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了，而是要建立了一种“法制——遵守”模式。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都依靠法律的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村民自治。
中州郊区有个路口乡，乡干部说征地工作太难进行，农民总是把土地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死抱在怀里不松手，不管怎么做工作讲政策就是没人理，更为可气的是他们连会都不参加，任凭村干部带领乡干部一家一家的做工作，哪怕你有一航空母舰的理由和政府文件，就是没一个人理你。乡领导们觉得自己太没有面子，有失身份和主动权，就想出了一个新法宝，召开一次全乡村干部会议，做出一项惊人之举的大决策。他们决定把全乡的土地还回归到大集体性质，把农民的所有权转让给乡政府统一管理，并指明说，农民只有耕种权，没有出让权，如果上级要征用哪一块地时，由乡领导说了算，不再跟农民低头说好话。
下达了这项大政策后，路口乡就大力搞起了招商引资。给每户指派必须选出一家一个当家人，号称给他们一家一条致富路，也给他们大上政治课，强按牛喝水，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服从。还搬出党章说：“党的政策就是这样存在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使用硬性手腕让农民无条件服从乡政府领导，领导说了算，老百姓对卖不卖地的事，从此没有一点发言权和自主权了。
结果很容易想象得出，如今的农民不再那么愚昧无知，不再是敢怒不敢言的无知群体。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他们的儿女都受到了新时代的教育和启发，哪会那么乖乖地认你们乡领导呼来唤去任意摆布。果然，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全乡农民集体上访，还是有次序的排班，分批分期去市、省甚至北京上访告状，此新政只得在上上级的命令下流产，乡里只得又硬着头皮归还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傅满屯了解到这些，先是自嘲地笑了笑，感觉他们那几个乡领导们也真敢干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能是某一个乡镇能阻挡得了的吗，这些干部连最起码的理性认识都如此差，还敢逆时代、反群体而为之，真是太不可思议。
听是听，他还亲自去到路口乡的一个村组里，找个别农民问一下他们对当时领导的这种作法有什么看法，多数人张嘴就骂开了，说他们不是来当官的，就是一群败类，是吸血鬼，强权派，拿我们老百姓不当人看，像牲口一样想把我们归回到贫穷时代，乡下自古有个不争的理儿：你不让我活，我也要让你死！
是啊，农民虽然人微言轻，可从古到今，就是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道理啊。不服气不行，大趋势大潮流胜过洪水猛兽啊！
所听所看所想，又勾起傅满屯的感叹来。以前的乡镇工作那真叫难啊，每天只要一睁眼，就先想这一天该怎么过，怎么搞工作。比如说镇里有一条路，两年扩了两次，扩路自然就要拆沿街的房子，可人家的三层小楼才刚刚建好，有的还没装修入住呢，又通知拆迁，多数人一听又要拆房子，就大哭起来，脏话、骂人的话当面就出来了，干部只能听着哪敢还，农民盖一次房子多难啊，有的甚至借遍了亲戚邻居才盖起来的，房子盖起来也就欠债累累了，政府就那么一句话说拆就要拆，谁受得了啊。这种事儿，镇干部们不干又非得干，除非你不再吃政府这口皇粮了，那时的县委就是法律，农民不接受时就骂、就抗，把乡镇干部夹在中间。县里不敢抗，下面只能哄人家说好话骗人家，每句话说出来连自己都觉得脸红，天天都在干缺德事儿一样。
年龄大点儿的干部们，开会时，一谈到农民不听话，总会愤愤不平的说：“还不如回到大集体呢，还把老毛请出来，狠搞几场阶级斗争，看哪个刁民还敢不服气，谁不服气就拉出来批斗几场，桌子上摞长条凳，长条凳上摞小长凳，让他站上去不老实就从背后来一脚，连搞几次，看看他服不服？”
傅满屯只能对说这话的人报之以苦笑，他只知道斗人家过瘾，却不想想别人的痛苦，到如今还不知愧和悔，这种人真是不可救了。一个农民干部就疯狂成这样了，要是他当了大一些的干部不知道害多少人呢，这样的人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农民的干部应该更了解农民疾苦、更体贴农民的艰辛，光想着整人制服人，在人权、民主的形势下，再听着这样的话就觉得这人有些变态，你怎么就不想想如何带领大家致富过好日子，这样才能让农民服气你、尊敬你佩服你。
