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
“记忆是一种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上海徐汇区兆丰西路和小木桥路东三家里一带，建立了一个奴役、杀害中国战俘的集中营，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越来越少，承载着这段痛苦的记忆和心灵创伤的耄耋老人，随时都将离开这个世界，抢救历史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我们把走访调查的口述史实和镜头记录下的历史公布于众，目的是让事实还原，让历史归真，警示后人。
市民和市长信箱
2005年春寒料峭的3月4日，上海市“市长信箱”收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高级法官王元年（已退休）发来的电子邮件，反映上海有一个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用以关押和迫害中国抗日将士的“东方奥斯维辛”，即徐汇区兆丰西路和小木桥路东三家里一带建立的中国战俘集中营。来信还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查寻和采访一些见证历史的老人，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以史为鉴，警示后人。韩正市长高度重视这封来信，在日理万机中批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信访办：“请徐汇区政府查核。”徐汇区人民政府领导当机立断批示：“请档案部门处理。”从3月29日开始，徐汇区档案局（馆）党政领导以抢救历史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立即组织精兵强将开始了艰苦的搜寻和采访见证这段血腥历史的耄耋老人。
战俘集中营的建立
抗日战争前，兆丰西路工房1~342号及小木桥路东三家里地块，原是一片坟山和菜地，属龙华寺地产，后有居民筑屋居住。1938年，侵华日军强行赶走当地中国居民，烧、拆民房，在东三家里建造了中国战俘集中营，关押被俘中国抗日将士中的“主犯”和“要犯”。原东三家里99号有一处小平房，曾是侵华日军刑罚俘虏的刑讯室和麻电室。为了保证侵华军用物资的供给，日军在兆丰西路建造了占地面积7553平方米的15排300多间的简易平房，作为苦役营，供从东三家里中国战俘集中营释放后强制来日晖港北票码头和铁路南站做苦力的俘虏居住，俗称“俘虏所”。在战俘集中营和苦役营之间，有一条旧铁路，东连兆丰路，西接龙华站，铁路原是国民党军队建造的，抗战时期成为侵华日军的运输线。在集中营的东边（今小木桥路上海市第四粮食仓库处），有一块空地被称为“乱葬地”或“灵魂滩”，是被残害致死的中国战俘尸体掩埋地。集中营四周拦有电网和铁丝网，大门口设岗哨，戒备森严。
中国战俘的由来
据兆丰西路工房19号80多岁的居民袁绪祥和俘虏兵后代王元华介绍，集中营的中国战俘主要来自国民党军的抗日官兵，另有小部分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官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在敌后进行抗日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晋绥地区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共计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任务。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损失过半，中条山失守，部分抗日将士成为战俘。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军及第89军等7个师，其中第57军军长缪澄流担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担任苏北游击作战。1942年，日军对于学忠部进行多次“扫荡”，使其遭受重大损失，第57军一些官兵也沦为战俘。1943年2月，日军又向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第89军遭受重大伤亡，一批官兵不幸成为战俘。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官兵被俘后，先是分别关押在安徽省俘虏营和南京浦口集中营，后因日军战事需要，被相继押往上海兆丰西路和小木桥路东三家里俘虏营。
日军奴役和杀害中国战俘
1916年出生于安徽的王仕训，现年已92岁高龄，是兆丰西路和东三家里中国战俘集中营的亲历者和幸存者。1943年投奔安徽抗日游击队，8月，在安徽怀宁县被俘，被俘时穿的是便服，日本兵就认定他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为了免遭日军的残害，他借了一套军服，冒称是汪精卫的“和平军”，先被关押在安徽，后被押往南京浦口集中营扛煤。在南京浦口集中营一年内，他亲眼所见有些中国战俘扛不动沉重的煤包，被日本兵扔进长江淹死。还有几名共产党俘虏计划带领40多名战俘出逃，因集中营人员复杂，风声走漏，日军就在营房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枪杀了几十名中国战俘。那年，王仕训也想出逃，未成，被日本兵反吊起来，用棍子敲头，敲昏过去，再用冷水浇醒，右大腿根部也被日军刺刀深深地戳了一刀，至今伤疤在身。之后，他被押送到上海小木桥路东三家里集中营当伙夫，碾米烧饭。据他回忆，1944—1945年的东三家里集中营，关押的中国战俘有200多人，每天吃的是土豆、蚕豆或玉米做成的稀糊，没有菜。集中营内叫宫本和花岛的两个日本兵虐待俘虏最残忍，经常放狼狗撕咬战俘，俘虏兵都骂他们是没有人性的“小矮子”。
