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虎”与糊涂皇帝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15岁的朱厚照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将第二年定为正德元年。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帝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唐无道的昏君。
朱厚照即位时年纪尚幼，在他的身边虽有良臣辅佐，但他并不信任他们，他更宠信的是号称“八虎”的8个宦官。这“八虎”就是刘瑾、魏彬、谷大用、邱聚、张永、马永成、高风、罗祥8位近侍。他们从小陪伴武宗一起长大，日夜诱导明武宗游戏骑射，因此被称为“八虎”，也被称为八党。
在这8人当中，以刘瑾最为狡猾阴险。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原本姓谈。自从景泰年间入宫之后，便投到太监刘顺的名下，改姓刘。刘瑾学识不错，口才更是了得，在明孝宗时就与谷大用等7人一起侍候朱厚照，深得朱厚照的喜爱。
“八虎”千方百计用各种声色犬马的游戏诱导武宗荒废学业，日夜游乐。朝臣见朱厚照日益放纵，倦于视朝，新政不行，而且不知省改，都深以为忧。由于在孝宗弘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给武宗留下了一套非常刚正廉洁的大臣班子，以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大臣为首，群臣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明武宗刚刚即位，还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慌了神，便与群臣妥协，准备先把“八虎”暂时遣送到南京，避避风头。
刘瑾等人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甚是惊恐，8个宦官相对而泣。但刘瑾不甘心就此束手就擒，在知道武宗因为没有他们的服侍伤心不已，不肯进食的情况后，觉得还有挽回的希望，于是与其他7人一起进宫，向武宗哭诉。武宗心软了，觉得他们这么多年伺候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深知武宗心理的刘瑾又来了一番挑拨，说什么老臣倚老卖老，王岳等这批老太监是嫉妒我们新人。在这一番花言巧语的蛊惑之下，武宗居然改变初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立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别掌管东、西两厂，将王岳等人发配到南京去看守祖陵，内阁成员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被武宗欣然批准。群臣失去了领头人，只好作罢。就这样，一场反对“八虎”的运动，却以“八虎”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立地皇帝”呼风唤雨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在明代成化年间，曾经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后因为朝野反对，被迫撤销。刘瑾不但恢复了西厂，并且在锦衣卫，东、西厂之外，另行设立一个大内办事厂，即内行厂，由其亲自统领，不仅监视锦衣卫，连东厂、西厂都受大内行厂的监视，比东厂、西厂更为酷烈。武宗以前厂、卫分立，相互牵制制衡。而到了武宗年间，东厂首领邱聚，西厂首领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全都是刘瑾的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使得官吏军民谈虎色变，视宦官如虎狼。
刘瑾首先对曾经参劾他的宦官王岳、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务刺杀了他们。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等人上疏力谏，上面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话，引得刘瑾勃然大怒，于是戴铣、蒋钦都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兵部主事王守仁（即著名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书，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还派人在途中暗杀王守仁。最后王守仁被迫制造在江边自杀的假象，然后隐姓埋名才算脱离魔掌。
为震慑百官，刘瑾假明武宗的名义发敕书，将刘健、谢迁等53人定为“奸党”，张榜公示于朝廷，以此来打击上书的言官，从而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所谓的“奸党”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还独出心裁地违制发明了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被活活枷死。自此之后，刘瑾一手遮天，被人称为“立地皇帝”。武宗贪玩好动，不理朝政，将臣下奏章转由刘瑾代为处理，以至于有的王公大臣上奏，先把复本交给刘瑾，再将正本交给朝廷，刘瑾成为事实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权势如日中天。
