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操政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祖籍湖广江陵。少年时代即聪明过人，被誉为“神童”。
成年入仕之后，仕途通达。然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上书辞官。后张居正说，他先后在山中居住了6年，有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的想法，由于父亲的反对，不得不复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加剧。因畏严嵩的权势，以前徐阶的同党都纷纷躲避他，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掌管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身份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给世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命他以右谕德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张居正同裕王和裕王府中的人关系非常融洽，这就为他进入权力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在一年内连升四级，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擢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加任兼太子太保。从官位等级上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因此，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昏、张居正。张居正虽名列第六，但他的威望却比其他前五位要高许多。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每次提议都得到肯定和批准。
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张居正上疏《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的治国思想。疏中陈述的第一件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事物、人才要：“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重要的是要权衡利害多寡，长短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件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的人以人们共同的意见为标准。徇情的人不论是非曲直，而唯人情为重。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强迫百姓同意其意见”。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第三件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属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需要由抚按议处者，根据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根据这一点考察官吏办事的态度。第四件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上利才之人众多，就看你是否能用在正道上。所谓正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不要听其虚名、拘于资格，也不要毁其声誉，评定一个人不要掺杂主观因素，不要以偏概全，随便给人定义。严考课，审名实，和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件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指出两点：一是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奢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为最高一等；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最多算作中等，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最下等是贪污显著者，应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件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少、粮缺、将帅不才，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无奋发向上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到五年，即可干出一番事业来。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明穆宗朱载重驾崩于乾清宫，他在临终之际，向大学士张居正、高拱等嘱托后事，谕令顾命，辅弼皇太子。司礼监太监冯保利用职务之便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私自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将司礼掌印太监孟冲罢黜，取代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张居正成了内阁中唯一的顾命大臣。六月初十日，年仅9岁的太子朱翊钧继承大统，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1573年），此人即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明神宗。从此，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他一直稳坐首辅宝座，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就像上级和下属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
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9岁，他的生母李氏对他影响很大。李氏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立新天子，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地位几乎平等，取消了称号差别。这很讨李氏欢心，于是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都交与张居正。
冯保兼任司礼掌印、提督东厂，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上，但是并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都由他一人掌管，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眼睛”。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都由他做主，由仆人去办，没有人敢去干预。”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的确不干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牵制，在明中叶以后实为少见。
