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功夫出少林
1、少林拳的源起
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县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是孝文帝为安置印度僧人跋陀前来嵩山落迹传教而建。
跋陀禅师主持少林寺，四方学者闻风皆至，徒众数百。大量民间武术者都充当了少林寺的杂役，一些会武术技能的青少年被剃度为僧。如惠光和尚，十二岁时在洛阳城天街的井栏上反踢毡子，一口气能连续反踢五百下，跋陀很惊奇，就把他剃度为小和尚。跋陀弟子僧稠当小和尚时，体质羸弱，后来发奋练武，居然练得拳捷骁武，体健身灵，跋陀禅师为创建少林寺，翻译佛经，传授佛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少林拳谱中还有跋陀传授方便铲和一路大刀的记载。
到了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面壁九年，静坐修心，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当年达摩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又加上深山老林，须防野兽和严寒酷暑的侵袭。在传经时，他发现好些弟子坐禅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编了仿效古代人猎杀搏斗的动作为“活身法”传授僧人，此即为“少林拳”雏形。此外，达摩在空暇时间还练几手便用铲、棍、剑、杖等防盗护身的动作，后人称之为达摩铲、达摩杖、达摩剑。以后，他又吸取鸟、兽、虫、鱼飞翔、腾跃之姿，发展“活身法”，创造了一套动静结合的罗汉十八手。后来经历代僧徒长期演练、综合、充实提高，逐步形成一套拳术，达百余种，武术上总称“少林拳”。元代少林派拳术大师白玉峰，觉远上人，李叟等精心研究少林拳法，将少林拳中的“罗汉十八手”发展为七十二手，以后又发展至一百七十三手，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出一套少林拳法。
2、十三棍僧
隋末唐初，少林方丈为保护庙宇安全，从寺僧中选出身强力壮者组成僧兵，形成武僧，开始了有组织的，严格的僧兵训练，操习棍棒。每日晨光熹微，武僧们同起而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长年不断刻苦练习武艺，对少林武术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少林寺的白衣殿内的“少林拳谱”壁画，描绘了当年少林寺和尚练拳习武的真实情景：宏伟的寺院，张灯结彩，三十个身着短装，精神奕奕的健壮武僧，分成十五对，在演练少林拳，拳打脚踢，栩栩如生。除了行拳图外，殿内还有寺僧演练器械，挥舞棍棒的壁画，南北两壁有少林武术的“锤谱”，画面突出两个武僧摆开对打的架势，冲拳，拨掌对练。千佛殿是当年少林寺的练功房，地堂上还有四十八个寺僧“站桩”的遗迹；砖铺的地面上留下两行直经约四、五十厘米的锅底状圆坑，一个个间隔约二米半、据说是众僧苦心学艺，两脚踏踩而成，反映了古代少林武僧练习武艺的刻苦精神。
少林寺不少武僧在出家前就精通武艺，不少武艺高强的人士不满封建统治，看破红尘，削发为僧。此外，少林寺还经常到各地邀请武林高手到寺传授拳术、棍术，发展少林武功。当时，高僧福居特邀十八家著名武术家到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曾到少林寺传授棍术，所以少林寺实际上成了一个有名的会武场所，群英荟萃，各显神通。
少林武技名显于世，始于隋末。武僧昙宗、志操等十三人，技艺超群，应秦王李世民邀请，参加讨伐王世充战役。出师大捷，解救李世民，打败王世充，活捉王仁则。唐太宗登基后，重赏少林寺僧。赐少林寺大量庄田银两，扩建少林寺，准许少寺成立僧兵队伍。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的人“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民族英雄岳飞等人，也得过少林真传，赵匡胤爱拳术，传下太祖长拳，曾将他的拳谱藏于少林寺。明代少林寺小山和尚挂过三次帅印征边，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在少林寺前建立旗杆和石狮。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少林寺以月空为首的三十个和尚应召组织一支僧兵，开赴松江抗击敌寇。
除嵩山少林寺外，相传少林寺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十几个分院。明代在福建九莲山又建立一座少林寺，也以发展少林拳术著名。满清灭明后，不少爱国人士，不满外族统治，削发为僧投入少林寺，达宗和尚结交三山五岳英雄，创立佛教洪门，南少林寺成为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洪门弟子的聚义厅，上上下下闪耀着精武强兵的刀光剑影，苦练杀敌本领。后来由于叛徒告密，遭到清政府派兵镇压，寺院被清兵烧毁。
3、拳为武艺之源
少林派拳术有罗汉拳、小洪拳、大洪拳、老洪拳、少林五拳、昭阳拳、连环拳、功力拳、潭腿、柔拳、六合拳、圆功拳、内功拳、太祖长拳、炮拳、地躺拳、少林拳、梅花拳、通背拳、观潮拳、金刚拳、七星拳、练步拳、醉八仙、猴拳、心意拳、长锤拳、五虎拳、伏虎拳、黑虎拳、大通拳、长关东拳、青龙出海拳、翻子拳、鹰爪拳、护身流拳等。
对练拳术有三合拳，咬手六合拳、开手六合拳、耳把六合拳、踢打六合拳、走马六合拳、十五合里外横炮、二十四炮、少林对拳、一百零八对拳、华拳对练、接潭腿等。
