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逆民意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日趋频繁的“教案”，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很让清政府头疼。
何以发生教案，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不太容易，有民族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也有中外宗教与文化问题。总体上说，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侵略者的进人中国，西方宗教也与之俱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中法“西林教案”是导火线之一，结束这次战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对西方来华传教就有了明确条文。此后，西方的教会、医院、教堂、教会学校、教会慈善组织机构在中国就大规模开办起来。中外民族矛盾与中西思想文化的撞击交织、混合发生，随着反侵略斗争的高涨，反“洋教”运动也随之兴起。天津教案爆发前已发生了江苏“青浦教案”、江西“南昌教案”、贵州“贵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广西“西林教案”等，天津教案比以前发生的教案规模都大，后果也更严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纷至天津进行贸易和各种侵略活动，同时也开展教会活动，盖教堂、设教会、开育婴堂、办教会学校等。广大天津人民对西方的侵略活动和宗教文化活动都很仇视，民族冲突随时都会发生。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些早先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便以中国通的身份为侵略者出谋划策。
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签订，条约中规定，不但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而且中国政府还有保护教堂的义务。接着，他们又讹诈清政府，取消了自康熙年间以来百余年的教禁，并将原来因为教禁没收的无主教堂一律发还教徒。另外，黄浦条约还规定，法国传教士出入中国各地，如果犯法中国官员可以将其缉拿，但要送到法国领事馆听凭他们处理，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或虐待他们。
从此以后，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在中国大地上。他们办起了学校、医院、育婴堂，打着慈善的招牌，扩张侵略势力，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天津教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同治九年六月（1870年），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
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1870年6月19日，有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捉住，扭送天津县衙。武兰珍供称他是受教民王三的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提供的，并供称他先前曾经迷过一个小孩，得到五块银元的赏钱。这王三是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善良早就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人，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踹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十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三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六座。这次事件中先后打死外国人二十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法国联合英、俄、美等七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派军舰到华北沿海进行武力威胁。怯懦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恫吓下，立刻派崇洋媚外，厚颜无耻的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同时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此案。
曾国藩此时对清政府前途已极为悲观，最怕发生异常变故，尤其害怕外国人打来，清政府又命自己与洋人开仗。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他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曾国藩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天津市民正在怨恨崇厚袒护教会，都希望曾国藩来到之后能一反崇厚的媚外政策，公平办理此案。
但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与洋人议和，只要能不引起战争，什么条件都答应。
所以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立刻下令将罪犯武兰珍和王三释放，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他虽然明知这样做事后必然遭到万民唾骂，舆论谴责，但为了讨洋人欢心，不致使事情闹大，曾国藩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一意孤行，最后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天津教案快速了结。其间搜捕群众，严刑逼供，正法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赔偿白银四十九万两，又把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后判为革职流放黑龙江。
由于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清政府迫于朝野上下反对投降的呼声，也是为了推卸责任，于1870年8月29日中途换马，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办此案后，仍基本维持原议，只将判死刑的由二十名减至十名，四名缓期，其他都全部未动。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li）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
奏请留学眼光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创者之在1871年8月，他以时任两江总督的身份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会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建议清廷挑选聪颖幼童派往西方各国留学，学习西方长技，培育人才。他在奏折中这样诠释选派目的：“……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这里曾国藩，非常明确地阐释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目的在于习西人之长技以为我所用，“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曾氏并非仅是签字画圈的官僚，他的派遣留学生也决非仅是决策之功，而更多地是把这作为一种国家自强的重要策略，且颇多创见，对于留学之必要性、目的、功用、选材、方法等都有所论及，甚至连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事先提出。
