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去辨别是非，越可能混淆是与非的界线，致使我们在误解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所以庄子提出，圣人不走是非分辨之途。
《史记》有这样的故事：
赵高做了秦王朝的丞相，又企图谋夺王位。他恐怕群臣不服，就设下了一个阴谋，借此铲除异己。
一天赵高把一头早已准备好的鹿牵上大殿，然后对秦二世胡亥说：“这是一匹世上少有的良马，臣奉献给陛下骑坐。”
秦二世一愣，笑着说：“丞相弄错了吧？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
赵高逼上一步，大声说：“不错，这就是一匹马！陛下如不信，可以问问左右大臣。”
满朝文武百官面面相觑。
胆小怕事的，吓得不敢出声。
一向对赵高阿谀奉承的，连忙随声附和说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
还有些耿直的大臣硬说那是鹿，不是马。
事后不久，那些说老实话的大臣陆续被赵高强加种种罪名，罢官免职，革职的革职，有的还被打进大牢，更有甚者被砍人头。
对于帝王和大臣，有更多重要的国家大事去做，为什么要去辨识一匹马或鹿呢？
对于三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明显能辨识马和鹿了，这些成人为何还要在朝堂之上补这一课？
一种动物叫什么名字有多重要，为何牵涉一批人下狱或杀头？
很明显，在这里，赵高叫大臣们辨识马或鹿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构成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鹿是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赵高要以此来判断哪些是他的顺从者，哪些是他的异己力量。
那些明知是鹿却说是马的人将得到宽容和重用。
那些明知是鹿却诚惶诚恐保持缄默的人将被争取。
那些明知是鹿并说成是鹿的实事求是者将遭横祸。
也就是说，站在秦二世朝堂上的这头鹿不是检验真理的法器，这头鹿的肚里藏着赵高的险恶用心，凡把鹿说成是马的人，不仅看到了它是鹿，还看到了鹿肚子里的阴谋。凡把鹿说成是鹿的人，眼中只看到了鹿。实际上，是否是鹿乃是个等而下之的问题。
所以，懂得越多的人越谨慎，说话越小心。
有位新来的教授给研究生们上课，他一走进课堂就给学生们提了个问题：“请问：一加一等于几？”这个问题如同闷棍打倒了研究生们，他们一头雾水，你望我，我望你。没人敢回答。最后还是由教授来给出答案：“等于二。”
这个故事的本意是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理解，不要被堂而皇之的场景所吓倒。一加一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二，不管是幼儿园的课堂上，还是数学教授的学术交流会上。但如果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考幼儿园的小朋友，小朋友会爽快地给出正确答案。
有人认为这个故事是对研究生们的嘲讽，我认为则不然。如果这群研究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爽快地给出答案，那么他的智力也如同小朋友一样。
幼儿园老师问小朋友，是要看孩子们是否知道一加一等于几的答案，而教授问研究生这个问题，则是想看研究生们敢不敢于说出这个答案，带有明显的智力博弈因素。虽是同一个问题，实质却是如此不同。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问题是什么，而在另一种境遇则可能是一种危险而愚蠢的表白。
由这个问题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命题，就是是与非的模糊化。
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不是。
庄子说：“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圣人不由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意思是说适合的同时也正出现不适合，不适合的同时也正出现适合，顺从着是也就顺从着非，顺从着非也就顺从着是。所以圣人不走是非分辨之途，只用自然本性来对照它，也就是这个原因。
庄子展现出这样一种理念：没有必要追究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考察，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一头鹿叫不叫鹿并不重要，如果从一开始人类为动物起名时它就叫马，它不就成了马吗？鹿与马只是个称谓而已。
公孙龙曾经指着一匹马说：“白马不是马。”他既然敢说马也不是马，那么我们说鹿不是鹿也不算过分。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从理论上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是”就是“非”。那么“是”是怎样变成“非”的呢？
公孙龙所说的“白马”乃是指一匹实在的马，他面对着那匹马。他所说的“马”乃是指马的概念，指抽象的马。“白马非马”实际上喻指名与实是不相同的。
为此庄子是这样阐述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指（概念的物化）来论证指（概念）不是指（概念的物化），还不如用“非指”（不论及概念）来论证指（概念）不是指（概念的物化）为好。用马（抽象的马）来论证“白马非马”（具体的马不等于抽象的马），还不如用“非马”（不论及概念的马）来论证“白马非马”为好。如果一切从概念出发，那么天地一切都可以说成是概念的，万物也都可以说成是抽象的马了。
庄子在此咬文嚼字，目的旨在说明一点：事物的名称与实际所指是不同的，因此当我们否定一个概念时，并不代表否定某种东西。
当你在某中式餐厅里吃一份怪味的回锅肉时，你说：“下次绝不再吃回锅肉了。”善于听话的人就能懂得，他说的实际意思是以后不在这个餐厅里吃这种味道回锅肉了。
当你听到某个失恋的女子发誓说：“休要再对我提起爱情”，她否定的实际上也是让她伤心的那个男人，不久你就会发现她挽着另一个男人的臂膀，
满脸洋溢着幸福走在大街上。
名与实的不符，表明我们在阐述某个观点时，可能我们的实际恰好相反。我们往往把“是”说成“非”。所以误解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消失。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所展现出来的困境，就是我们越去辨别是非，可能把问题搞得越复杂，致使我们在误解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所以庄子提出圣人不走是非的线路，只以自然本性来关照天地。他提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不论，不议，不辨。是因为毫无必要，一旦陷进去就是是非之泥潭，因此庄子是非常明智的。他提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道理是不用辩解和说明的。你懂了就不用解释。你不懂，解释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