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新政
皇太极即位之初，面临许多重大的问题：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汉族奴隶大量逃亡，满族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更为严重的是，武装暴动震撼着后金在辽东的统治。
经济面临崩溃。清太宗即位才半年，第二年春就遇到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到处发生。皇太极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可以说，经济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军事上接连失利，使整个局势充满危机。
面对这样的境况，为了解决内部危机，皇太极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抚汉联蒙。皇太极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对努尔哈赤歧视汉人、压迫汉人、杀害汉人的措施适时做出调整，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皇太极宣布：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他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成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他采取具体步骤，从多方面来改善汉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皇太极优待汉官，笼络汉族士人，说“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下令对汉儒实行两次考试，选拔428名秀才，发挥他们的作用，起用一部分人到文馆中工作。皇太极这样调整政策的结果，“民心大悦，仁声远播”。这些调整政策，顺应民心，得到了汉族人民的认同。
同时，皇太极十分重视学习汉族文化。他认为明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含有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指挥打仗很有借鉴作用。他命令翻译这部书为满文，使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清朝将领。与对待汉族不一样的是，皇太极主要着力于笼络蒙古贵族，与他们进行联姻，以达到合作结盟的政治目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皇太极采取了一些列有成效的措施：停止妨碍农业生产的建筑工程，禁止屠杀牲畜，禁止满人擅取汉人财物，禁止放鹰糟蹋庄稼，实行“三丁抽一”政策：一家三丁，一人出去打仗，两人留下从事生产，以保证劳力。这些措施，发展了农业生产，使后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实行了满汉分居、将汉人编为民户的政策。早在天命时期，努尔哈赤就曾经下令将汉人全部编入一种叫做“拖克索”的农庄。努尔哈赤按满官的品级大小把汉人整庄整庄地赐给满族官吏做奴隶，备御官各赐一庄。那时，满人、汉人“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决定对这一编汉人为奴的政策进行改革，他下令每庄的13名汉人壮丁中只留8人，其余5名壮丁编为民户，与满人分屯别居，并选择清正的汉官对之加以管辖。这样一来，便使得相当一部分的汉人摆脱了奴隶的地位，恢复了编户齐民的身份。从此，一度紧张的满汉关系得到了一定缓和，同时，这一改革也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后金的生产发展水平。
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重新颁布了《离主条例》。所谓离主条例，就是指奴隶可以控告主人，如果审讯得实，主人将被按有关规定治罪，而奴隶则可以离开主人。新议定的《离主条例》一共六款，其规定除八旗旗主外，满族贵族及各级官吏如犯有擅杀人命、私行采猎、奸淫属下妇女、隐瞒部下战功不报等罪状，属下均可向有关方面告发。《离主条例》中所指的奴仆或奴隶当然也包括汉人在内，包括留在原田庄中的8名汉人壮丁在内。如果说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是使得部分汉人奴隶得以获得解放的话，那么《离主条例》的主旨就是要对包括汉人在内的奴隶的生命财物安全加以保护。这两者都有利于满汉关系的改善。
第二，巩固政权。
皇太极继汗位时，是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轮流执政的。这三位贝勒对皇太极处处施以掣肘，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虽然名义上是大汗，“实无异于整黄旗一贝勒也”。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以皇太极的个性，他也是不会容忍这一局面继续下去的。一场围绕权力进行的争夺是必然会发生在大汗与诸贝勒之间的。天命十一年（1626年），一项决议被皇太极与诸贝勒通过，即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该大臣直接掌管旗务，他们可以与旗主贝勒一道参与国政。不久，他又让所有贝勒都参加议政会议，并让每旗增派3人议政。这样，就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各旗主贝勒的权力和势力受到分散和牵制。而在对八旗大臣重新进行任命的同时，皇太极又将自己在继汗位之前所领的正白旗改为正黄旗，镶白旗改为镶黄旗，而阿济格、多尔衮、多铎3人直接从努尔哈赤手里继承下来的镶黄旗则被改为正白旗，正黄旗则被改为镶白旗。到这时，皇太极便和努尔哈赤一样，也直接拥有两黄旗了，后金国的大汗再度与两黄旗旗主合二为一。
