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息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悄悄传开——指挥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将领林彪来莫斯科了！
除孙维世外，在苏联学习的还有毛岸英、毛岸青、瞿独伊（瞿秋白之女）、蔡博（蔡和森之子）、蔡妮（蔡和森长女）、朱敏（朱德之女）、李特特（李富春之女）等中共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他们都知道中国抗战史上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战役，想亲眼见一见这位年轻的八路军将领，听他讲一讲抗日前线的故事。
林彪是在1938年3月2日打扫战场的时候，被“友邻”的阎锡山部队的哨兵击伤的。
那天早晨，硝烟还没有散尽，山峦被笼罩在一层蒙蒙的白雾里。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林彪将缴获的一套日本军官的黄呢大衣穿在身上，一把日本军官的战刀挂在腰间，骑上一匹日本东洋大马，兴奋地向前面飞奔。他跑得很快，将警卫员远远甩在了后面。
不远处是阎锡山部队的防区，一个卫兵见一名日本军官骑在马上飞奔，以为是打扫战场漏掉的日军，立刻举枪瞄准。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林彪身子不由一晃，差一点从马背上跌下去。
当警卫员赶到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林彪的衣服上流了一摊血。林彪被送到延安的中央医院。
不久林彪伤口恶化，遂在延安休养。同年冬，林彪身体每况愈下，这件事情很快被报告到党中央，中央决定，迅速送林彪去苏联治疗。
林彪到达苏联之后改名李进。据林利在她所著的《往事琐记》一书中回忆，这主要是“按共产国际的保密规定，大家都得改名字，而且要改得便于苏联同志称呼”。例如，当时到苏联学习的蔡畅改名罗莎，方志纯改名王友，马明改名马洛夫。
林彪到达苏联后开始住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库其诺的地方，这是共产国际党校所在地，乘电车半个多小时可以到达莫斯科市区。校舍是一座两层楼的主楼和一些附属建筑，人们将这里叫做“七部”。任弼时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由于林彪身体不好，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林彪接任任弼时的工作之后，就搬进了位于市内的高尔基大街10号共产国际宿舍，人们将这里叫做“留克斯”，门外就是普希金广场的公园。林利对林彪当时的印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三十来岁，和大家接触不多，吃饭也不在食堂，自己打饭回寝室吃”。
像许多的年轻人一样，这些烈士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们也有崇拜英雄的情结，林彪的到来令他们格外高兴。经过商量，他们做出决定，请林彪来做一次报告。
林彪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平时沉默寡言，不好结交，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待人处事亦如他作战时的战术，常常是以静制动。到了莫斯科后也不跟外界来往，只与妻子张梅整天住在病房里。之前曾有人去请过他，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就是不愿出来。
一些同学经过商量，推选孙维世代表大家去邀请林彪。
选孙维世为代表，一来她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女儿，过去就认识林彪，这个面子林彪无论如何是要给的；二来她的大哥孙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作为八路军下属115师的师长，林彪无论如何也得考虑这层关系。
果然，在孙维世的邀请下，林彪同意来跟同学们讲抗日故事。
孙维世一心想着的是多听林彪讲一些有关抗日前线的事情，更多地了解国内抗战的情况，每次林彪到来，她就同大家一样地感到高兴，有时还会主动在自己的旁边给林彪留一个位子。
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动人，活泼好动，对人对事都充满热情，林彪来时经常会跟她说上几句话，她也会很坦率地与之交谈，从来都没有什么顾忌。
有一次林彪应邀来了，站在那里看了看，没有看见孙维世，就问道：“维世呢？”
有人答：“教授让她在学院里准备考试。”
林彪坐下来讲了，大家都说这次讲得没有以前的生动。
渐渐地人们发现，只要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显得没有精神，而孙维世对这些却浑然不知——她每次参加活动时，林彪充满激情的讲话都会不由得唤起她心中投入抗战的热情。
此时的林彪已经有了妻子。他在抗大任校长时认识了一个来自陕北米脂的姑娘刘新民。民谚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米脂——那可是出美女的地方，当年李自成造反之后曾专门在此选美，接着在短短的时间里还在这里修了行宫。刘新民身材苗条，面如满月，健康端庄，思想进步，又有文化，完全符合林彪当时的择偶标准。婚后不久，刘新民改名张梅，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师长，奔赴抗日前线。