豫南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曾涌现出一批这样的好干部。其中，像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焦书记的模范事迹惊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的楷模，影响了那一代的干部和群众。毛主席曾亲笔批示：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后人对他评价：焦裕禄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始终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艰苦朴素，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于律己，坚决反对特殊化，坚持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一切不正之风，作不懈地斗争。
焦裕禄同志诚恳待人，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热情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
当时，他的形象，就是全国干部和党员的一个好丰碑，也是老百姓最敬爱的好干部。然而兰考县农村在入冬以后，群众多数要外出逃荒，他们临走时，纷纷跑到焦书记坟墓前告别说：“焦书记，您安息吧，我们去外地逃荒要饭了，等到明年开春时我们再回来给您磕头。”
当时，大家觉得此话和举动都很正常，也很能体现出好干部得民心的情景，然而如此好的干部却不能满足农民的最低要求——温饱。自古以来就是民以食为天，如此好的干部却无力让他的人民满足最低保障，这只能说好干部和好政策是分不开的，没有好政策的指引，再好的干部也如巧妇一样难以无米之炊、无能为力。由此看来，一个好干部不如有一个好政策，党的方针政策对了，多数干部也显得有能耐有本事了，焦书记再好，他还是没有能力帮老百姓摘掉穷帽子挖掉穷根，还是改革开放后，实行了联产责任田，兰考人民才逐渐富裕起来。以此类推，再好的政策没有好干部去执行去开拓，也难以有好的收获。
也许中州路口乡的干部就是有了这种偏左的思想，才冒险的搞了一次回归大集体的尝试。结果，广大的群众力量不可违，反对乡长的土政策也是常理之中的事，闹得一个季节全乡没有人播种庄稼。干部只想在任一时多做形象工程，用所谓的政绩为自己高升当阶梯，就不顾农民的利益和死活，想卖哪一块地就卖哪一块地，就是卖的再便宜农民也没权利阻挡和反对，农民也就再没有理由上访闹事了，想法和做法极其幼稚又可悲可憎，乡干部的政治生命也就在这无边的贪婪中戛然而止，整个人生的梦想也将到此为止。要引导早已有了思想和头脑农民，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以扼杀群众的利益和智慧为服从砝码。
还有一例，据说是因为选举闹出的大事件。也是中州近郊的一个乡镇，因为上级指定的村长人选和群众要选的村长是两个人，官、民不一心，两方又互不相让，乡镇以官压人，非要强行宣布他们的干部人选不理会群众情绪，而群众也是群情激奋，在选举当场就大闹起来。事件影响了周边别的乡镇群众也来观看，他们也极力反抗这种以官压人之举，就跟着一起大叫“打倒贪官”的口号。使上级为此事十分被动、又很头疼，更没面子。
村民选举大会上，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定好了人选后，就把村民组织起来，为了好统一，他们也是在一所学校院子里开的选举会。临开会前，上级干部再次落实，锁定的人选是不是有群众基础，群众对他有没有意见和异议。因为这个村里已经开过两次选举会，都是以流产告终的，特别是第二次选举后，村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包了两辆四轮车到县委闹事，还分别用白布做成的两个条幅高举着，一路大叫“打倒某某长，咱们才能吃饱饭”，“推翻某某官，群众才能见青天”。（他们点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上届的书记和村长）。这一次，上级要求务必要顺民意选举，争取选举完满成功。可这次偏偏比上两次更麻烦，一开始，群众就明确表示，他们不乐意上级干部们锁定的候选人，应该让村民自由选举，选中谁就是谁。乡干部置之不理，就连处处的谩骂声和冷笑声也管，并强硬的说了说政府精神算是开场白。接下来，乡里来主持选举的干部也妄想用威权压服群众，一再讲下级要服从上级，群众更是听不下去，还在场内搞起了嬉闹打骂来，你推我搡越来越严重。参加推搡的人也故意而为之，像打群架一样难解难分，分不出谁跟谁打，找不到谁打了谁，总之，选举现场一派混乱不能安静下来，乡干部一拍桌子说：“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不识抬举的刁民，再这样闹下去我就直接确定人员不让你们选了？”
那位乡干部话不没落音，场内就有人破口大骂，还有人朝乡干部哪儿扔小石头和小砖头块。这一扔，那小砖头和小石头是不长眼的，说不定落到哪儿，也不知道多大多小，有一人带头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到若干个，而会场是人群集中的地方，说不定就砸到谁，砸到谁头上谁都不愿意。有人被砸出血了，叫骂声此起彼伏，推来撞去，小范围群殴起来。
