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熟识的画家曾就重庆和成都两地男人的性格做过这样的对比：倘若自己的女人被人调戏，重庆男人二话不说，拖起板凳就向调戏者的头上砸去；成都男人则把平息事端的希望，寄托在调戏者自我道德的束缚上，若此君太不自觉，他们也只是悻悻然，绝不贸然动手。
这话很毒。如果那个画家不是上溯八代皆为成都人，我就有理由认为他是对成都男人的恶意诽谤。可是，不仅他祖祖辈辈都是成都人，话还说得相当真诚，绝无损人的讥诮。在座的另一个不拘行节的朋友质问他：你遇到过这类事情吗？画家舔了舔嘴唇，静默良久后说：谁都有可能遇到，如果他的女人长得太漂亮的话。事实上，他的女人就被誉为芙蓉花。芙蓉花是成都的市花。
如此，大家就严肃起来了。从画家无奈的神情看出，他深恶缺乏血性的性格，痛恨自己不能像重庆男人那样，豁出一条小命，保护自己美丽的女人。但是，性格已经铸就，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还是细胞的时候，父亲就在祖先的大河里磨平了他的骨头，从母体内挣脱出来，他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就是温驯的，第一声啼哭就像成都大平原一样没有起伏。因此，不管怎样有意识地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棱棱峭峭，一到关键时刻，就还原为本来的面目。
于是，几个惯于思辨的人，不再就事论事，讨论起重庆男人和成都男人之所以有这种分别的缘由。重庆和四川东北部居民都是巴人后裔，巴人生活的地域集中在丘陵地带，丰富的水资源使之成为一个水上民族，以渔猎为生，以弓弩为图腾；瑰丽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得山水之滋养，疏阔流动，乐观开放，能歌善舞。《楚辞》记载的“下里巴人”，就是巴人用于合唱的上古民歌；《风俗通》记载的“巴渝舞”，则是巴人聚族狂欢时的集体乐歌。浪漫的巴人甚至在临阵杀敌时依然纵情歌舞，刘邦称巴渝舞为“武王伐纣之歌舞”，他平定三秦时，招募巴人为前驱，且舞且战，每每得胜。这种传奇行为和浪漫激情是其他人群难以想象的。同时，长期的迁徙又使巴人具备了不畏艰险的韧劲。与巴文化的“水性”相对，蜀文化则更重“土性”，这种文化传统由上古蜀人建立，主要集中于成都平原。西周时代蜀王杜宇就曾“教民务农”，秦代李冰为蜀守，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荒年不再，“天下谓之天府”。这种发达的农耕文化，使蜀人恋土重迁，四面重山中为盆地的地理环境，使他们视交流为畏途（李太白的《蜀道难》可为反证），最终形成了重现实轻幻想、因循保守、亦庄亦谐、自足孤立、隐忍退让的集体性格，这种性格，在男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对这一段很有文化的阐发，画家却大摇其头。他虽然以线条和色彩表达思想，但读过的文史哲一类书籍，不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少，而且见解也似乎更加犀利。他反对动不动就从历史中寻根的做法，认为天底下的工作没有哪一种像“寻根”这般简单而粗俗。比如上面的那一段文字，不管查阅了多少典籍，经过了多么艰难的整合，大体上说都是抄来的，有什么事情比抄书更简单？农人种土豆，虽都是土豆，可今年的土豆和去年的土豆毕竟不同，必须年年种，才会有新的土豆产出，如果农人把去年的土豆翻出来，自欺欺人地说成是今年种的，就只有等着饿死。尤其是“集体性格”一说，让他极为反感。男人的性格就像女人的脸，美有不同的美法，丑也有不同的丑法，既然没有集体美，也没有集体丑，哪来什么集体性格？说到这里，还是那个不拘行节的朋友问他：既然如此，你何必要说重庆男人和成都男人？你干脆就说自己，不就免去了我们费心劳神地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吗？
这句反问是有力量的，画家终于沉默下来，我们也不再讨论这件事。
一年过后，我由巴人区迁到成都，也就是蜀人区。我始终没有忘记画家的话，没有忘记我们的那次讨论。闲暇时光，我爱到各处走走，熟悉成都人的生活习俗，更重要的是研究成都人的性格。女人的性格是大同小异的，男人的性格却千差万别，正由于此，文学作品中写女人，多从感情入手，写男人却从性格入手。点滴的生活中当然浸润着人的性格，但是，它到底没有在极端事件中表现得那么充分和深入，这也正是文学作品多把生活戏剧化的原因。怀着一种并非恶意的冲动，我想看到画家描述过的场面。但是，我到成都已两年有余，大大小小的场合也都去过，如此邪恶的事件却一次也未遇上。