所谓“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认为“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而选拔后，则严格要求：“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学习西方的则应该是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学问。其结果“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又说：“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希望“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
1872年夏天，经严格考试选拔出的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幼童共30人，在上海乘轮出洋赴美国留学。从此揭开了中国留学史的崭新一页，这是国家公派留学的发端。遗憾的是，曾国藩已于此年3月21日晚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未能亲眼见到。容闳称：“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赐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即便在衰病时刻，曾国藩仍在容闳赴美准备第一批幼童留学事前与他长谈，指出：出国留学可以为国培育人才，中国有了各方面的人才，外国就不会再欺负中国了。如此长者、如此大臣，又怎能不让容闳思之感怀，追念不已呢？
幼童到美国后，先是两、三个人一起散居在美国人家中。儿童很容易过语言关，一二年后，他们就分别到美国的小学、中学学习。中国学生在美国非常勤奋，受到美国人的好评。1876年，幼童们还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这年美国举行博览会，中国学生的作业也在展览之列。当时参观博览会的中国官员李圭，看到了学生的作业，并与学生见面。李圭是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员，他对学生们的印象相当好。后来美国大学校长致函中国总理衙门说：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光阴，爱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颇能令人满意无阊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成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凰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虫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寄鸯祖词国家之名誉极有关拳，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可见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学生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但是，这些学生却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其原因是新旧思想的冲突。
容闳记述道：学生们在美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又“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这在美国人中间，本是极为自然的事，如果不这样倒奇怪了。然而在清廷派去的监督看来，这都是不合中国圣教和礼法的事。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清政府更换了几次监督，从第一任正监督陈兰彬，到最后一任监督吴嘉善，大多对学生的这种变化不满，于是便经常打小报告给清廷，说这些留学生的坏话。尤其是最后一任监督吴嘉善（吴子登），第一次见学生就大为光火。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些受到美国文化影响，讲究人格平等的学生不行跪拜礼。这还得了！在封建守旧的吴嘉善看来，跪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学生们见他这位监督大人都不跪，那尊卑贵贱、孔孟礼法何在？于是，这位照管学生的监督，成了破坏留学事业的特使。这时候，陈兰彬已经是中国驻美公使，他本也对留学生不满，再加上吴嘉善的怂恿，于是陈奏请清廷撤回留学生。而容闳却受他们的排挤而无发言权。在此之前，朝廷中已经发生了几次要求撤回留学生的风潮，都被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搪塞了过去。这次，如果曾国藩还在，也许可以想办法应付过去，但是办洋务的李鸿章也处境不妙，他顶不住了。
1881年6月，清廷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于是这年夏秋，这些学生分三批回国。这时，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正好十个年头，距曾国藩去世也是十个年头。回国的留美学生共九十四个，另有十多个学生拒绝命令不归。回国的九十四人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个人已大学毕业，其他人大多正在大学学习，年纪小的还有在中小学的。回国以后。他们有些再进入新式学校学习，有的到技术岗位做事。以后，他们有的到福州船政局，有的蓟江南制造局，有的到矿山，也有的到海军。
这些留美学生虽然处境不佳，但也有不少人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唐绍仪当了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詹天佑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梁敦彦当过外交部长、唐国安任清华大学校长、蔡绍基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邝国华任江南造船厂厂长、蔡廷干将中国的唐诗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等等。
其实就留学事业，尤其是作为国家派遣留学的角度而言，曾国藩所作所为意义深远且重大，誉其为开创之人当不为过。现在学界颇有称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说，容闳固然为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其于留学事业之贡献和竭力，世所公认。如果就留学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之制定和推行而言，曾国藩至少可以被称为“中国留学事业的奠基者”。曾国藩之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远高于容氏。曾国藩作为当国者，其视角、眼光、见识、举措，真可谓对国家之影响深远莫大焉。
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是“派遣留学”的重要决策者，但这一思路并不是孤立的，而纳入“自强运动”的整个框架之下。其思路并没脱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维方式，正如李鸿章始终认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派谴留学生也。是去学其技术类的实用学科，这是时代之限制，不必太过苛求古人。曾国藩对西方强盛的认识颇有独到之见，他早就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他决策派遣留学，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度来认识这举措，而不是仅以“西洋工匠”的态度来对待留学生。所谓“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从其开制造局到选派留学、组织译书、研究西学等，这些非常人所能为，的作为中即可窥见其开风气，开先河之气势。后人评价其具有“先识远见”，确非虚赞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