现年92岁的李翠喜老人，当年她前夫王志昂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河北被俘后，被日军押送至上海东三家里集中营，她千里迢迢从河北带着大女儿寻夫到上海，居住在东三家里附近，每天隔着铁丝网看亲人。有一天，她看到几个俘虏因饥饿偷吃碾好的生米，她于心不忍，把自家的一碗饭盛来通过铁丝网传给俘虏吃。宫本见后，嘴里喊着“嘶拉嘶拉”，手上的鞭子隔着铁丝网向李翠喜劈头盖脑抽打过来。
有的战俘试图逃离集中营，事先将旧铁路旁的破木板藏起来，等到深夜就把破木板架在营房周围的电网上，冒险越网而过，但不曾料到日军在电网上安有警铃，警铃一响，逃跑者就将受到日军法西斯的残暴刑罚，必死无疑。
南站居委退休干部周桂英，1944年就生活在东三家里附近，少年时经常隔着电网，看到日本兵残酷迫害出逃的战俘，每天都能听到东三家里99号日军刑讯室和麻电室里传出的中国战俘的惨叫声和哭声。她亲眼看到日本兵活埋了两个中国人，用芦苇席草草包裹后掩埋在“乱葬坑”。
今已88岁的八路军战俘幸存者范庆田忆起当年出逃不成，受日军刑罚的折磨时，泣不成声。
幸存者王仕训因当时是集中营的伙夫，行动自由些，在洗菜淘米时，侦察地形，与隐藏在东三家里附近的浦东游击队一名女青年隔着铁丝网商议出逃。1945年的一天，他利用集中营附近的高粱地作掩护，先逃到上海的平阴桥，后由女青年护送到浦东，当上了浦东游击队队员，直到日本军队投降后，他才回到兆丰西路工房定居下来。
日军在兆丰西路建立的15排300余间简易平房苦役营，排与排之间只有一尺的夹弄。每间平房约8平方米，可关四名俘虏。这些简易平房，屋檐高1.7米，有门无窗，房门只有1.5米，俘虏进出都要低头弯腰。室内光线暗，不通风，潮湿不堪，每遇大雨或涨潮，屋内就常积水。俘虏兵睡在水门汀地上，晚上前后两间房屋中间墙上有一小方孔，合用一盏灯，还不许战俘互相讲话。整个苦役营关押俘虏200~300人，只有一个给水站和三个厕所。苦役营的俘虏是“轻犯”，行动有些自由，但被强迫在日晖港北票码头和铁路南站日军军用物资运输线干着繁重的劳役。
南站居委退休书记孙孝英和旧铁路3号居民丁根宝，从小在兆丰西路苦役营边上长大。他们说，俘虏没有统一的号服，都用麻袋或芦苇遮掩身体，当时住在兆丰西路附近的一些妇女实在看不下去，就为俘虏缝补一些旧衣裤扔进铁丝网。俘虏每天肩扛200多斤的木头或煤包，脸上没有一处是干净的。日军规定，一批货物未装完，即使干到深更半夜也不准休息和吃饭。由于战俘们被迫要干十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有些实在支撑不住晕倒时，日军就将他们活活埋掉。有许多俘虏为了活命，出逃浦东，被抓回后，便成了日军新兵的活靶子，被活活刺死。有些俘虏不堪忍受劳役的折磨，上吊、卧轨、跳黄浦江自杀者时有发现。
解放后战俘感恩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兆丰西路苦役营（俘虏所）和小木桥路东三家里集中营，有些国民党军俘虏兵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或部队，但大部分战俘因战争中妻离子散，选择留在上海。国民党政府信德公司接收了侵华日军建造的兆丰西路15排300多间简易平房，将它出售给当地居民以及苦役营和集中营的留住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苦役营改称为兆丰西路工房，饱经沧桑的崔洪端、崔广俊、范庆田、罗元、高发志等39名俘虏兵，成了工房的第一代居民，并在铁路南站和日晖港当装卸工人，享受劳动和医疗保护待遇。40多年来，徐汇区人民政府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想方设法铺设了道路，建造了泵站，送来了液化气，又重新架起了电线。南站居委成立后，针对战俘的自卑心理和沉重的政治包袱，孙孝英、顾月华、周桂英、刘春琴等历届居委干部和民警朱云胜，对战俘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在政治上不歧视国民党俘虏兵，亲昵地称他们是“老兵”，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和尊严，调动他们及家属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使兆丰西路工房棚户简屋成为斜土街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卫生先进集体。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政府下决心改造这块让人想起来就感到耻辱的土地。这里是市建规划的仓储用地而不得挪作他用，因此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才能妥善安置动迁居民，彻底改造这一地块。1996年，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徐汇区人民政府将改造兆丰西路动迁基地作为民心工程，责成有关单位开发这片土地。当地棚户简屋的居民和“老兵”，都分别迁往闵行区南端占地1200亩的银都小区和徐汇区西端的紫阳小区。90岁以上高龄的王仕训和李翠喜夫妇，是1946年抗战以后结为患难夫妻的，他俩感激地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们颐养天年的条件，我们感谢共产党！
立碑纪念警示后代
进入新世纪以后，兆丰西路和小木桥路一带又被列入上海市“世博会”规划建设的红线区域，兆丰西路工房和东三家里几乎被拆迁殆尽，过去战俘营历经艰难的亲历者都陆续故世，幸存者已寥寥无几。了解和记载这段屈辱、血腥的历史，已刻不容缓。为此，当年“老兵”的后代王元华与徐汇区的档案工作者，共同向城市规划建设部门提出建议，可在兆丰西路工房、东三家里旧址或日晖港北票码头，辟出一块土地建纪念广场或树立纪念碑，与规划建设中的“世博会”和黄浦江滨江大道形成一道有机结合的文化风景线，让国内外游客和参观者瞻仰碑文，追忆往事，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更加热爱和谐、繁荣的新上海，更加珍惜和平、进步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