然而，我却遇到了另外的事情——男人毒打女人。
不是遇到一次，而是多次。
仅说其中的两次。一次是晚上九点左右，我到街上散步，背后突然传来不寻常的声音，回头一看，是一个男人的手掌打在了身边女人的脸上。紧接着，男人的拳头在女人的头、背乃至前胸一阵重击，不像打女人，而像打沙包。女人不是沙包，于是坍倒了。从情形上判断，他们是夫妻，为了一件小事，男人动怒了。第二次是下午，我到一家音像店买CD碟，旁边饭店里传出吵闹声，有许多人围观，我也凑过去，看见一个戴了耳环、二十五六岁的女子正跟店主吵架。店主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粗壮男人。他们在争吵中向好奇的观众道明了缘由：那店主向女子借了钱，说一个月还，可而今三年过去，却没有还钱的迹象。以前，每隔三两月，还向女子解释一下，现在解释也懒得。听众都觉得店主无理，他向女子借的钱不过三千元，他的饭店生意不错，还三千元易如反掌。有几个好心人劝店主赶快把钱给女子，免得影响自己的生意。店主听说要影响生意，抓住女子就打。他一拳头就把女子的耳环打飞了，不知是打断了链条，还是打破了耳朵，之后手脚并用，在女子身上乱捣，女子原本站在两级石梯上，现在扑倒于街面，挣扎着要起来，店主却抓过一张木椅，往女子的背上一放，再坐到椅子上去！
（成都双流县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子被一男人当街活活打死的事件，我跟全国人民一样，从新闻上知道了，但我没有亲见。）
我想，许多人都见过男人打女人的事情（越是粗俗的社会和野蛮的人群，打女人的事就越有可能发生），但是，先不说谁有理，在并非你死我活的情形下，把女人打得这么狠的，还并不多见。
自己的女人被人调戏，只敢红脸，而不敢劝阻，更不敢与非礼者拼命，可在其他女人面前，却一阵狂轰滥炸，大显威风，这当中贯穿着一条共同的原则。这条原则让男人显得很卑微，很可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试图像先前一样，从地理环境和旧有习俗中去寻找渊源，可怎么也找不出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打女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曾经几乎是全世界男人的“集体性格”。可现在很多人都改邪归正了，这里的男人何以还没转过弯来，且打得这么毒？
有人问：成都的女人是否特别的不逗人爱？
这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女人只要不是天生邪恶，都有其可爱处，何况成都女人虽不善于打扮，性情却极是温顺，李笠翁盛赞的“态度之美”，在我看来，莫过于成都女人。她们说话的腔调，如羔羊一般，充满了对世界的信任和依赖感。我有一个陕西汉中的熟人，每次见面，他都要说起成都女人声音的美，“醉人啊，”他说，“听她们说话，你觉得满天都飞翔着和平鸽！”
问题不出在女人身上，而出在男人身上。对这里某些男人的行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们在另一个好色男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使之心理失衡，于是找女人发泄。
不懂得保护女人的男人，就不配享有女人的爱情。女人用她们的姿容，更用她们的爱情，使世界变得美丽。女人给予世界的，往往不是财富，也不是智慧，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心情、一个念头。我这样说，可能要招致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但是，我相信日本池田大作在他的《女性箴言》中说的话：当女性对男性在事业上怀有竞争意识，她们就自己制造了男女间的差别。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畴，因此不深说。我要表明的意思是，如果男人连女人都不愿意保护，那就是破坏了世界的心情，打乱了自然的秩序，是对自己性别的侮辱，更是对文明的反动。
最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见的无数次男人毒打女人的事件中，女人虽打不过男人，可没有一个女人流过眼泪。上文举出的第二个例子，那女人被打得多惨，旁人将她扶起时，她膝盖处的裤子全磨破了（很厚实的牛仔裤），她的耳朵、下巴、手掌都流着血，可她竟没有流一滴眼泪！
女人遭受毒打却不流泪，让我感受到极端的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