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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欧洲文明之源的古希腊人非常喜好辩论，辩论应用于政治生活中、法庭上，甚至学者间的切磋交流也采取辩论的方式。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好辩论的传统，并将辩论推广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至今，辩论在欧美社会中仍很常见，律师们在法庭上口若悬河，政客们则在议会中唇枪舌剑。以辩论的方式而非武力来解决争端，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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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是民主的典范，城邦的任何事务都要由公民大会或其他会议讨论通过。在大会上，一件动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会发表演说，展开激烈的辩论。大部分公民作壁上观，根据他们的辩论作出自己的判断。
辩论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当时的政客们无不练就一副铁嘴铜牙。那时，一个人若想从政，必须从小就开始学习辩论的技巧。伯里克利、德摩斯悌尼等名留青史的政治人物，都以能言善辩著称。
古希腊的学者们还把辩论当做思想交流和学习的工具。学者们聚在一起，互相辩论，借此完善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思想在碰撞时产生的智慧更为深邃。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影响深远，此书即通过叙述几个人的辩论来阐明作者的主张。
古罗马人的政治体制与希腊有相似之处，罗马的政治家同样需要通过辩论来赢得元老院和民众大会的支持。西赛罗是古罗马最雄辩的演说家，他优美的演说词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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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传统在欧美被传承下来。律师为其雇主不遗余力地在法庭上辩争，政客们为了拉选票而和对手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系统、严格的辩论逐渐从欧洲扩展到世界各地，人们十分关注考验人反应和语言驾驭能力的辩论赛。
辩论可以使人享受探求真理的冲动，享受思维激荡的乐趣。养成良好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人的成长大有助益。在近代以前的欧洲，辩论技巧是贵族子弟必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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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在中国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辩论也曾流行一时。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家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间游说。邓析、公孙龙一类的辩者，也在那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受人称颂。
但是，我国的主流学说向来对于这种“能胜人口，不能服人心”的修辞和辩论之术不以为然。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是总体来说，在孔子心目中，君子不应该巧于辞令，“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见孔子对于巧舌如簧的人是不欣赏的。
于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就出现了：在注重辩论的欧洲，演讲词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演讲词在文学史上无处可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