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学生
不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一接班，都会发现学生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品质行为也存有不小差异。尤其是没有经过选拔考试自然编班的班级，学生差异更大。知书达礼、学业优异的学生和调皮捣蛋、学习困难的学生往往差异巨大，令人感喟。
面对眼前学生的客观差异，尤其是面对后进学生，把他们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还是看成动态发展的，是检验一个教师是否真正具有辩证思维的试金石。
当一个优秀学生和一个屡犯错误的后进生同时出现在教师面前时，尽管两人此时都没有做令教师不愉快的事情，教师看待他们的目光中如果包含的感情不同，那么这个教师很可能已经把后进生定格在“难以改变”上面了。
当一个教师思维简单，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学生时，某些特殊学生的命运就已经被确定为不幸了，这同样是教学的误区。
某教师认定初中二年级学生张某是个“坏家伙”，经常故意和老师作对，故上课时对张某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有一天，张某忽然消失在座位上。原来他低下身子，避开老师的目光，偷偷和邻座同学交换小玩具。某教师发现后让他和那个同学站起来。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东瞅瞅西看看，而另外那个学生站得很好。鲜明的对比令某教师火冒三丈。
“不愿上就回家！”某教师气呼呼地走到他身边，拉出他的书包把桌上的文具往里面装，“没人求你来上学，想玩回家玩，别在这里影响别人！”
下午，张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某教师的办公室，不断对某教师道歉：“老师，孩子不懂事，让您受累生气了。他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以后不敢了。快，来给老师认个错！快点呀！”
家长说着，把张某拉到老师跟前。张某嘴里咕哝着勉强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不敢了。”家长马上脸上堆笑对某教师说：“老师，看在我老脸的份上，原谅孩子这一次吧。快上课了，我送他去教室，行吧？”
事情总算解决了。可是过了几天，张某上课又出现了问题，态度不好，还再次被某教师“撵回家去”，又被家长送回来。如此几个反复，家长再也不好意思来了。张某从此流落到社会上，结交了一些“流里流气”的家伙，经常参加学校附近的“敲诈学生钱财”和斗殴。
同样是张某，如果换了一个教师，而这个教师与某教师的教育理念不同，深谙学生教育之道。他对张某就会是另外一种处理原则与方法。
事情可能会变成这样：有一天，张某忽然消失在座位上。原来他低下身子，避开老师的目光，偷偷和邻座同学交换小玩具。教师发现后请他和那个同学站起来。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东瞅瞅西看看，而另外那个学生站得很好。教师并不理会他，摆手让另外那个学生坐下了，说：“某某同学站得很好，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已经认识到了刚才做得不好。”
这样做无疑是提醒张某。一般来说，换成其他学生，大都会立刻站好，争取早点坐下。但张某积习难改，仅站好了不到半分钟，就又开始东瞅西看。下课后，教师把张某叫到外面，语气平静地对他说：“就不耽误你课间休息了，你放学后等我一下，咱俩仔细聊聊。”
放学后，教师提前来到教室，把已经收拾好书包打算“溜号”的张某叫住，带到办公室，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自己办公桌旁边，请张某坐下，开始了一番长谈。
谈话是从征求张某对教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开始的，谈到了张某上课违纪对周围同学和自己学习的影响，谈到了老师提醒后张某还不能认识错误的危险性，表扬了张某在另一个同学坐下后曾一度站好所表现出来的可贵改错精神，以及其后的不良表现和已经答应放学后留下与教师聊聊，却打算溜走的失信是多么可怕。最后，教师对张某说，你是个好孩子，暂时有点问题但不影响未来的进步，相信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相信各位教师看了以后会得出自己的判断：在这位教师的教育引导下，张某还会不会“流落社会”，变成一个在学校附近“敲诈学生钱财”和斗殴的不良少年呢？
教师应当谨记：我们面对的未成年学生，仅仅处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与我们为师生关系的特定阶段，他们会继续他们的人生成长。他们目前的后进状态，是过去诸多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一生下来就形成的。他们令教师痛心的一切都可能因“诸多后天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教师还应当谨记：他们可能而且应当与其他孩子一样拥有美好的未来。未成年人可塑性极强，经过我们顺应其成长规律的耐心教育，即使他们的学业不能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品行也会令人称道。相反，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顺应他们成长的规律，那么他们美好的未来就只能是一场梦。如果我们的“教育”恰好是把他们推向深渊的“教育”，就真正毁掉了这些原本纯真无邪暂入歧途的孩子。
