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桃花在明媚的春光下绽放，灼灼烂烂，如云似霞，织满大地。
李贞白约孙炳文一同去看桃花。
李、孙二人沿着郊野的田埂走着，家乡的春天令他们沉醉。可是那些不远处的小路上，拉家带口推着“鸡公车”（旧时四川农村推的一种独轮车）外出逃春荒的人群，却让他们感到心碎。如此美丽的河山，何时才能真正地使这些饥民安居乐业呢？
李贞白对孙炳文说：“炳文，你最近有时间吗？”
孙炳文说：“我是一个闲人，时间总会是有的吧。”
李贞白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茶馆里分别时说的话吗？”
孙炳文说：“记得呀。”
李贞白说：“那好，过几天我带你去见他。”
孙炳文高兴地说：“好啊好啊，他在什么地方？”
李贞白笑着说：“最近他的部队换防到四川来了，驻扎在泸州，我带你去见见面，保证你们会‘一见钟情’。”
李贞白的话说得孙炳文哈哈地笑了起来。
几天后，孙炳文处理好了一切事情，向哥哥说明了去向，就跟随李贞白来到泸州。
泸州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汹涌澎湃的长江水从城边奔涌而过，不时翻腾起层层浪涛扑向山崖。泸州城外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乃川南之门户，兵家的必争之地。
朱德在此之前早已得到李贞白来信，说是将带一位可信的朋友来与他相会。当与孙炳文见面时，便如同熟人一样地紧握双手，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当晚，朱德设宴为二位洗尘。
席间谈到国事，孙炳文谈及自己的看法，立刻得到朱德的认同。三位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投机，一桌酒席，竟吃到月上三竿，鸡鸣三声。朱德、孙炳文深感相识太晚，第二天午饭之后再次倾心长谈。
朱德知道孙炳文仍在家乡的学堂里教书时便问道：“既然你立志报国，何不出来共同奋斗？”
听了朱德的话，孙炳文说：“我也早想出来，只是现在没有机会。”
朱德说：“我倒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不知你愿不愿意？”
孙炳文问道：“不知朱旅长指的是何机会？”
朱德笑道：“你看看我这里怎么样？”
孙炳文一听十分高兴地说：“到旅长这里来谋事，我当然愿意，只是我一介书生，恐怕对旅长的军事无益。”
朱德哈哈地笑了起来：“我这里别的不缺，缺的就是你这样的有识之士。你如能到我这里来，我就有了个志同道合的帮手，我们也可为国家民族多做一点事情。”
李贞白见朱德一片真心，就对孙炳文说：“既然你们志同道合，何不一起扶助，相互支持，共图利国利民的大事？”
事情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孙炳文不便推脱，本来他也认朱德为一难得知己，能在一起共事，当然是最好不过，于是便同意了这份邀请。
孙炳文说：“既然朱旅长如此厚爱，那我就领情了。只是手上还有一些事情，得等处理完后才能前来报到。”
朱德畅快地说：“只要你同意了，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这里一定虚席以待，只是以后不要再叫我朱旅长了，你我志同道同，便以兄弟相称。”
于是，二人互通了出生时日，孙炳文于1885年出生，朱德1886年出生，朱德对他便以兄长相称。
数月之后，孙炳文赶赴泸州，来到朱德旅部。
朱德聘请孙炳文为所在旅部的咨议，协助他管理军政事务。
自从得了孙炳文之后，朱德如鱼得水，大凡军政要事，二人必共同商议。为了支持朱德，孙炳文接着又推荐了学识渊博的朱青长、欧阳历清到朱德旅部充实幕府，共商军机；接着孙炳文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在亲属中动员子弟到朱德部队习武从军，以充实朱德部队的实力。
孙炳文不但帮助朱德扩充军队实力，还帮助他建立地方政治，加强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疏通各种民意的渠道，听取民众的呼声，很快便提升了这支部队在泸州的声望和在民众中的地位。
看到这些变化，朱德心里非常高兴。
一日，朱德刚巡视军营回到驻地，孙炳文就拿着几本杂志来找他，并对他说：“我们军人，不但要习武，也要学文，才能辨明方向，这里给你拿来几本平时我最爱看的杂志，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当孙炳文将那几本杂志放在桌上时，朱德的眼睛不由一亮，高兴地说：“我的伙计，好得很！”
就这样，在孙炳文的推荐下，朱德只要军务不忙，就会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读这些杂志。后来孙炳文又将自己喜欢的陈独秀、李大钊的相关文章推荐给朱德，共同的理想使两个人的心越贴越近。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很快这个爱国浪潮便波及了远在川南的这座军营。朱德与孙炳文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谈国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时常从深夜谈到天明。
许多有识之士与他们一样，也在探寻国家的前途与未来之路，各种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和斗争。中国向何处去，是摆在那一代中国人面前的一道严肃的考题。
在五四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孙炳文心中逐渐萌生了出国的意愿，他认为，“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是怎样维护自己的独立的”。
孙炳文多次将出国学习的想法告诉朱德，朱德对此表示赞同。可是，对于朱德来说，要想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考察，了解别国获得独立与自由的艰难过程及其政治思想和制度，就得放弃现在获得的地位与军权，就得一切从头开始。
对国家民族的关心远远地胜过了个人的得失，朱德表示，只要能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自己的一切都可以放弃。
孙炳文看着朱德坚毅的面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朱德不由看了看面前的这位兄长，有些犹豫地说：“可是，我们都走了，你家里的孩子与夫人怎么办？”
孙炳文说：“国将不国，何以家为？我自己的事好办，只要小弟下了决心，我们就尽快地做准备。”
1921年，妻子任锐生下一女，孙炳文为其取名光英，后改名维世，即维护世界和平之意，可见对她所寄予的希望。
妻子任锐，小名纬绅，河南新蔡人氏，其父任芝铭。任锐曾在辛亥女杰马青霞创办的尉氏县华英女子学校就读，接受了新思想。
孙炳文思想激进，抱负远大，对儿女的取名也都不俗，更是不同于当时的许多人家——三个儿子：孙宁世、孙济世、孙名世，两个女儿：孙维世、孙新世，个个名字都很响亮，也可以说这是他理想与抱负的寄托。
这年，孙炳文与朱德商量后离开成都，带着妻子任锐和儿女去了北京，做出国前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