祸及身后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明神宗满怀悲痛将他厚葬，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谥“文忠”。而明神宗在位10年，由最初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长成了一个20岁的青年，从不懂朝政到从容地处理朝中各项事务，他早已不愿像傀儡一样，在大臣的制约下简单地履行公事、批红下诏，而一心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朝皇帝。
张居正去世后，冯保依旧盛气凌人，太监张鲸、张诚与冯保早生嫌隙，于是趁机向明神宗诉说冯保罪过，并揭发冯保与张居正的一些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请求神宗下诏革除冯保职务。这正好与明神宗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慑于冯保向来的威风，起初明神宗有所犹豫地说：“如果他上殿来，怎么办？”张鲸答：“他怎敢违抗圣旨？”神宗这才放心。于是当御史李植参劾太监冯保当诛十二罪状后，明神宗即下诏将冯保发落南京，同时派锦衣卫查抄其家，查抄家产数额巨大。随即又下诏罢免了冯保的党羽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希诏、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官职。
张居正掌权期间，一方面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一方面又滥用职权排斥异己势力，树立了很多的政敌。冯保被驱逐后，张居正也成了众矢之的。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御史杨四知论张居正欺君蔽主、揽权树党等十四大罪状。明神宋即刻传旨，说张居正恃宠自骄，不思尽忠报国，反而恃宠行私，辜负皇恩。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子太师职位，张居正的儿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也被贬为庶民。同年八月，再夺张居正死后的封赠、谥号。这一时期内朝中揭发张居正和与其来往密切的官员的参劾源源不断。明神宗抓住这一时机，亲自进行人事调整，将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官员一一罢免，刑部尚书殷正茂、总督两广兵部尚书陈瑞，湖广巡抚、右都御史陈省都因与张居正有牵连而遭斥逐，张居正之子张敬修也被革去进士。张居正生前曾将辽王废为庶人，夺占了辽王府第，此时辽王次妃乘此机指控张居正为谋夺辽王府第，设计诬陷，将辽府及其私有财产占为己有。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明神宗命司礼张诚等人任锦衣指挥、给事中，前往湖广荆州查封张居正家产，经过一番查找，并未找到什么巨宝。在张诚等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杀，张居正家族倾家荡产，凑足黄金万两、白银10万两上缴，才得以了结。刑部尚书潘季驯获悉张氏家族被抄惨状，特奏皇上对张居正年过八旬的老母予以恩典，谁料被江南道御史李植诬为张居正死党。明神宗大怒，将潘季驯削职为民。
明神宗下令将张居正的罪行颁示天下：诬陷宗室藩王、侵占王府土地财产、控制言官、蒙蔽皇上、私自废掉辽王、假借丈量土地、扰乱天下、专权乱政、辜负皇恩、于国不忠。本当将其尸陈天下，以诏后人，念其在朝中效劳多年，所以网开一面，其弟都指挥张居易，子编修、嗣修，孙张顺、张书，都发配边疆。至此，清算张居正影响的运动告一段落。
张居正在蒙受几十年不白之冤后，直到熹宗即位后的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平反昭雪。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为了满足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之情，建议修建三诏亭，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诸所谓三诏者乎。”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是很少见的。
海瑞罢官
嘉靖、隆庆两朝，外战事不休，内民怨冲天，而皇上更是痴迷于道，朝野间大臣互相倾轧，就在这种腐败的环境中，却出现了一位名扬千古的清官——海瑞。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祖籍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的明朝愈趋衰败，政治黑暗，世风日下。海瑞为官时期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直谏，兴利除弊；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有“海青天”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海瑞生于正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出身于“海南望族”。祖父是历届知县，从伯父曾为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其母也略识书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节衣缩食，将他抚养成人。海瑞从小就有报效祖国的愿望，13岁到琼山县海口镇私塾读书，27岁在琼山郡学，常常与志趣相投的学者研究学问，谈古论今。他的《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章，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多次写到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人生在世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荣华富贵，妻妾成群；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骄傲自满。这些肺腑之言充分表现了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刚正不阿、立志为民的思想与性格。这些思想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毫无虚假。”
海瑞任兴国知县一年多的时间，因功被荐，应召入京，但由于母亲不适应北国严寒的天气，留居兴国。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十月，海瑞被封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中年以后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意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拒绝廷臣劝谏，使得国势渐衰，人民生活困苦，怨声载道。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海瑞对当时的种种弊端非常愤怒，为维护封建皇朝的统治，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上疏直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被后人所称颂的“海瑞骂皇帝”，也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两件事之一。