你也扔我也扔，有人就故意往主席台哪儿扔去，看似玩笑像闹着玩儿一样并不太严重的小事，一来二去乡干部们还是被困在中间怎么走也走不脱。有人仗着认识派出所警察，就大声地打电话报给派出所，有意用警察吓唬一下群众，可群众早就不再是见官就怕的年代，等真的把警察叫来了几个，那几个人对上千人简直如斗地主一样，也被团团地围在中间。派出所的人一看这么多群众，自己就觉得人少压不着场面不由得怕起来，急忙请求县公安局立刻派多名干警援助。不多时，十几个警察荷枪实弹开着中巴车赶来，和乡派出所的警察一起把现场真的围了起来。
上千人的群众，被荷枪实弹的二十多位警察围上，能吓着谁啊，法律意识早已深入人心了，他们这种作为，反而更激怒了大家的闹事情绪。开始，他们只是小闹一下发泄一点心中的怨气就算了，就像平时东家阿嫂和西家小叔子打点儿小情骂个俏儿，推你两下拉他一把那么小的事儿，而你们上级干部怎么如此不懂风情民意，竟然大动干戈，像对待敌人一样对付俺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俺们真是传说的百姓（白兴）、百姓（白兴）了？枪口都对着我们了，也想跟日本鬼子一样灭了我们所有人，来一梭子放倒一排、把在场的人都打倒不成？有人想到这儿，就不客气地大声把这种话如此喊出来。
这一推理、一喊，就像在人群里投了颗炸弹，本来就怨气无处撒的大家，已经拧成了一股绳，气鼓在一处成了个大园球，再看看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只是敢怒不敢言，有人如此这样一喊更增添了仇意在心中的群众们，瞬间，就要爆炸。再看时，那围墙上、房顶上和树枝上已经爬满了人，他们个个手里拿着大块的砖头、石头和一些钝器，再不怎么样也拆断半根树枝、拨出小树准备一场生死所作保卫的拼杀。
其实，群众心里也明镜似的，警察的枪只是吓唬人的，借他们一个胆儿也不敢真扫射一梭，就你们这二十几人对付几千老百姓总归是力量有限。所以，他们呼啦啦一下子反把警察们围住了，并挑衅性的高叫：“开枪吧，开枪吧？有种的就来一梭子，让俺也偿偿子弹是苦的还是辣的？”
强龙不压地头蛇，警察的枪是打坏人的，眼下他们面前都是正正经经的群众，没一个犯法的主儿，警察们见此情景也怕了，第一次觉得穿警服在群众面前是如此被动，就是群众动手，他们也不敢动了，哪敢轻举妄动，更没有胆量真开枪。
事态发展成这样，已如箭在弦上，双方都感觉可怕。警察们握枪的手都有些发抖了，县里赶来的干部们更是被眼前的局面吓白了脸，主抓农业的副县长临危不惧，也看出一点儿门道，他突然跳到一张桌子上大声命令道：“所有警察不准枪出套，不准擅自抬手动群众一指头，不准所有的干部们抬一手说话，或还一句骂！”
然后，这位聪明的领导才用高音话筒跟群众喊话。“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大家有什么意见和不满的事儿，明天可以分头解决。凡是今天参加开会的群众，谁因为人多碰伤了、撞伤了的，可以立刻去乡医院就医，医疗费全免。”
就在领导喊话期间，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他自己还是被一个小石头砸住了，头部当场就流出许多血来，他也没有抱怨和解释，连停下来擦一下都没有，直到他重复着几遍喊话，任头上的血流了一脸。灯光下，流出的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衣，他也没有停下来喊话。群众都是善良的老百姓，被眼前的这种情境感化，加上他刚才给警察和干部的几个不准，大家这才放松警惕，纷纷从房顶慢慢下来，再慢慢地向院子外面分散开。就这样，这场闹选事件才算平息。
查不到谁扔的石头，也不可能查得出来，怪只怪起初乡干部太高看了自己的官位，更是太小瞧老百姓的地位。后来县里干部批评乡干部时总结的说：“选村官理应是老百姓自己选当家人的事儿，这是立在宪法上的，你们一意看重自己的职位，妄想夺取人民的权力自己说了算。现在看到了吧，你们干涉的太多，为他们做了该做的主和不该做主的所有事儿，难免群众闹情绪有意见，终于有了直接反抗和闹事，群众本来就无错可言，错在你们！”
还有某地的某村，竟然采取了选族长方法。农村向来是一个宗族和家庭为体系存在的群体，某村利用这种传统的观念让各个大户里选出一个族长来。凡开会等一些集体活动事项，均有族长代替，族长再把精神和大事带回去告诉给各个家庭，以此达到上传下达的目的。
傅满屯觉得这个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行，只是法子太陈旧，新时代的农民哪能乖乖地服从旧族制那一套。大凡各个家族的族长，皆是辈份最高的年长者，可他们的思想和对待问题的方法早就跟不上时代了，先不说新生代的小青年有了新见识、活头脑不服气，就是读过书有些知识的中年人也远远没有族制家规那些旧概念了，即便是大家勉强选了也只能是维持一时；再说旧族制的管理和领导方法，早就经不得新时代的洗涤和考验了。但是，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应该辩证对待，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和原因，也还是存在一些可取之处的。不说农村，就连国家的老政策，只是管制到村一级，而村以下还有着广大群体，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国家并没有制定出一套好政策，也就是说农民都没有受到政府的行政体制的制约，是一盘散沙。以前大集体时，生产队长就是官儿，他说话还有点作用，谁要是不听队长的话他就有扣工分、派苦力的权力，而如今的小组长没权力制约任何一个群众，有些刺毛的、爱捣蛋的群众就公开说：“再怎么样你也开除不了我的地球籍，更没收不了我的土地，只怕你死了能臭着我！”