林彪负伤，经中共中央同意，张梅陪同一起到莫斯科治疗。谁知环境变了，两个人每天都在一起，也没有繁忙的工作和战争，性格上便出现了矛盾。林彪好静，习于个人沉思，平时不苟言笑，除了治伤就是整天看书。而张梅年轻好动，是一位陕甘宁边区解放的新女性，对于这种沉闷的生活很不习惯，随时都想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去多看一眼这个新奇的世界。
每到这时，林彪就会生气地敲着桌子说：“你是为照顾我才来这里的，为什么总要往外跑！”
张梅是边区的新女性，对于林彪这种大男子主义根本就不买账，也敲了两下桌子回答：“我有我的自由！”
一个要求整天都“坐”在家里，一个总想着往外“跑”，不时发生口角，婚姻慢慢出现了裂痕。
正是这个时候，孙维世出现了，她一来到家里，林彪和张梅都非常高兴。张梅总是拉着她的手请她坐下来谈一些外面的事情，问学院里读书的情况，高兴起来还会一起唱歌。
要是平时，林彪就会出来制止，可这时他反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听着，还用手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着节拍。
孙维世正值十九、二十岁的花样年华，凡在那个时候见到过她的人都无不称赞她的美丽。她不仅风华绝代，光彩照人，而且性格开朗，聪颖，活泼风趣，与人交谈时话语幽默，自然有很多追求者，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据孙维世的好友林利回忆，孙维世对此皆“一笑置之”。“至于林彪，维世开始时不仅把他当做一位红军英雄，而且认为是自己的校长（抗大校长），是很尊敬的。一次，在七部，林彪从食堂端饭回屋子。维世见了，赶忙跑过去，接过饭来，恭恭敬敬替他送进房里。她却完全没想到这位比她年长十来岁的校长会追求她。孙维世最初也未觉察到林彪的意图。后来知道了，她也像对待别的追求者一样，以调皮诙谐的态度应付……她热爱自己的戏剧艺术，对个人生活问题毫无考虑。我和她床并床地在一间屋子生活了七年，我深知她的事业心，她对戏剧的执著。”
林彪的伤在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慢慢有了好转，国内也来通知说战事紧迫，让他迅速回去。
林彪说是有事，约孙维世相见。
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孙维世如约来到莫斯科郊外的一片桦树林，林彪早已站在那里等候她。
孙维世看着林彪急迫的样子，就问道：“有什么事吗？”林彪说：“我要回国了。”
雪，已经停了，风，还在刮着，天气仍然很冷，林彪帮孙维世拉了拉大衣上的帽子，以挡住从旁边吹来的寒风。他们都还年轻，青春的热血在身上奔涌着，为他们抵挡着寒冷。二人踩着地上的积雪，慢慢地在寒风中散步，雪地上留下了两排弯弯曲曲的脚印。
夜幕慢慢地降落下来，林子两边的路灯亮了起来，照射在雪地上，发出刺目的光。
林子里有几户人家，屋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从一扇扇的窗户透出亮来，照在落满积雪的树枝上。于是，这些树枝上的白雪就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辉，变得童话般美丽。不知是谁家的手风琴拉响了，从屋子里传出了动听的歌声：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孙维世停住脚步，仰起头来看着飘出歌声人家的窗户。这是她非常喜爱的一首苏联歌曲，原唱者是著名的苏联人民演员弗拉基米尔·特罗申。特罗申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能歌善舞，长期在莫斯科契诃夫模范艺术剧院从事戏剧表演，因其艺术造诣精深曾获斯大林奖金，但他真正在苏联家喻户晓是因为第一个演唱了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因歌词优美、旋律动听而受到各国听众？欢迎。
林彪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回国，共同为祖国的美好未来奋斗。”
孙维世不能再沉默了，她给了林彪一个明确的态度。她说：“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送我来学习的，我还得在这里学四年，半途而废算怎么回事？现在我不想别的，只想继续学习。”
时间仿佛瞬间停止，世界立刻从眼前消失，面前只剩下这片不再变化的桦树林。雪停了，天，已失去了饱满的晴朗，开始暗了下来。茫茫大地上很难看到绿色，但面前的这些白桦树，冬日里即使有的已经枯萎，即将到来的春天仍然给它们带来希望，带来对未来美好生命的承诺。正是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期盼，才构架起大自然生命的骨架——为今生各种短暂的美好相遇而付出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努力。
孙维世说：“你走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和同学们都来送你。”
两个年轻人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这样分手了，他们都不时地回过头去，向对方挥着手——那是年轻而纯洁的友谊，那是分别时美好的祝福，那是青春岁月里清泉一样清澈的心灵在诉说。
手风琴伴着动听的俄罗斯歌曲还在不断地从人家的窗户里传出来：
长夜将过去，天色蒙蒙亮，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岁月的长河是那样的漫长，等到孙维世再次与林彪见面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个人的一切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