这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有了这种眼光，教师就不会用厌恶的目光将后进生看成不可救药的异类。有了这种眼光，教师就会不断研究育人的规律，审慎地思考自己的教育方法，唯恐阻碍后进生的转变，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了这种眼光，教师才会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有眼不识“泰山”
作为一个老师，应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可现在一些学校、一些教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对待学生成才问题上陷入误区，用单一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学生，作为其今后成才的唯一标准。
美国一名叫费伦的精神科医生曾追踪调查过95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从他们的大学到中年，调查结果发现，这些高智商的一流名校毕业生，成为商业总裁的，往往不是最赚钱的人；成为教授，也不是最有贡献及最受肯定的一群。因此他得出：智商与个人成就及相关的生活并无太大关系，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当人们的智商达到某一个标准后，成功与否取决于智商以外的经验及其他现实的能力。
我们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才。所谓人才，首要的条件是“人”，然后才是“才”。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人才，首先应会做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其次是具有精湛的技术、过人的本领、丰厚的学识。
人才不一定就要有高学历。
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书画大师、文物鉴定大师，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但其学历只是初中肄业。起初，他到辅仁中学任教两年，尽管课教得不错，但后来校长因其没有大学文凭而将他辞退。没有工作的他只能靠卖字画、做家教来维持生活。后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发现了他，聘请他到学校教国文和美术。由于他不是科班出身，陈垣校长就教他如何根据学生的需要组织教学、教会学生，并让他到自己的课上去观摩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拿启功的话来说，他在陈垣的发现和帮助下成为了当时大学里的“中学生副教授”。
上面这个案例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是否有一定的启示？这需要我们对人才有正确的定位，同时也应该具有担当“伯乐”的智慧。
在我们的眼里，究竟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从我们的实际看，学校也好，教师也好，一般说来都是喜欢那些“听话”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听话”训练，把是否听话作为评价是否是“好学生”的标准，只要“听话”，就会得到教师的宠爱，就有可能被教师指定为班干部，就有可能被教师确定为“三好学生”。这种标准带来了什么？表面上看学校有了规矩，有了秩序，出现了所谓的“井井有条”，学生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学生为了“听话”所付出的是什么？是独立创造精神的缺失，是个性发展的限制、甚至扼杀！当然，我们不是放纵一些学生没有原则、没有条件的“不听话”，也不能容许那些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破坏行为。但是，对于一个正处在成长阶段的学生，我们的“听话”标准是否体现了“以生为本”？是否考虑到学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他有着人性所具有的那些天性，他们与教师一样有着共同的需求，然后才是一个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
学生不是被教师任意摆布、操纵的机器。
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假如管教到了极度严酷的地步，也可以治好目前任性的毛病，但是接着来的常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丧的毛病。那时，你便算是丧失了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却换来一个心情沮丧的家伙……实则这种儿童终生终世对于自己和别人都是没有用处的。”“放荡的青年，都是生龙活虎一般，精神十分饱满的。一旦走上社会轨道，常常可以变成一些能干、伟大的人物。心情沮丧的儿童就不然了，他们的态度是怯懦的，精神是抑郁的，很不容易振作起来，极难做出什么事业来。”
