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家
（1914年—1996年）
小传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河北蠡县人，原名梁维周，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进保定二师，次年参加学潮护校斗争。
1932年高蠡暴动对他有很大影响，次年流浪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活动。
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冀中从事革命工作。
1948年随军南下，后任《武汉日报》社社长。
1954年到北京，曾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理事，河北文联副主席等职。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剧本，五六十年代出版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其中《红旗谱》是他的代表作，出版后反响热烈，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翻译成外文出版，是建国后优秀长篇小说之一。
代表作品
《红旗谱》（长篇小说）
《翻身记事》（长篇小说）
“童年”
少年结识共产党员
梁斌出生在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
祖父务农，活到94岁，父亲上过几年私塾，亦一直务农，他脾气耿直，疾恶如仇，但性情粗暴，在家中独断专行。
母亲是农村中常见的贤妻良母，能吃苦耐劳，常常背着父亲接济穷人，她的人道主义思想，曾给童年的梁斌以深刻的印象。
梁斌在家排行第十，上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下有侄儿、外甥女一大群。每逢年节唱戏，全家人聚在一起，足有三四十口之多，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从小就有机会观察了解各种人物，熟悉他们的性格，为造就一位作家形成了一个有利的小环境。
梁斌5岁开始识字，8岁正式上村学，他一开始就使用新编的国文课本，受传统教育的束缚较少。
他11岁转入县立高小，在这里结识了当地最早的共产党员张化鲁、宋卜舟、刘显增等人，从而掀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创作准备”
投身革命进行文学创作
梁斌开始上高小，就受到进步教师的引导，如张化鲁、宋卜舟，开始受到具有“五四”进步思潮的影响，如进步刊物《小说月报》、《创造季刊》、《东方》等，他通过阅读郭沫若和“创造社”其他成员的作品，深深地被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所感染，从而使得他13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了两三年，梁斌家乡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运动，这使他亲眼目睹了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
1930年暑假，梁斌考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校内不少老师、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如反帝大同盟盟员、“左联”成员等，这对梁斌思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开始认真阅读文学名著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思想、文化得到了初步锻炼和熏陶。“九·一八”事变后，他所在的学校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梁斌和其他同学到工厂、农村积极宣传抗日，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校的革命活动，遂下令解散第二师范，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大家更加高涨的革命热情，他们勇敢地展开了护校斗争，斗争遭到反动当局的疯狂镇压，有数十人被捕，十几人被杀，酿成了有名的“七·六”惨案，国民党公布的抓捕名单中，就有梁斌的名字。
1933年春天，梁斌失学失业，流落到北京，经人介绍，他参加了“左联”，开始文学青年的生涯。他白天在图书馆读书，晚上写文章，向京津一些报刊投稿。这一时期，他大多写的是短小的散文、杂文，尖锐地抨击时弊，抒发心中的愤懑和不平，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写作练了笔。
“成名作的诞生”
浓墨绘革命
梁斌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57年12月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这部长篇小说以现代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为内容，显示了他们的觉醒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根植于作者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几次革命运动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如“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斗争”、“高蠡暴动”等，这些斗争给梁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励着他一定要用笔把这些表现出来。
但是《红旗谱》的创作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是由最初的短篇，发展到后来的中篇，再发展到长篇这样一个渐进过程。
早在梁斌青年时期（1935年），就以“高蠡暴动”为题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发表在左联刊物《伶仃》上，这篇小说的寓意是写在黑暗的夜晚，革命和反革命在进行着斗争。
1941年，梁斌在冀中工作，一天，他见到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个儿不高，额部很宽，鼻子尖尖的，三绺稀黄胡子，说话声音宏亮，腿脚矫健，一点不显衰老。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是梁斌高小时代的同学，当时三儿子在自卫队当队长，不久前被内奸暗害，在暗害的情节上，老人和县里有不同意见，老人是来向区党委告状的，后来才知道他的大儿子也死了，二儿子参加过“高蠡暴动”，也死在敌人的法庭上。这个老人的遭遇，给梁斌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第二年，他写了一个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一文，这个“爸爸”就成了《红旗谱》主人公朱老忠的原型。