刘瑾在排除异己的同时，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借阉党之势，青云直上，作威作福。刘瑾还趁机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地方大员到京都朝见，怕刘瑾找麻烦，先得给刘瑾送礼，一次就送两万两银子。有的大臣进京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不得不先向京城的富豪借高利贷，回到地方后再偿还。当然，这笔负担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刘瑾一手遮天，甚至卖官鬻爵，一次从刘宇手中就接受黄金一万两的贿赂，当即提升刘宇为兵部尚书。有些大臣因没钱行贿，不仅乌纱难保，甚至还会大祸临头被迫自杀。阁臣焦芳是刘瑾最得力的走狗，他为了取代谢迁，卖身投靠刘瑾，以学生自居，对刘瑾直呼千岁，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互为表里，作恶甚多。刘瑾为了扶植同党，大批提升投靠之人，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只要投靠到刘瑾门下，刘瑾写一张纸条，上书他想授官的人名字及所授官职，吏部当即照准。刘瑾用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党羽遍及天下，势力无所不及。
正德三年（1508年）的一天，武宗早朝完毕，驾车回宫，在御道上发现一封匿名的揭帖，帖中历数刘瑾几大罪状。武宗看过之后倒没什么反应，但刘瑾看后咬牙切齿，立即矫旨将朝中的文武大臣尽行拘到奉天门外，让他们跪在烈日之下，命令百官交出写揭帖之人。时值盛夏，文武百官头顶烈日，一跪就是一天，300多人当场半数以上中暑，十几人昏倒，3人死亡。当晚，刘瑾又把自己信不过的官员关进锦衣卫诏狱，直到查出写揭帖之人乃是宦官所为，才将朝臣放归。
刘谨虽为宦官出身，但在他专权期间却禁止太监干政，限制宦官权力。他的亲信都是外臣，如内阁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并无一个宦官。这种独特的专政方式遭到了内廷嫉恨，揭帖事件实际上就是宦官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也是刘瑾倒台的原因之一。
刘瑾伏诛
皇帝的批红（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叫做“票拟”。皇帝用红字作批示，称为“批红”或叫“朱批”。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后来决策权落到了刘瑾手里，而且他又掌握了权力无边的内行厂这个警察与安全保卫机构，所以上至中央内阁、六部诸衙门，下至司法与军事各机关、地方政府，全部都有刘瑾的心腹，这就使刘瑾大权独揽，“不复知朝廷矣”。刘瑾凭借着这些权力，为所欲为，他可以一次裁去内外官员580余员，可以随意撤销河南、山西、山东、蓟州、郧阳、苏松、保定、云贵、凤阳等地的巡抚建置，将朝廷亲命的巡抚换成镇守太监。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治罪没有轻重，一般都是“决杖永远戍边”，而且常常把犯人“枷号发遣”。没几年的时间，便杀死数千人。刘瑾的喜怒和纳贿甚至可以决定官吏的职位高低。因此，刘瑾在当时人的眼里被看成是站在武宗身边的“立地皇帝”。
刘瑾的专权使天怒人怨，最终他也因此丢了性命。刘瑾派他的同党到各边塞大举清丈屯田，苛刻搜刮，引起边军骚乱。宁夏庆王府的安化王朱真钅番重演老祖宗永乐帝的“靖难”之剧，在正德五年（1510年）五月发檄文声讨刘瑾的罪行，并以“清君侧”的名义，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当地巡抚将安化王的檄文和反叛的消息火速驰报朝廷，刘瑾将檄文压了下来。朝廷安排都御史杨一清、提督京营太监张永为总督，率领京军征讨。京军未到，地方官仅用18天的时间就平息了叛乱。张永和马永成虽然都属“八虎”，但刘瑾在掌握大权之后，对他们却是不管不顾，还想把张永挤出北京。因此在得到安化王的檄文后，张永就决心和杨一清一起除掉刘瑾。
张永上奏朝廷平叛报捷，说平息了叛乱，拟于中秋节献俘。刘瑾传旨往后延几天，张永怕出现变化，便提前将安化王押解到了北京。献俘完毕，武宗让刘瑾等人陪席，设宴犒劳张永。夜阑酒酣，刘瑾离席回到内值房（豹房的值班室）。张永借机让武宗看了安化王的檄文，并且数说刘瑾17条罪状。武宗当时喝得有几分醉意，点头说：“这奴才真是不知好歹！”张永说：“皇上，千万不能耽误啊！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呀！”这时，马永成等几个平素与刘瑾有矛盾的太监一齐进来将刘瑾的恶事一一数说，把他说成一个意图不轨、阴险毒辣的野心家。武宗听了，心中便没了分寸，即刻带了四个长随（保镖）到值房把刘瑾抓了起来，关在东华门内的菜厂里，又派人去查封刘瑾的私宅。
第二天，武宗下了一道谕旨，决定把刘瑾发往凤阳闲住，降为奉御；刘瑾变乱的成法一律改正恢复。
张永见皇上并没有处死刘瑾的意思，便在九月十五日鼓动武宗亲自驾临刘瑾的私宅。眼前的情景着实把武宗吓了一跳：堆积如山的金银珍宝，还有伪玺一颗，“穿宫牙牌”500件。刘瑾常常拿在手中的扇柄，竟藏有两口利刃，衣甲、弓弩更是数之不尽。他怒道：“真是谋反呀，刘瑾这个该死的奴才！”于是刘瑾被定了19条大罪，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