此疏一出，海瑞名声大噪，人尽皆知。海瑞想呈上此疏，必触怒皇帝，将其处死。因此买好棺材，遣散僮仆，告别妻子，托人料理后事，毫不畏惧，从容处之，等待着灾难降临。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当场将奏疏扔在地上，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知道自己将是何下场，所以已安排好后事，在朝中听候处置。”皇帝听后沉默了片刻，然后又将奏疏看了一遍，被其内容所打动，因此将其留在宫中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打他六十大板，投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朝廷请求将海瑞释放，皇帝命锦衣卫打他一百大板也关进监狱，昼夜审讯。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重继位，即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因此获释。海瑞复官后任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遭到了拒绝。四月，升为大理寺右侍丞。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高拱欲夺徐阶之权，命他的学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奏劾徐阶。海瑞则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朝政渐渐有了转机，有他的功劳，而且他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猾凶狠，不可信任；齐康捏造无影虚词，颠倒是非黑白。请求罢斥高拱，重治齐康。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发配边疆，高拱也被削职为民。为此，高拱心里一直记恨海瑞。这年冬天，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第二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1569年）春，海瑞升任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管粮储军务大事，巡抚应天十府，于是离开京师，南下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此时，与海瑞有宿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秉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将其应天巡抚的职务罢免。消息传出，江南小民纷纷哭泣哀号，为海瑞鸣不平。隆庆四年（1570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任职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罢除南京粮储都御史职务，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表示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经过二次弹劾，虽然他们矛头都纷纷指向我，但我仍然相信我所见，坚持我的观点”；“臣任巡抚，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确为民做实事，请皇上勿以臣受到诽谤而轻易将臣罢免”。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
神宗暴敛
明朝开国后，规定民间任何人均不得私自采矿，要采矿必须是在政府的监督与管理之下进行，违犯者处以极刑。明初期的主要矿产区分布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地。所课矿税有银课、铁课、铜课、水银课、礬课等，这当中又尤其以银课为大头。课税一般为承包制，即规定每年应纳税额，而对矿场产矿量多少并不过问。明太祖对政府开矿的行为所持的态度十分审慎，而且采取轻赋政策，立额甚为宽大。永乐时期明对外贸易日趋活跃，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矿课和矿冶也随之兴起。除增加矿坑数目外，明廷还派遣监生和御史等榷办浙江、福建银课。成祖之后明廷再次采取收缩政策，封闭矿坑，禁止民间私自开采，这一政策导致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处州发生叶宗留反封矿暴动。此后明朝廷在采矿业方面的政策不时反复，矿坑时开时闭。隆庆年间，由于看到嘉靖时期广泛开矿，以致政府与民众均追求采矿业的利润，明朝野由此生出许多事端，因此便又采取罢采的政策，将蓟镇、南中等地矿场关闭，并树碑以禁。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中期，此后明廷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又生变端，为牟取暴利，明神宗开始指派宦官分赴各地，大规模地采矿征税，这一政策在后来便渐渐演变成为危害民间的一大弊政。
在历史上，明神宗朱翊钧更以贪婪奢侈而出名。他登基之后，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物质供应日益丰富，整个皇室奢侈成风，神宗本人更是挥金如土。神宗不仅锦衣玉食，奢华无比，并且对金珠宝石的需求量也日渐增加，并且还不时求新求异，挥霍浪费得非常厉害。宫廷中几举行婚、丧、册封等各项典礼，都会耗费大量的钱财。神宗前后共在位48年，这期间营建工程始终不断，仅修建定陵一项，就耗银800万两之多。挥霍浪费到这样的程度，必然就会导致内库亏空，难以为继。为解决财政困难，满足自己的贪欲奢求，明神宗一方面设法勒索国库，窃国家财富为己有；另一方面又直接派遣矿监督领开矿、派宦官税使（征收商税的宦官）为自己敛财。
随着矿监分赴各地，税使也相继被派往当时各商品经济繁荣的地方。当时广州有珠榷，天津有店租，两淮有余盐，湖口有船税，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荆州有店税和门摊商税等定期征榷的税收。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太监张哗和王朝作为首批税使，分别被选往通州湾和天津。这之后的两三年里，税使更是被大批派往全国各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高案榷税京口；暨禄榷税仪真（今江苏仪征）；刘成榷税浙江；李凤采珠广州，同时还兼往征市舶司税课；陈增征山东店税；陈奉征荆州店税；潘槠理江西瓷厂；王忠征税密云；马堂征税临清，并增税东昌等地。另外矿监孙隆、鲁坤、孙朝、丘乘云、梁永等又被授权代征苏杭、河南、山西、四川、陕西等地税务，作为“兼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又派内监鲁坤增开彰德、卫辉、怀庆、开封等铜矿。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只要有人说某处可以课税，在该处可以求利，矿监税使马上就会被派往该地。“征榷之蹲，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当时的明朝朝野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寸寸张罗，层隅陷阱”式的肆意掠夺网。
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仗着自己是奉旨行事，于是搜刮起钱财时便肆无忌惮，不择手段。为了攫取巨额利润，税使还常常会任意设置关卡，同一商品往往会被征税几次，“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如乘船在长江上顺流而下，一日的行程大约为三四百里的样子，而这一航程之中，拦江堵截的税卡往往就会有五六处之多。税使还肆意将征收的名目和对象的范围扩大，凡庐舍、舟车、鸡犬牛羊、米稻菽麦全都被他们列入征税的名单之内，都要交税。
矿监税使唯利是图，为了达到搜求金银财富的目的，甚至不惜挖掘古墓。先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兴国州人漆有光奏称居民徐鼎等人发掘唐代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墓，从而得巨万黄金，明神宗命税陈奉使将黄金收入皇宫。其实墓主为元卫国公夫人，徐鼎等人挖墓所得的钱财实际上和漆有光所奏的数目相差很远，“百不及一”。但陈奉旨搜刮钱财，便对掘墓者百般拷打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随后陈奉将湖广地境内的所有古墓都发掘了一遍，地方官吏请求神宗下令禁止，神宗却不予理睬。同样，梁永也在陕西对历代帝王的陵墓进行挖掘，甚至发展到“沿途掘坟，得财方止”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