在此基础上，梁斌又把短篇扩充为中篇，以《父亲》为题，发表在《晋察冀文艺》上。在中篇里，人物都有所发展，朱老忠被写成了下过关东，挖过参、淘过金、阅历多、见识广的人，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成了革命者，并出现了严知孝、张嘉庆等人物。
这一时期，梁斌还写了一些其他的短篇和剧本，其情节、人物被融进了后来的长篇《红旗谱》里，可以说《红旗谱》的创作，正是在以往创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尽管这样，当作者正式开始写长篇时，还是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首先熟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总体思想上把握作品所要达到的风格、样式和目标，然后研读几部中国古典名著，从写作技巧、艺术方法方面汲取营养和启示，再与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相结合，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才基本上形成了。
小说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的革命斗争为广阔背景，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主要情节，通过描写冀中平原锁井镇朱、严两家三代人所代表的广大农民，同恶霸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关系。
小说描写了众多人物，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农民几代人的英雄形象，其中，朱老忠是最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既有旧时代农民英雄的优秀品格，又有新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使其成为新中国文学长廊上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
在表现形式上，这部小说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优秀的传统表现方法，又借鉴了外国名著的某些技巧，气魄雄浑，笔势健举，语言亲切朴素，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
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朝、越等多种文字，并改编成话剧、电影，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巅峰之作”
长卷展宏图
如果说《红旗谱》是梁斌的成名作，那么相隔6年多出版的《播火记》则是梁斌长篇创作的巅峰之作了，因为它是《红旗谱》的续集，它一方面延续《红旗谱》的阶级斗争主题，另一方面，又把这一主题推向了更高的武装斗争阶段。《红旗谱》里的主人公朱老忠，是一个从自发反抗，走上自觉斗争的农民英雄，而《播火记》里的朱老忠，却担起了红军游击队大队长的重担，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
故事在延伸，革命农民和恶霸地主冯兰池的斗争进入你死我活的阶段；人物在深化，朱大贵是成长最快的一个，他在《红旗谱》里，多是凭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又有些蛮干，大胆却带些鲁莽，在《播火记》里，他已是英勇善战而又足智多谋的红军中队长兼大队参谋了。
贾湘农的性格，一开始就展示了他的精神风貌，比起《红旗谱》中的贾湘农，更加丰富了。
其他如双目失明的朱老明，克服困难，担起后方苏维埃的重担；春兰和严萍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初露头角的二贵、囤儿、庞儿等，各自显出了他们的性格和特点。
其实，无论是《红旗谱》还是《播火记》，以至最后一部《烽烟图》，作者都是把它们通盘谋划的，只是三部各自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总结起来，又构起一幅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壮丽画卷，从而奠定了梁斌在这一文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趣闻轶事”
《红旗谱》——凝聚心血的创作
梁斌从1935年开始酝酿《红旗谱》。头十年中，梁斌写了大量文章，这是梁斌文学的成长期和《红旗谱》的准备期。为了锻造《红旗谱》的民族风格，梁斌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梁斌特别信奉创作源于生活、忠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他立下一个心愿：“要长期到生活中去，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不到黄河不死心。”梁斌真的就到了黄河。他随军南下，从束鹿到衡水、到石家庄、到邯郸、到孟津，摆渡黄河，开辟新区，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梁斌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将百姓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有些后来就写进了《红旗谱》。
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修养条令，这恰是《红旗谱》运筹20年后的“东风”。同年6月，梁斌在北京碧云寺正式开笔《红旗谱》，一年后完成《红旗谱》第一部初稿。梁斌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他完全沉醉在《红旗谱》中，不谙生活世事，每天俯案疾书十多个小时。梁斌的创作环境非常艰苦，特别是在武汉。夏天，武汉的空气燥热，梁斌写作的地方根本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低头写作，汗滴常会打湿稿纸。
梁斌的一生最稀罕的莫过于他的手稿。一块紫花小布的包袱皮，包着他的文字，也包着他的“使命”。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人们纷纷奔逃的时候，梁斌却冲向书房，一手支撑着摇晃的书柜，另一只手去摸他的小包袱。“我的手稿！我的手稿！”他不顾一切地喊着，将手稿紧紧搂在怀中，当时书柜里还有他多年收藏的近300幅珍贵名画，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只有手稿。
终于，梁斌共计120万字的《红旗谱》三部曲长篇画卷，即《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问鼎文坛。有如平地一惊雷，一曲反映农民觉醒，从自发到自觉革命的豪迈战歌在时代的心坎里奏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