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
崇祯帝即位以来，面临攘外与安内两难选择的局面。崇祯对此举棋不定，对“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决心去实施，结果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八年（1636年）十月，在凤阳陵寝遭农民军焚毁而颁发的罪己诏中，他沉痛地反思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归结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虏乃三入，寇则七年”。
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崇祯九年（1637年）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京师。正在郧西征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总督，由安内转向攘外。
满洲武装突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着实令崇祯帝吃惊不小，自从“己巳之变”以后，东北边防较为平静，不料竟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京城脚下。京师一戒严，各路勤王兵奉调赶来，关宁劲旅又重新回到边防重镇。一场虚惊过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前任宣大总督现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
杨嗣昌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抵京赴任，侃侃而谈，才辩阔达，大异乎前此大臣那种质木卑微者流，崇祯帝视为能臣，每次召对都大大超过规定时间，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恨用卿晚！”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接连不断地向皇上陈述他的治国方略，集中起来便是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这三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施政纲领，以后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都围绕着这个纲领而展开。
关于“必安内方可攘外”，其实是最为关键的决策。虽然是一个传统话题，不过在当时却有着现实意义，崇祯二年（1630年）与崇祯九年（1637年）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大事。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看来，必须先解决内忧才能排除外患。早在一年之前，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就向皇上提出六大当务之急，其中之一便是“灭奴先灭寇”——“为今之计，必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与此相比，杨嗣昌的分析显得更为深思熟虑而且颇有深度，他从皇上破格起用他为兵部尚书的谕旨中提及的“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了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可忽视。现在腹心流毒，脏腑溃癰，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为此，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案，要确保这一方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与军饷，因而提议增兵12万、增饷（银）280万两。自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与后金战事爆发开征“辽饷”200万两以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又加派辽饷400万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加派辽饷500万两，崇祯三年（1631年）加派辽饷660万两，对于辽东战事仍有杯水车薪之感。随着内战的大规模展开，军饷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崇祯帝多次专门召集群臣寻求良策，没有一个大臣敢于提议在辽饷之外加派用于内战的军饷，只有杨嗣昌敢于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
在崇祯帝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的“必安内方可攘外”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于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张献忠等部陆续受抚，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创，“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结局的尽头了。
崇祯十一年（1639年）五月初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召大臣，要他们就“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这一两难问题出谋划策。焦点依然是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辽东的“战”与“和”
自明朝和后金交战以来，辽东防线一直是重中之重。它是明朝唯一可以和后金抗衡的防线。仅在崇祯年间，辽东战场就出现了像杨嗣昌、袁崇焕、祖大寿、戚继光等等一批优秀的将领。辽东就是明朝抵御后金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崇祯帝即位以来，由于他重用宦官，荒废朝政，导致了后期政治腐败，而且已经无法挽回。随后，朝中就出现了“主战派”和“主和派”。即便如此，明朝与后金的和议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不管是谁主动，也不管是什么用意。崇祯皇帝即位不到两个月，皇太极就派漠南蒙古敖汉部都令喇嘛捎信给崇祯帝，主动提出议和。再后来的时间里，皇太极又多次发出这样的提议。他不断给驻守辽东防线战场的关键人物写信。在写给宁远总兵祖大寿的信中说：“欲通两国之好，共图太平。”并准备派遣使者前往北京致祭已故皇帝（即熹宗），祝贺新君即位；同时也给总督袁崇焕写信，由于袁崇焕在天启六年辽东巡抚任上曾向皇太极试探议和的可能性，皇太极也致书袁崇焕表示两国通好的愿望。所以在袁崇焕以总督身份再次抵达辽东时，皇太极立即派人送信，明确表示“我欲罢兵，共享太平”。显而易见，这时的所谓和议只是皇太极的缓兵之计。
崇祯五年（1633年），皇太极在远征察哈尔部后，再次给明朝守边官员写信，并重申：“我今开诚相告，惟愿两国和好，戢兵息战”；并与宣府巡抚沈启时订立盟约：“明与满洲二国共图和好，谨以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两国共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祐，世世子孙长享太平。”此时的崇祯还保留着当初的励精图治的作风，本来他是知道此次和议的目的和意义的，然而由于朝中主战派占上风，朝中大臣议论纷起。无奈之下，只好将沈启时革职遣乡，以平息争论。和议之事无人再敢提及。
崇祯十年（1638年），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为了全力对付内乱，倾向于向清朝方面施放和议试探气球以缓和边境压力。杨嗣昌给朱由检提出了走出死局的三大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于是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一名“瞽人卖卜者”周元忠到清方透露口风。皇太极以为有诈，大臣中一些明朝降官则以为此人有来头——“必经奉旨”，应认真对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方一藻透过监军太监高起潜始终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周元忠受到使节待遇，清方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
皇太极在给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说得比较明确，极力主张和议，共享太平。杨嗣昌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对方一藻的建议加以说明，奏书中说：“御边之策惟有关宁练兵三万，堪以不时出塞，乃堂堂正正之道。若欲行此，必须撤回近畿稍援之戍守，而后力拼关宁；又必削平中原之草窃，而后可宿储供亿……往年总理卢象升、总兵祖太乐剿贼方有胜算，势以边警撤回，遗憾至今。向使有人以计缓彼三年不来，贼已平矣。”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从全局出发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抓住时机，集中力量一举平定内乱。由于朝廷中争议一直存在，而崇祯帝此时也倦于战事，所以尽管崇祯帝内心表示赞同，可是他又不便明说，于是就折中批示，要方一藻、高起潜自己细细斟酌。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再次上疏，针对朝中众多大臣反对议和，无视兵部的艰难处境，杨嗣昌对皇上仅批示“细酌”感到不满足和失望。于是他再次言辞激烈地上奏，一定要皇上明确表示“圣鉴允行”，“边臣乃敢从事”。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
针对这样关系明朝政局的事，崇祯帝没有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也不敢妄猜圣意，如此一来，皇太极的和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皇太极之前就说过“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兵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崇祯帝下令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使中原“安内”，战场的兵力陷于空虚状态。
在辽东战场与清兵的对抗方面，由于朝中意见一直很受争议，崇祯帝在攘外与安内的决策上一直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7年），崇祯帝把卢象升从中原五省总理调任宣大总督，这是一个有很大失误的决策。然而，崇祯帝不仅没有弥补过失，时隔两年之后，他又把威震陕豫的洪承畴、孙传庭调往北方边防，导致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功亏一篑。当时杨嗣昌就曾诚恳向崇祯帝上奏说“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崇祯帝拒不接受，以致酿成大错。如果当初按照杨嗣昌的意见与清议和，争取时间把中原内乱平定，那么以后的形势断不至于如此之糟。崇祯帝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这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到了功败垂成之际，机密泄露，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们一片反对的声浪，他们搬出《春秋》大义，以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作为权宜之计的和议，使崇祯这样有政治主见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使和议中途夭折。经过此次波澜，他再也不敢与清朝和谈。
辽东战场防线上的和议的失败，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明朝的一次挽救危局的机会。此后，明朝便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