党以来，途经和流亡东瀛不下十次之多了。”孙中山很有感情地说。
“可只有这一次是堂堂正正的，袁世凯给了两万元，让您以铁路总办的身份来日本考察，日本政府对您敬如国宾，优礼有加。哈哈……”何天炯见孙中山心绪特别好，便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
“日出日没，又过去一天”，一直没有吭声的戴季陶，望着海中的落日，感慨地说，“我们此行考察，快满一个半月了。”
听此言，孙中山不由心中一动，很快收敛了笑容，把视线从远处收拢回来，深情地说道：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弹指问，我辞去临时大总统，也快满周年了。”马君武笑了笑，说：“这一年间，先生您的变化真大。人都说，孙先生过去是口不离革命，如今则是言必谈铁路，您的心思全扑在那两条铁轨上了。
哈哈……”
“说得对。”孙中山听了后，眉一扬，眼一亮，会心地笑了。正当他们有说有笑地进入市政府迎宾馆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邮使取出一封电报，双手捧着递到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看了一眼电报封面，满脸笑容，说道：
“是黄兴来电，准有好消息！”说罢，“哧啦”一声，撕开封口，抽出电文看了起来。忽然，孙中山笑容顿失，闪耀着红光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他持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孙中山目光平视，垂着手，脚步沉重地走出门外。
急性的马君武快步跟了出去，低声问道：
“先生，出了什么事？”孙中山这才转过身来，将纸条递给马君武。马君武急忙展开，何天炯、戴季陶飞步凑上前来，看着电文--“宋教仁20日晚在上海车站遇刺，经抢救无效，于22日晨逝世。”
“啊！”这噩耗如晴天霹雳，三人都惊得呆若木鸡。宋教仁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政治。他提议实行责任内阁制，准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会大选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提出总统可以由袁世凯担任，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还极力抨击现政府的种种失策之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大获全胜，在众议院五百六十九个席位中，国民党独占二百六十九席，在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席位中，也揽得一百二十三席。这次胜利非同小可，它预示着国民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执政党，宋教仁作为执政党的党魁，大有组阁的希望。
一心要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对此又急又恨，他害怕宋教仁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自己就会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总统。因此，他一面去电催促南下活动的宋教仁来京，一面却唆使一只黑手伸向宋教仁。
3月20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上海火车站里，宋教仁正坐在摆设得颇为排场的议员接待室里，他准备乘晚班火车到北京，距离剪票进站上车的时间，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
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以及其他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正在热烈地交谈着。
廖仲恺坐在接待室门口，看到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一个人影，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进他的耳边说道：
“教仁兄，那边好像有坏人。”宋教仁不以为然地朝门外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
进站的铃声响了。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对黄兴等人说道：
“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
“教仁兄”，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宋教仁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匆匆向验票口走出。接待室到验票口不过数十公尺远，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只听见宋教仁惊喊一声“有人刺我”，小皮箱“啪”地掉在地上，宋教仁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淌了出来。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了一个持枪的人，正趁大乱之机夺路而逃。巡捕奋力追赶，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击倒两个巡捕后，冲进一条小巷，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袁世凯起先散布谣言，说此事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后来又装腔作势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查办。不久后，刺杀宋教仁的实情完全大白：由于谋杀宋教仁的凶犯相继被捕，在他们的家里搜出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谋杀犯来往的电文、信件多件，还有赵秉钩寄给谋杀犯的密电码一本。赵秉钧致凶犯的一封信中说：“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接寄国务院可也。”
原来，指挥策划行刺宋教仁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赵秉钩的，正是袁世凯。
宋教仁的被刺，如一盆冷水浇到了孙中山的头上，他从长崎立即赶回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住所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听完黄兴关于宋教仁被刺的经过以及宋案初审的情况后，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
“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从袁世凯的行为来看，他是想彻底铲除南方的革向党，推倒民治、恢复帝制。现在，暗杀教仁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财团借款打内战便是第二步，往后，肯定还有第三步、第四步……看来，我们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的话像一阵风，激起了在座人心中的波涛。大家原只想到宋案，未想到动兵讨袁，再举革命之计。
“上海及南方备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已经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黄兴说着，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不不，依我之见，对于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孙中山语气很平缓，态度却十分坚定。
“先生”，黄兴略为迟疑了一下，说道，“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单力薄，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各位，我认为，在今日之中国，对于像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孙中山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与忿满，说道：“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只有揭旗讨袁，举兵北伐，才能救党拯国。”
孙中山此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然而，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深夜，孙中山怎么也合不上沉重的眼皮，脑子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坐到桌旁，拧亮台灯，展纸挥笔，含着眼泪写下了悼念亡友宋教仁的一副挽联：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把笔搁在笔架上，小心地提起墨迹未干的挽联，轻轻地挂到墙上去。他在心里谋划着行动方案，不禁出声怒斥道：
“人面兽心的窃国大盗！翻云覆雨的巨奸大贼！我马上组织军队，非去袁不可！”
兴师讨袁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对袁世凯妥协，一方面是迫于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足，对于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政客的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现在，当袁世凯凶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时，他便立即丢掉幻想，准备兴师讨伐袁世凯。
但是这时的国民党与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已不一样了。国民党充满了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不少分歧意见。正当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凶残的袁世凯却先下手了。他不经过参议院通过，就向帝国主义五国银行财团签定了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合同。他知道孙中山和他已是水火不容，便借款用来扩充军队，对付革命党人。同时决定先发制人，借口国民党的几位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1913年6月，先后撤免了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企图使反袁的革命势力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接着，袁世凯又拟定了军事计划，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京汉线南下进军江西；第二路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汴梁经颓州方面进攻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