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艺术界的人非常熟悉这句话，仿佛它就是真理。事实上，实际情形远比这复杂。一方面它是对的，比如川端康成，一度痴迷于西方的现代派手法，但他终于认识到，他血管里的声音属于东方，属于日本，于是他摒弃不适合自己的笔调，清楚而又空灵地传达东方的气息和日本似的忧伤，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它又显得轻率，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糟粕，糟粕并不属于世界，因为世界不需要这些；哪怕能引起短暂的好奇，好奇之余，就会丢进垃圾箱。
由这句话生发出另一句话：“越具有地域性，越具有全国性。”同样可疑。读鲁迅的小说，我们能看出什么地域性？狂人、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他们生活的环境，最多能从一言半语间嗅出是南方，甚至这个也嗅不出来。鲁迅连方言也不用。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一会儿彼得堡，一会儿莫斯科，但我们几乎无法从他的描写中识别出这两地的地域差异。
可见，要让文学具有全国性或者说世界性，更需考量的，是情怀、洞察力和思想深度。