少林派拳术刚健有力，刚中有柔、朴实无华、利于实战。招招势势非打即防、在练习少林拳时不受场地限制，有“拳打卧牛之地”之说。其风格主要体现一个“硬”字，攻防兼备，以攻击为主。拳势不强调外形的美观，只求技击实用。步法进退灵活，敏捷，有冲拳一条线之说。在身段与出拳上，要求手法曲而不曲，直而不直，进退出入，一切自如。步法要求稳固灵活，眼法讲究以目视目，运气要气沉丹田。其动作迅如闪电，转似轮旋，站如钉立，跳似轻飞。少林拳分南北两派，南派重拳，北派重腿，有“南拳北腿”之谓。
4、少林武功的兵器
少林派棍术有猿猴棍、风火棍、齐眉棍、大杆子、旗门棍、镇山棍、劈山棍……等等。
棍打一大片，一扫一劈全身着力。棍练起来呼呼生风，节奏生动，棍法密集、快速勇猛。在历代抗敌御海中，少林棍发挥过重要作用。
枪为古代兵器之王，计有少林枪、五虎枪、拦门枪、十三枪、十八名枪、二十四名枪……等。少林枪术有一条歌诀：“身法秀如猫，扎枪如斗虎，枪扎一条线，枪出如射箭，收枪如捺虎，跳步如登山，压枪如按虎，挑枪如挑龙，两眼要高看，身法要自然，拦拿亢点崩挑拨，各种用法奥妙全。”
大刀被誉为“百兵之帅”刀如猛虎，枪似蛟龙，刀术的演练一招一式都要有威武、凛烈的气概。少林的刀有春秋大刀、梅花刀、少林单刀、少林双刀，一路大刀，二路大刀……滚堂刀，地堂双刀，追风刀……刀的使用特点是缠头裹脑，翻转劈扫，撩挂云刺，托架抹挑，并有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大刀看顶手，劈、撩、斩、刺似猛虎之说。
剑术矫健、优美、豪放，自古至今流传深远。少林派剑术有：达摩剑、乾坤剑、连环剑、二堂剑、五堂剑、龙形剑、青锋剑、飞龙剑……剑诀云：“剑是青龙剑，走剑要平善，气要随剑行，两眼顾剑尖，气沉两足稳，身法须自然。剑法如飞燕，剑落如停风，剑收如花絮，剑刺如钢钉。”
二、佛与中华文化
1、“有诗为证”的风格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可见佛教在中国的家喻户晓。而佛教的哲理部分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
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做文化。就文学而言，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的文学的革命，从诗文意境到文体演变，在魏晋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也由于梵文的拼音和华严字母的翻译，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四回声，由四声而把五言诗、七言诗改进为律绝，我国的语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语法及文体也随之大变，禅宗语录正是中国文学一大革命。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经隋唐至宋代，“浑词小说”及“平话”的出现，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文学情趣也随之发展。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所作“佛所行赞”的影响。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及苏东坡等的诗，是因禅宗的“颂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的。也因禅宗语录而又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以来，小说中“以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以及弹词里的说与唱文夹杂并用，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偈颂”并用的暗示。佛教文学最富想象力，对于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作品，象李白的诗、小说《西游记》等正是受佛教文学影响的产物。
2、飘飘欲仙、栩栩如生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建筑艺术。佛教的建筑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更显得庄严，雄伟，这都融入了中国的建筑艺术。在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尚未有塑像的技艺。但到了唐代，佛教的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态，那不只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后汉以后，佛教的传入，中国的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成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一直延续到今。
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影响而来的中国音乐……
3、佛学——老庄
佛教入得以前，中国虽然已有了惠施、墨子、荀子等类似论理学（名学）的提出，但中国之有完整的论理学，却自佛教传入以后的因明学开始。中国从唐朝至明朝，皆是用天文学家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而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的。