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与三大贝勒议定，对四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惯例予以取消，将值月之事改由诸弟侄贝勒代理。这一决定的作出名义上是怕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操劳过度，实际上是皇太极借此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四月，皇太极又命文馆文臣分为两班，一班专门翻译汉文书籍，以便对历朝的治国经验加以借鉴；另一班对本朝政事加以记注，以利对政治得失加以总结。文馆是清后来内阁的雏形，在当时实际上是汗的辅政班子。
天聪四年（1630年），二贝勒阿敏弃守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败回沈阳，皇太极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他与诸贝勒集议，定阿敏16大罪状，将其所属人民、奴隶和财产尽数剥夺，并将其本人幽禁。从此，这位专横跋扈、实力雄厚的二贝勒就再也不能试图与国汗平起平坐了。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仿照明朝官制设立六部，每部由1名贝勒主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位。六部分理政事，直接对国汗负责，从而使得汗权得到很大提高。八月，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争执，两人越吵越烈，莽古尔泰一气之下握住佩刀柄，对皇太极怒目相向。对此，皇太极自然是衔恨在心。两个月以后，经诸贝勒议定，莽古尔泰被革除大贝勒身份，降为一般和硕贝勒，并罚银万两，夺五牛录。十二月，后金召开会议对朝贺仪制一事进行讨论，在皇太极的授意下，诸贝勒决定取消大贝勒与国汗并坐的旧例，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尊。南面独尊对皇太极来说，是其汗权取得极大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缓兵之计
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皇太极亲率精锐，挥师西向。当时，大凌河、小凌河、诸城的修筑工程尚未最后完工，因此，当后金军队大兵压境之际，这几个城堡的明守军被迫弃城而逃。所以，这场大战的战场主要还是在宁远以及刚刚修完的锦州城下。五月十一日，后金军队对锦州形成包围之势，并向城中劝降，结果被明总兵赵率教等拒绝。十二日，后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明朝赵率教等守城将领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将士顽强守卫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下如雨，后金军队受到重创，被迫后撤。在这场大战中，两军首次交锋便以后金的失败告终。皇太极当然不甘心失败，他一面指挥军队继续向锦州城发动进攻，一面派人前往沈阳搬取援兵。
宁锦受挫的事实，使皇太极清醒过来了，他开始认识到击败明朝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情，大举伐明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此后的日子里，皇太极和他的谋臣们审时度势，逐渐总结，形成了一套比较明确的策略，那就是对明朝采取议和与军事掠夺相结合的原则。
天聪元年（1627年）十月，皇太极直接致信明朝皇帝，希望双方早日议和，但此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两年后，他又于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主动致书袁崇焕，提出了恢复和谈的愿望，并且为表示议和诚意，未在信中使用天聪年号。这之后他又先后7次致书明朝求和。
那么皇太极为什么会对议和这样热心呢？究其原因，并不是他诚心议和，而是在无力一举击败明朝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他的议和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保住所占领的辽东地盘；二是索要相当数量的财物。如果议和能够达成，那么后金将一下子得到巨额财富，这将可使后金财物匮乏的状况得到缓解，从而使后金国力得到增强；如果议和不成，那么他也就有了深入明境抢掠的借口。皇太极与明的议和，就跟一只猫戏弄一只大老鼠有点像，因为不能马上就把它吃下去，所以只对它加以戏弄，然后再把它吃下去。
从一开始，皇太极就从未停止过对明用兵。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取道蒙古，由喜峰口突入明境，一举攻陷遵化城，并于十一月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后金军队突入长城时，袁崇焕正在广宁。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率祖大寿等挥师入关，赴京勤王。北京城下一战，后金军队被袁崇焕与祖大寿杀退。但由于皇太极施行反间计，使明朝廷杀了袁崇焕，祖大寿因而非常害怕，率军溃逃出关。于是皇太极与没有了袁崇焕的明军在北京城下展开大战。这一战，后金军队阵前斩杀了明将满桂，生擒总兵黑云龙和麻云等。不久，他又引兵东行，一路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并分别留兵驻守，自己则率军由冷口关北返。五月，明军向永平等四城发动猛攻，四城守将阿敏、硕托等弃城而逃。
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皇太极在得知明朝修大凌河城的消息后，亲率大军由沈阳出发并最终于八月六日进抵大凌河城，把大凌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明将祖大寿粮草断绝，坐困城中，被迫献城归降。后来祖大寿将自己的儿子留在后金充当人质，假意说如放其回锦州，将为后金赚取该城。皇太极信以为真，准许祖大寿返回锦州。后来祖大寿又为明朝效力了10年，才真正投降皇太极。通过大凌河一战，后金军队缴获了大量的鸟枪和火炮，又成功地招降了张存仁等30余名明朝在辽东的战将。从此，明朝在辽东的前沿再也无力向前推进了。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再次挥师入关，向明朝的宣、大两镇发动进攻，并掠取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
征服林丹汗