长久以来，农民和干部渐渐地成了对抗体存在，他们如果发生矛盾甚至打骂时，还很自豪地挂在嘴上这样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有本事你开除我农民籍”能把干部噎死。农村干部越来越没地位，越来越受群众排斥，多有自愿辞职外出打工的。许多问题的出现，导致了农村政权建设丧失朝气和勇气，也丧失了士气和志气，致使农村工作处在两难的死角境地。
当前国家的普法教育已深入到娃娃中来，哪个人都懂得用法律来维护各自的人权和尊严，传统的道德和品德约束下的局面，已经被如今的新生代人拼弃，虽然他们自私自利，以至于人心不齐还各自为政，但是他们学会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比老一代人更自觉更重视的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所以，这种选族长的旧办法，也确实是没办法里找办法，才又被新时代的农村干部翻出来使用，妄想旧法新治。虽然他们也知道这其中有许多漏洞，总归，又比没有法子用要好一点点，某村就是报着这种思想才施行了老法子。应该说他们是病急乱投医，用多种方法治“病”，死马当成活马医，是法子都找来试一试，多少还算是有点想法、也算动了脑子。
要说过去的村干部们，也确实有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作为，农民告状最多的当然是他们贪污太多，太让人生气。有一起村民集体告组长三偷：偷入帐，偷开会，偷派巧工。
比如：镇里给每个村里拨了一些打井款，村长没跟任何人商量，还借口说开会没人参加，结果他就自己当家做主，指鹿为马，在自个地里打起井来。拿着公家的钱为自己谋私利，群众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些事，说起来是小事，可对于农民来说，却关系重大，干部拿公家的钱肥自己，群众当然生气，土地收入是农民头等大事；不该入的帐随便就入了帐，大家听了就窝火，也不明白钱到底花在哪儿、用在哪儿，为什么？明明要开会公布的经济大事，却故意说喊开会没有人参加，书记、村长和会计仨人一碰头就那么算了，太不拿老百姓当回事了；应该分派工的事村长一人说了算，派巧工是能拿钱领报酬的，农民都在家里闲着，谁不想在自家门前能赚钱，凭什么只你村干部的亲戚轻松独赚啊。凡此类种种理由，只要不平等不公正的事儿，农民都能上告，告到乡镇级、县级、市级、省级甚至于去北京，当今社会谁怕谁啊？归根结底，无论告到哪儿，上级又一层一层压下来，还是得乡镇级一点儿一点儿的解决消化掉。所以乡镇干部最头疼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不管是不可能的，管了这村那村又出事了，一茬茬一波波，每天，只要一上班，乡镇机关就不得安宁。最怕的是上级的电话，狠批一通后，再让你去哪儿哪儿领人，一定要妥善处理好等等。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小而必管的事儿，在他们自己的内部就能解决呢？正如朱为民苦闷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世间的什么病症，都会有一种药能治愈，就拿时下最厉害的癌症来说吧，医学界不是已经找到了部分治疗方法了吗，别的稀有的疾病虽然还没有疗效好的药救治，那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已经存在于世上的特效药物罢了。世间万物，总是既相辅相生又相克着，那么，广大农民的问题，也一样应该有好政策好的解决方法存在，只是得有人发现它、开创它，经过实验并使其成熟起来。
傅满屯又在网上搜查到许多农村改革的方法，他都一一品读：
青岛莱西市是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从实践中探索的主要经验是“三配套”，“四特色”和“十项制度创新”。
三配套：一是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搞好村级组织建设，强化整体功能；二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搞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启动内部活力；三是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增强村级凝聚力。