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晋时代，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从此以后，道教典籍日益完善，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狱及阎罗的概念、道教欣然地接受了运用了。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宗的启发，宋元明的儒家——理学的出现，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学家对禅宗的法门只是浅尝辄止。唯恐深入后，会迷失了他们自己原有的认识。朱熹看的佛典较多，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
近世以来的中国的思想家中，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虽然未必信仰佛教，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1964年6月至8月，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可见不唯对中国，对全人类也是有极大贡献的。
中国原有的儒教信仰，是注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事情。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所以说“祀神如神在”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的问题，也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经）正是寄望于子孙果报。
自佛教传入以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了人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报也属于自己，现在不报，来世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实在无法估计。
三、深山何处钟
1、诗佛王维
王维是唐代大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谓“一代诗匠，又精禅理”死后更有“诗佛”的称号。
王维的诗歌多有禅宗“忍”的表现。他认为只要做到了“忍”，才能由“无生”达到“无我”也就定。慧双修，成就超出十方，三世的最高智慧了。他中年后生活在权奸当道的黑暗时代，身受现实的打击，目睹许多贪残腐败的事实。尽管在他的作品中不免流露软弱的不满和牢骚。但总的基调是容忍，退让、逃避。例如《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开头慨叹“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对朝廷遗弃贤才不无讽刺之意，但最后归结到“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表示消极避世的志愿。禅宗“忍”的教义在王维诗中表现为安于逆境，“净心”以待，一切外境视为宁静，王维诗中表现的“空”“寂”“闲”的境界。正反映了这种“自性清净”的追求。例如《谓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剂扉。雉稚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淇上即事田园》：
屏居洪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阊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
这是一片闲逸、宁静的牧歌，诗人赞赏这种静谧、闲适的美，表现追求“净心”的渴望。他认为无论在市廛还是在山林，只要“识道”都会得到内心清净。这种“空”“寂”“闲”发展而为“禅悦”即由于悟解禅理而得到的怡悦心情。这在王维诗中也多有表现，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他歌颂远离世事，隔绝人我，努力在自心的宁静中寻求安宁的乐土，把心造的“空”“寂”“闲”的幻觉当作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这种羡慕隐逸观念就与佛教“浮生若梦”“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结合起来了。歌颂超世绝俗是他的诗歌接受禅宗思想的又一个主题。如他的《道别》诗：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从艺术上看，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的确起了积极作用。
2、禅之诗
禅宗影响王维的诗歌艺术，可从三方面分析：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
以禅语入诗，就是把表现禅学的理论、概念的词语应用于诗中。禅语作为宗教观念的表现形式，是与反映现实生活和真实感情的诗意格格不入的，王维的某些诗，颇有真情实感或生动意境，但一掺入禅语似乎破坏了艺术的完美，如著名的《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首诗描写古寺风光，给人静谧，清幽的美感。但最后以禅语作“警策”，用《涅盘经》“毒龙”典，比喻在禅寂山光中平息内心的妄念，一个完整诗的境界便被破坏了。
以禅趣入诗，禅趣又叫禅悦，指禅定时体验到那种轻安寂静，闲淡自然的意味，这种意味体现了禅宗的“净心”，如《积雨辋川庄作》。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