当然，学生并不是不需要任何约束，恰当、有效的约束是必要的，关键是我们在实施“约束”的同时却缺少了必要的理解、关爱，缺少那些能够唤醒人性的真正的教育，缺少那些让受教育者感觉到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条简单而明智的真理，这就是：“你向自己的学生提出一条禁律，就应该同时提出十条鼓励——鼓励他们从事积极的活动……不需要处处用禁律去约束孩子，而要解除对他们的这种禁律，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鼓励他们去活动。例如，用不着教训孩子说：‘不许摘校园里的花！’而应当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应当在校园里栽一株花，精心地去照料它’。”
检讨、反思我们的教育，错误的人才观比比皆是。如：只见成绩不见人的“分数至上”观；以教师为中心的“强制压服”观；师道尊严、对学生冷漠的“保持距离”观；用一种统一的模式机械地衡量每一位学生的“平均发展”观等等。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人才的概念与人才的定位。
有人曾对世界前五百强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它们的人才标准只有三个：知识、能力和业绩。这三个要素表达了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所做的贡献三个方面的内容。相比之下，我们的人才标准太片面和机械了。人才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需要不断地丰富其内涵，新的人才标准应该越来越接近实际意义上的人才概念，如：不仅要看那些显性的东西，还要考虑那些“潜在”的东西；不仅要看到那些具备学历、职称的人群，还要看到那些没有学历、职称但有专门技能的人群。要构建一种新的人才评价标准，即以市场对人才的认可度为依据，以能力高低和业绩大小为重点，以薪酬水平为重要参照。
宽容与慧眼往往会造就成功。
《知音》杂志曾刊登了流沙的一篇题为《温情罚款》的文章，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警察是自行车爱好者。一天清晨，他在大街上巡逻，突然发现一辆自行车飞速朝他驶来。他下意识地拿出测速仪，测定那人的速度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骑车人根本没有发现有人在测他的速度，在大街上开始加速，车像一匹野马一样向前冲来。
测速仪显示的速度已经超过限定速度，他违规了！警察又感到惊讶：天哪！他测到的数据竟是汽车的速度，也就是说，刚才那位车手的速度超过了汽车，他有点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把自行车骑得像汽车一样快。他把那个骑车人拦住，发现车手是一位15岁的孩子。
警察把测速仪显示的速度告诉他，并指出他违反了交通规则，要对他进行罚款。警察让孩子把学校地址告诉他，否则要重罚。孩子告诉警察，他是哥本哈根一所学校的学生，因为赶着上学，所以骑快了。警察说：“那你先上学，以后我会同你联系。”
不久，那个孩子的学校接到一封信，信来自哥本哈根最著名的自行车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曾经培养过许多优秀的自行车手。信中说，欢迎那个叫斯卡斯代尔的孩子参加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切训练条件，信中还夹着一张警察测定的速度单。
学校也鼓励孩子参加自行车俱乐部。
4年后，斯卡斯代尔成为丹麦的自行车赛冠军，并在奥运会上拿到了自行车赛冠军。这是丹麦自行车运动项目上的第一块金牌。
作者感叹道：这位警察的宽容、慧眼成就了一位体育天才。
作为教师，面对一些出错的孩子，究竟该用什么眼光来看待？特别是那些有异常表现的孩子，凸显出其个体智能的孩子，我们是像伯乐那样去赏识呢？还是要一味地指责，用一种现成的标准去衡量，使学生成为没有个性的庸人？
教师，请擦亮你的眼睛！
编排座位不以科学性为标准
新学期开始，编排座位是班主任必须做好的一件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班主任并不按照科学的标准来编排，而是走入了误区，或者说编排座位带有歧视性。
第一种误区，按成绩好坏来编排。
有些班主任为了追求本班文化课考试成绩的提高，常常在期末考试前对学生许愿，下学期全班按照上学期期末各科总成绩排名来重新排座位，名列全班总成绩第一名的同学有第一个选择座位的权利，第二名有第二个选择座位的权利，以此类推，最后一名具有末位选择权。
第二学期一开学，全班学生就在教室外背着书包列队站好，班主任从第一名开始点名，被点到名字的学生进教室坐到自己最喜欢的视线最佳的座位上。考试名次位居前列的学生欢天喜地，击掌庆贺；考试成绩居后倒数的学生垂头丧气。最后，他们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到教室最后一排无人问津的座位上。
最早听说这种“座位按考试成绩排列”，大概有十几年了。其后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不少班主任都尝试过这种办法。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是，把“学习好的学生”安排在听课效果佳、采光效果好、远近适中的座位上，而学习差的学生不是在最前面就是在最后面，要不就在前排“练斜眼”的两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