在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搞好稳定，稳定的大头在农村，农村稳定的关键在基层，搞好基层的稳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村民自治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河北“青县模式”实用性和合理性更高一些。
他们是改变过去党支部或“两委”“议行合一”、“为民作主”组织结构，提升和明确村民会议及其代表会议在村庄和村庄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以推进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当家作主为主旨，重新调整村庄各组织的职能和职权。规定村民会议是村庄的权力组织，对村庄重大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村代会是议事组织，由10—15户村民推选一名代表组成，经授权代村民会议负责日常的决策、监督；村委会是办事组织，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负责执行村民会议和村代会决议和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对村代会的决议有权提出复议，或提请村民会议公决；党支部是领导核心，负责组织、协调村代会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框架内正常运行。积极支持帮助共产党员依法竞选村代会主席和村民代表，发挥党员的影响力、带动力，以村代会为载体，组织和带领村民和村民代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体制架构的调整，带来了村庄各组织运作方式及其内在机制的改变——“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做主，村委会办事。”这种“领导”，不再是全权、全能、全责的包揽，而是本来意义上的“领路”，领路人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识途水平和说服能力；“做主”开始可能仅仅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和宣示，事后的结果却会把它演变为实际责任，这最终会使得主人变得更会当家作主；“办事”更多的意义不再是干部的权力，而成了村民购买的服务。把关系简单化、明晰化，选择了更加廉价高效的办事人和办事方式。
看到这些，傅满屯不由得一阵激动，这个办法不错啊，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和朱为民的想法综合、粘糅在一起，黄沙镇选一个村试行一下，看看效果和反应如何。
傅满屯晚上下班时，跟朱为民打电话说：“有点想法，沟通一下吧。”
等傅满屯说完了解到的和自己的想法后，朱为民说，我也有再选的想法，只是一直决定不了怎么个选法，想了想说：“你还记得吗满屯，以前有个村里的某组，土地被征后要拉围墙，组长只派他的亲戚和自家人去包下这些工干活、赚钱，虽然工程不算大，利润却不算少，组里人都气愤了，就有四个家族分别选出他们的代表来镇里闹事，我们当时就开除了那个组长，让他们再选组长时，他们一个组里竟然同时选了四个组长吗，你想想是不是？”
“有这么回事。”
“这不就是代表吗，也是旧时的族长模型啊？”
“我们省的泌阳在搞平安建设，他们不叫族长而是改名为“中心户长”，从各地的信息得知，不只是我们在想办法，而是有点事业心的，心里又总是系着老百姓的我们这样的小干部们，都在挖空心思想点子找办法呢。时代发展到现在，好方法好政策是当前群众和国家急需的法宝，就像经历了寒冬的大地，小草的破土而出是大形势和时事所造就的，中国农村工作的老政策已经不能用了，新政策却没有出台，通过各地的土政策来看，新的农村改革将要呼之欲出。他们的“中心户长”“族长”都只是充当了村务调解员，还没真正发挥出应该具备的潜能。更没有政治化的身份和意义。”
“嗯，再看河北青县模式，我们是不是借鉴过来，再综合出更适用的金点子来。”
“你还记得当时的那四个代表吗，他们分别代表着四个家族，每人肩上分别担着一个家族，各人又都是替他们的拥护者说出了不同意见和对上级的希望、要求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三点要求：凡村组里的大事，他们有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决策权。人家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啊！”
“其实农民只是要求村里的经济透明，让他们知道钱都花在哪了，也并不是不讲道理，真的需要开支的事，必需请的客人，大家都能理解也很支持的。”
“那就还从选代表着手？”