察哈尔的林丹汗，本来是同明朝结盟，结果和皇太极作对，皇太极派多尔衮率领率领军队往西打。林丹汗走死青海打草滩。林丹汗的妻子，率着他的儿子额哲投降了皇太极。林丹汗的几个妃子就变成皇太极的妃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皇太极把明朝的这个左翼蒙古给剪断了。明末清初之际，蒙古分裂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其中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处于明与后金之间，其内部又分为察哈尔、喀尔喀等许多部，对明与后金来说它们的向背都至关重要。皇太极针对各部对后金的不同态度，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科尔沁部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已归附后金，皇太极继位后便继续采取笼络政策。喀尔喀部又包括札鲁特、巴林、敖汉、奈曼等五小部，它们对后金的态度不时反复，时服时叛，皇太极对它们采取又打又拉的政策。天命十一年（1626年）十月，皇太极继位不到两个月，就派代善等人率1万精骑前往该部对札鲁特部进行讨伐，并遣副将楞格哩率兵袭击巴林，两军攻敌不备，因而均大获全胜。不久，因受到察哈尔部的进攻，札鲁特与巴林部举部北投科尔沁。第二年，又分别从科尔沁部出来归附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迫于察哈尔兵威，喀尔喀五部中的敖汉与奈曼西部又举部归附了后金。这样，由于蒙古诸部的内部纷争和后金的军事压力，喀尔喀部大部分都投降了后金。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中旬，皇太极率精骑在敖木伦地方向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发动袭击，并俘获人口11200余人。后金第一次出兵，便大获全胜。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率领10万联军向察哈尔发动进攻，林丹汗得知后向西逃跑，一直逃到青海大草滩，并于天聪八年（1634年）病死。林丹汗西逃死后，其部众便陆续归附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等人统率1万精兵，西渡黄河，专程找寻林丹汗的儿子额哲。迫于后金军威，额哲与其母苏泰太后只得率部众归降后金，并将元朝的传国玉玺也交了出来。这样，通过前后三次对察哈尔的用兵，强大的察哈尔部被后金打败了，漠南蒙古由此宣告统一。从此，西面的威胁解除了，昔日的敌人成了共同抗明的盟友。后金不但获得了大量兵源，而且打开了由山海关以西向明发动进攻的通道。
八大文治武功
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
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
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
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错误政策适时地作出了调整。
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
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
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
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
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大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
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
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
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体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
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
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
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却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
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
天聪六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受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
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
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
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
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
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
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11000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4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10余万。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就这样，为敌20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
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
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