“可这个代表叫什么名字呢，中原前几年就有个乡也这么做过，他们在村里选了一批积极性高有觉悟的村民，在县城里的一个地方搞集体培训，当时起了个“小社教”的名字，群众一致反对说又要走回头路了，大骂干部没事就想法瞎折腾。小社教大社教，接下来就该搞大生产了，农民刚吃了几天饱饭，干部就又想法子做文章了。”
他又拿出一篇《警惕农村党员队伍“家族化”现象》报道给朱为民看，文章里说某村共有20名党员，但与主要村干部有着直接亲属关系的竟占到了13名，也无形中形成了3个派系。报道说，现在都时兴干部直选了，党员都是村干部的自家人，村干部的宝座就能够坐稳。发展党员成为一些村干部牟取私利的手段，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报道说，少数农村党支部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维护家族亲朋的小集团利益，以亲疏关系定发展，在党员发展中搞“近亲繁殖”，让“自己人”在党员队伍中占绝对多数……
两人相视一笑，朱为民说：“我们不能走老路，更不用这些旧名字，要搞就搞农民乐意，又愿意接受的事儿，别干了事还遭骂吃力不讨好，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意义。谁说当时他们不是好意的呢，本意也是想带领大家致富。一家一个形象人；一村一条致富路。也就是家家有副业，村村有企业。让各家快点富起来。想法确实很不错，可是光富了还是不行，富了腰包空了头脑，最重要的是得让群众知道真正的富人是什么样子，富了以后要做些什么？以前有个俗语说“富人穷了不走样儿，穷人富了不象样儿”，也就是说穷人一旦富了不知道怎么花手里的钱，少数人有了钱还容易走歪路，胡作非为者有之。农民现在富一些了，却还没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意识，他们只知道眼前需要的和未来需要的，却不知道自己根本上就该拥有什么，干部这时候就应该把属于他们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返还给他们！不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难以走远，难以深得民心。”
两个人又是一个长谈之夜，当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布满血丝的双眼时，都觉得时间一定不早了，朱为民才说：“明天开个党委班子会，大家再一起议一议。”
傅满屯点头说：“中，大家统一起来了，就先试行试行。”
要试行也得有方法、有的放矢才行，他们最终还是觉得再培训为上。一旦选出代表的这些人，没有头脑和本领，怎么能胜任代表这个神圣职责呢，说白了他们仍然是一盘散沙。因为这些人，一样没有受过任何集体性质的教育，要想让他们当上代表就能跟上政策、代表群众也是不可能的。朱为民和傅满屯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认为应该在上次施行的“家庭法人”代表上做点文章。再选代表也迫在眉睫，第一：家庭法人们是以家庭为单位，仍然是一盘散沙，要想提高全部法人的思想和觉悟，培训起来很难，且不说镇里拿不出如此一大笔经费，即便是能拿出钱来培训，等最后一轮培训完了，第一批培训的人早把精神忘完了，全镇干部放下所有工作只抓这一项也是不可能的；第二：家庭法人仍然没有打破旧的家族式格局，大户人家仍然在主导着政局，无论怎么选还是他们人头多票数多，小户人家和有头脑的人还是得不到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再有一种方法扭转这种局面应当最佳。
会上，朱为民说了这些感想后，大家觉得农村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再分析怎么样来破除这种家族垄断规律陋习。傅满屯说：“大家想想，南京寺村从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直没选出村长来，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南京寺村里有张、刘、吴、王四大姓，每次选举都是各选各姓人，四大姓里得票差不多，选哪一姓当村长另三姓都不同意。书记人选，镇党委开会后可以指派，而村主任一职一直是空缺，镇里没办法，汇报给县里，县里也没好办法。这些事镇里每个干部都明白，所以大家听傅书记一说为什么就都笑了，也感觉家族问题确实是个大事。
“如果从家庭法人中再挑选出代表，也就是从这些人中的10人中再选一个代表，让他们自由组合，那些平时对脾气的、相好的邻居，或自家兄弟等，总之，就是随便大家组，属于纯粹的自由、自愿结合。”
“把这样的代表拉去集体培训，减少了培训人员数量，让这些人把他们学到的和看到的再传达给他所代表的那些家庭法人，家庭法人们再各自回家传达给家人，如此这样就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制约作用，这个方法不错。”镇长也表了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